作者｜萧公权（1897-1981）

著名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社会制度等课程。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旬，我参加康乃尔大学的毕业典礼，正式结束了我二十四年（十三年在家塾从师，十一年在学校肄业）的学生生活。在这求学的过程中，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成了逼近三十岁的壮年人。据说英国文捷学院（Winchester College）的校训是“不学不去，不免夏楚”（aut disce, aut discede; manet sors tertia, caedi）。我既不继续求学，当然应该离去。纵然没人会施夏楚，我并无逗留的理由。我从容地办理手续，收拾行装，辞别师友，在一个七月中的阴天，首途归国。在漫长的旅途中我曾检讨留美求学的结果。我自问，在这六年当中，我得着了什么？

最显而易见的是：我走完了大学教育的历程，猎取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学府”规定的某种学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既做不到无学位而有学问的境界，也没有骗取假学位的技巧，只能走上学问未真而学位非假的这一条路。

由于自己的兴趣所驱使，在师友策励之下，我在六年当中获得一些有关西洋哲学、历史、社会、政治的片段知识。哲学是我的主修学门，但所知不能深广。稍可引以自慰的是我对于西洋文化尚能略知其梗概，对于西洋学术尚能略窥其门径，对于研究学问的方法也略有所领会。换句话说，六年的留美让我建立了今后学术工作的初基。还有可以引以自慰的是，我认识西洋文化的优点，却不鄙视中国的固有文化，以为毫无价值，必须悉与抛弃。“全盘西化”的主张者对于中西文化未能充分了解，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我相信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要用虚心的批评态度同时去检讨中西文化。囫囵吞枣式的中国文化论——数千年的文化积累必须一笔勾销或不合时宜的“国粹”应予全部保留的主张——我们不能接受。我出国以前读过的一些中国书，也得到一点实际生活的亲身体会。由此我得到一个认识：中国文化当中固然有不合时、不合理的成分，但也有若干观念仍然有现代的意义。例如“民惟邦本”“天视自我民视”“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乃至“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等，在今日任何“文明的社会”里都可以适用。根据这认识，我立了一个志愿：我今后要利用留美所受的一点训练，所得的一点知识，去从长研究中国文化。我在美国曾研究西洋政治思想，我回国后的主要工作当是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

就我在密苏里大学和康乃尔大学观察所得说，那时候美国大学的学风是比较健全的。（密苏里是中部的州立大学，康乃尔是东部私立大学。其他各地大学的情形虽然不一定与这两校相同，但也不至于相差甚远。）教授们多能专心治学授课，本科和研究院的学生多能用心读书。在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环境之中，青年知识分子很少做“政治活动”。我在密苏里大学第二年（一九二一年秋天）一个美国学生约我去参加马克思主义讨论会。我为好奇心所驱使，同着他去参加。到会的不过十几个人，讨论也不精彩，不久这会就无形地瓦解了。各大学中有不少学生因为家里的经济不宽裕，一面做工，一面求学。他们断然不肯虚掷光阴，荒废学业。这不是说美国大学生都“少年老成”。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多半还保持着中学生的幼稚心理和淘气的习惯。每年秋季一年级新生入校之后，在一定期间，照例要受二年级学生的种种侮弄。等到次年他们升入二年级，就可以把自己受过的待遇，“如法炮制”或“花样翻新”转以加之于新来的一年级学生。（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这种风气无形中归于消灭。近几年来，美国若干大学中有少数“活动分子”批评学校的措施，提出当局碍难允许的要求，继之以罢课示威，聚众叫嚣，破坏秩序，侮慢师长，甚至盘据或捣毁办公室。三四十年前的淘气学生比他们驯良多了。）各大学中有少数男女学生加入“兄弟会”（fraternities）和“姊妹会”（sororities），目的是便利社交，寻求娱乐。据说有些兄弟会要“兄弟”们汇存大小考的试题，积之既久，每一教授历年所出的题目都“有案可稽”，便于揣摩。甚至设法取得试题的正确答案，以供成绩较差的参考，以免应试时不能及格。这种近乎作伪取巧的办法，如果有之，确是求学的魔障。

