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者，面对当下疫情，64岁的曹树基感慨道：“我们今天防疫工作中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循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迅速查清疫源，截断传播途径，救治危重人群，就是应该这样做的啊！用谎话打乱整个防疫过程，把这三个点全部破坏掉，这是今天我们的代价。”
采写 | 新京报特约记者曾梦龙
和许多人不同，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并未影响曹树基的心态。这段时间，他完成了两篇鼠疫史的论文，目前正在写第三篇，过得充实又魔幻：“如果疫期延长，我可能在疫期中完成这部书稿。这就叫做‘疫期写疫史’。当然，历史与现实对照，很魔幻。”曹树基说。
曹树基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研究领域为移民史与人口史、疾病史、社会经济史与中国当代史，著有《鼠疫：战争与和平》《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等，编有《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石仓契约》等。
《鼠疫：战争与和平》，曹树基、李玉尚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
他生于1956年的江西鄱阳，在多个研究领域内有开创性著述。其中，《鼠疫》是中国大陆学者首次对中国鼠疫流行的详细讨论。他和合作者李玉尚分别从鼠疫史的方法论、鼠疫流行模式（战争与和平时期）、环境变迁与国家医学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的鼠疫流行历史。而且，他们不仅就鼠疫流行与中国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解释，还对700余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提出新的解释模式。
曹树基觉得，某种意义上，我们既可以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本质视作生态的变迁，也可以将百余年来生态变迁的本质视作社会的变迁。近代以来即已发生、迄今仍在展开中的全球化进程，就是生态变迁与社会变迁互为因果的过程。
最近这些年，由于许多新资料的出现，他展开对侵华日军鼠疫战的研究，认为是被人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真实。这也是他疫期主要做的事情，“天天在翻、在抄、在想、在写”。
以下为新京报与曹树基的访谈节录。
01
今天的学术界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所笼罩
新京报：疫情期间，每天你是怎么度过的？
曹树基：主要就是写作。疫情期间，亦即寒假，我写了2篇鼠疫史的论文，主题是关于20世纪40年代侵华日军鼠疫战，现在写第3篇。从去年到现在，我一共完成了4篇关于日军鼠疫战的论文。我认为，侵华日军的鼠疫战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疫期延长，我可能在疫期中完成这部书稿。这就叫做“疫期写疫史”。
新京报：能不能讲讲你整部书稿的思路和想法？
曹树基：2012年，我为《近代史研究》撰文，名为《战后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以前有人认为，1944年云南腾冲的鼠疫流行，是侵华日军散布鼠疫杆菌所导致。我的研究表明，1944年腾冲的鼠疫流行和日本人没有关系。两军对垒，日军采用鼠疫战，他们怎么能够控制老鼠爬的方向？老鼠如果往山上爬，不是爬到日本人阵地里面去了吗？
当然，严谨的学术证明不是这么简单的。当年完整的流行病学调查，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从鼠疫的自然疫源地、鼠疫的流行方向和鼠疫的空间分布特征，我证明这次疫情与日军没有关系。在我看来，今天的学术界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所笼罩，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好好做研究。
从去年开始，我关注浙江衢州、金华、宁波，还有湖南常德的侵华日军鼠疫战。近些年来，这一领域的资料大多数已经整理出版，英文、日文、中文都出版了。研究的条件成熟了。我翻开资料稍加阅读，发现前人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的。
例如，从事实本身来讲，你怎么能够证明日军在衢州散播了细菌？是不是民国时期有人说过，我们就该相信并接受？这一传说，不仅在史实方面有漏洞，在学理上也通不过。鼠疫杆菌如何保存？飘洒中及落地后如何存活？存活后如何让人染疫？目前已知鼠蚤叮咬是鼠疫的主要传播途径，鼠→蚤→人的传播是腺鼠疫的主要传播方式。借飞沫形成“人→人”传播是肺鼠疫的主要传播方式。飞机上散布的细菌，即便存活，如何可以进入这两个系统？夸张一点地说，即使飞机上撒下的鼠疫杆菌落在我的身上，只要不是落在我身上的伤口上，我也不会染上鼠疫。
常德的情况也是这样。当年常德的某医生说，从日军飞机上撒下的谷物、麦子上面检出了鼠疫杆菌，这一说法当时就被现场的其他医生，和以后到达现场的权威学者所否认。问题是，我们的学者只将对他们有利的材料拿出来说事，证明日军有罪，以至于此事变成定论。推翻定论，就是我现在的工作。
这几年，日本方面的资料出来了。有两个日本军人的资料非常重要，一个曾经是731部队的军医，另一个是前线的作战参谋。那位军医留下了一部论文集，那位作战参谋留下了一部作战日记。最近我在疫期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两份日文资料的批评。我庆幸找到了他们的漏洞。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日文资料的虚夸与作伪。
例如在这几天，人们常常讲到“R0”，就是流行系数，说的是在没有任何防备情况下，在没有得过新冠肺炎病毒的人群中，一个人平均可以传几个人。当时的日本军医就用了这个概念，不叫R0，叫Cep。在1940年农安县和大赉县的鼠疫流行中，这位军医称农安的R0为77，而邻近的大赉县的R0高达203，且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这不是胡扯吗？
还有那个日军作战参谋，他将听说的新闻当作真实，事后补记在他的作战日记中。在宁波，当新闻中的事件发生时，这位作战参谋已经调回东京工作。没有办法，他只有将日军飞机散播细菌或跳蚤的时间，提前到他离开中国的前两天。历史就是这样被他们生产出来的。
历史学就是这么有趣，伴随不断的挑战和不断的发现。这个疫期，我主要就是做这项研究。当然，这项研究也令我忐忑。我之所以会接受你们的采访，大谈自己刚完成的论文，原因就是——我想不管在什么时候，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严谨治学，比什么都重要。尽管在十多年前，中国的细菌战官司在日本打赢了，但对我来说，所有的证据都经不住推敲。今天我们采用正确的方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我的想法。
新京报：关于鼠疫战，你说在事实上有很多漏洞，是被建构起来的，能不能再讲讲