美国的人情我也曾加以肤泛的观察。我所得的印象是中部的人比较上朴质而忠厚，虽然和南部各州的人一样，他们一致歧视黑人，在黑白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例如黑人不许住白人的旅馆，进白人的餐厅，坐白人的公共电车。可伦比亚的电影院卖票给黑人，但只许他们经由一道狭而且陡的楼梯到为他们特设的简陋座位上去看。［有人开玩笑地叫这坐场为“黑天堂”（Black Heaven）。］黄种人偶然会被轻视，但尚不受歧视。极少数未受教育的美国人会称日本人为“假仆”（jap），中国人为“侵客”（chink）。绝对多数的中部人士不但不歧视亚洲各国的学生，而且往往善意地结交或照拂他们。有些居民时时约我们中国学生到他们家里去进晚餐，吃茶点。餐厅、旅馆当然任我们随意照顾。这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并不限于可伦比亚的人士。例如我在爱文斯敦，到餐馆去接洽“跑堂”的工作时，老板说：“你的待遇，完全和他们一样。”（“他们”是其他几个在餐馆工作的白人。）也许是由于工商业高度发展的影响，美国东部和各地大都会的人，一般说来，对人接物不及中部人的友善和恳挚。他们对东方人的态度大概倾向于冷淡而不显示轻蔑。六年留美的期间，我不曾在西岸、西北和西南各地住过。但听说西部各州开辟最晚，人情比中部更为敦朴。我在康乃尔大学肄业第三年的房东怀欣滕教授夫妇的原籍是阿里冈州（Oregon）。他们俩十足地代表西部人士的风格。十九世纪末年西岸排斥华工，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一个污点。但推原其本，起于经济利害的冲突，不是纯粹的种族偏见作祟。

美国人最显著的长处是抱乐观，有朝气。他们奉行“天助自助者”的信条，不肯无报酬而工作，也不愿无功而食禄。到可伦比亚不久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同着一两位中国同学在住宅区街上散步的时候，遇着一个大约四五岁活泼清秀的男孩。我们招呼他，他很有礼貌地与我们谈话。我送他一个小银币去买糖吃。他说：“谢谢你，先生。但我不曾为你做任何事，我不能接受你的银钱。”这位小朋友的话可以算作“美国精神”的一种说明。［罗素在他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 ）这本书里曾说“美国精神”（Americanism）不过是“清洁的生活、清洁的思想和奔腾的活力”（clean living, clean thinking, and pep）。作者所说虽意存讥刺，却是言之有物。］这种努力迈进，自求多福，一介不轻取与的心理，可能一部分是十七、十八世纪殖民者的遗风。他们远离祖国，到新大陆去寻求宗教自由。登岸定居不久，又自东徂西，跋山涉水，去开荒立业，并且随时随地，与印第安人做生死的斗争。这比中国传记所载记楚人立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经历，其艰险大有过之。后来国基稳固了，生活也安定而渐富裕了，殖民时代的奋斗精神随着环境的变迁而转为重实用、乐进取的心理。（杜威哲学可以说是这种民族心理的升华结晶。）这种心理也有些短处。不慎选目标而追求进步，有时会转为喜新好异，把新异的当作优越的。美国一般人喜新厌故，有点像小孩子。此外他们求效过切，有时养成一种少耐心、期速成的幼稚心理。美国从开始殖民到世界大战，历时只有三百多年，是一个比较后进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民族。其次，美国多数的人过重实用，有时倾向于一种重物质而轻“精神”的人生态度。技术和经济的进展，逐渐于无形中冲淡了殖民时代的宗教情绪，增加了新世纪物质享受的要求。致富是个人“成功”的主要标的。“白手兴家”，由赤贫而成巨富的人是社会里赞扬和歆慕的对象。在许多欧洲人的眼中，新大陆是机会无穷的福地。横渡大西洋的移民愈来愈多。这些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南欧各国的移民，在种族上和文化背景上与从前来自英国的殖民者有若干差异。种族与文化交杂融会的一个结果是殖民时代留下来的遗风继续冲淡。任何民族经过长久的时间，在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上必然有所改变。一个民族也许会像个人一样，在生存的过程中有童年、少年、壮年和老年的阶段。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似乎正当少年与壮年间过渡的时代。今后是否会像历史上的重要民族一样，由少壮而归于衰老？这是我在旅途中所提出而未能索解的一个疑问。

我对美国的政治也曾做管窥蠡测式的观察。“合众国”是近代国家实行民主政治最成功的一例。十三殖民地的人携带英国的政治传统来到新大陆。地方自治，他们早有经验。宪法保证的公民权利，他们早已享受。美国革命爆发，正因为他们相信祖国政府违背宪法，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一八四二年一位美国法官曾问一个九十多岁，躬与一七七五年康可（Concord）战役的上尉，为了什么农人们要打英国人。他答复说：“我们一向自己管治我们自己，我们并且要一直这样做。他们却想不让我们这样做。”（We had governed ourselves, and We always meant to. They did not mean we should.）这样宁可革命流血，不肯放弃自治权利的“农人”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层柱石。一七七五年独立战争发端，一七八七年联邦宪法制定，一七八八年第一任总统就职，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战争加强了永合无分的国体。此后民生丰裕，疆宇开拓，国力充沛。建国百余年来，从不曾发生过武力夺取政权的现象。四年一次大选，获胜者当国，成为政权和平转移的定制。美国的经历说明了一个事实：富强康乐的政治生活可以径由民主宪制之途而达到。这诚然不能不归功于许多公忠明哲的政治领袖，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具有“政治智慧”的人民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我们也可以说，有了这样的人民才会有那样的政治领袖。

美国的政治大体健全，但仍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疵病。姑举一点来说。美国人有时讥评东方国家里官吏的贪污。其实在民主法治的美国也不免有少数贪官污吏，不过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去行事，而且一旦被人举发便难免受法律的制裁。一九二三年的“茶壶顶”（Teapot Dome）贪污案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内政部长傅耳（Albert F. Fall）假公济私、贪赃舞弊，经参议院调查属实，引咎辞职，旋经法院审明有罪，判了监禁一年、罚锾十万元的处分。同时各方面盛传其他各级联邦官吏也有贪赃枉法的嫌疑。有人认为第二十八任总统哈定（Warren G. Harding）的政府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贪污的一个。（他在当年八月突然死去，总算脱了干系。）他在一九二○年以压倒的多数击败政敌而当选。这一次美国民意的表现，可以说是“谬以千里”。

“唐虞之治”，照中国古书说，是至美尽善的政治。东汉思想家王充“拆穿西洋镜”说尧舜的“太平”是“儒增”的产品。儒者称述二帝的治绩，言过其实，意图引起后人的景慕。王充的意见是否正确，我们不必在此讨论。我认为就人类的经验来看，我们只有彼善于此的政治制度而不曾有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政府是人的组织。组织政府的人（治者和被治者）不是至圣极哲的完人。他们所组织、所运用的政府也必然有缺点。（政府品质的优劣与他们政治智能成正比例。）美国也有贪官，这不是值得惊异的事。美国的民主宪政不是完美无疵的政制，而只是一种比较良好的政制。人民大体上有健全的品性便可以运用这种政制而收到大致满意的效果。健全的人民——这是美国的政治资本。他们有时会误选德能不高的总统、议员、官吏，但这些都不是不可挽救的错误，下一次的选举就是他们改正缺失的好机会。

上面拉杂写出我乘火车由绮色佳到芝加哥途中的一些感想。在芝加哥我改乘大北铁路（Great Northern Railroad）火车去西雅图，然后搭轮船回国。上车不久，发现清华辛酉级同学吴国桢也在车上。他新从卜林斯吞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得了博士，离美回国，与我不期而同乘这一班西行的列车，并且也将要同乘“麦金利总统”轮船（S. S. President McKinley）去上海。我们的座位不在同一节车上。当火车开行了一二小时之后，我离开座位去散步，走进另外一节车里，远远看见许多美国妇女围着一个东方人在谈话。走近一看，才知道吴兄正在用外国纸牌为她们卜问未来的吉凶休咎。他口若悬河，说来头头是道。她们争先恐后，恳求这位“先知”指示前途。

一位与我同乘一节火车的美籍传教士过来与我攀谈。他说他回国休假期满，现在又要到山西太谷去继续传播“福音”。他听见我曾在美国大学得有博士学位，对我十分友善，并希望我们回到中国后彼此保持接触（keep in touch）。第二天这位恩非德先生（Enfield）又来与我闲谈。他很高兴我们将同乘“麦金利总统”号渡海，问我所订船舱的号码。我说：“我没有船舱号码。轮船公司把统舱（steerage）的一小部分隔开，辟为学生舱（students cabin）。我在这舱里预订了一个床位。票价跟统舱一样，真是便宜。”他似乎略有惊讶之色，稍坐一下，便回到他的座位上去了。火车不停地西驰，沿途经过不少风景壮丽的地方。尤其是远望冰川国家公园（Glacier National Park）里的高山，层峰积雪，皎洁空明，颇有玉宇高寒之致，令我胸怀为之一旷。

在西雅图基督教青年会宿舍里住了两晚，船期到了，我雇车带着行李上船。“学生舱”设备极其简单，但尚属清洁。同舱连吴国桢和我共有九个中国留美毕业生。我们互相自我介绍之后成为“同舟共济”的朋友。一日三餐由船员按时送来，虽说不上丰盛，倒也足以可口充饥。除了头等舱客人的领域外，我们可以自由走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都到甲板上去散步，观看海景。（某天上午，我散步时无意中抬头仰望，恰巧同火车的传教士站在头等舱甲板的栏杆里俯首下瞰。四目相对，似曾相识。但他立刻掉头他顾，未招呼我。我当然也不曾招呼他。我那时心想，到中国后“保持接触”的诺言无从实践了。）我们九个人晕船的程度不齐，有的在略有风浪时便不能起身，有的在船身颠簸颇甚时仍旧到甲板上去散步。我们按晕船的程度，把九个人编了号数，从一号到九号。只要看哪一号的人躺着不起，就知道这一次风浪大小的度数。我被排在最后。在西渡太平洋的全程当中，不曾遇着大到九度的风浪。

我们曾到统舱去参观。其中的乘客似乎全是原籍广东省开平、台山、三水等县的华侨。他们或为探望亲属，或为处理事务，由西雅图和云高华（编注：现通译为温哥华）等地回国。舱内人声嘈杂，跟我六年前在旧金山“唐人街”所见的情形相仿佛。有一些人在围着番摊赌钱，另外有一些人在吞云吐雾，吸鸦片烟。我们走出统舱之后，碰着一个身穿制服的船员陪同若干头等舱的男女乘客进去看“支那人”的怪现象。

在民国十五年八月中一个半晴半阴的日子，“麦金利总统”号在上海停轮靠岸。我同着其余八个“学生舱”的乘客下了船，说声再见，便分手而去。公远弟在码头迎候。他知道我在上海无家可归，约我在他的寓所暂住。从民国九年八月乘“南京”号轮船离开上海到现在，整整六年的时光过去了。

本文选编自《问学谏往录》，题目为编者所加。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毋食我黍 2020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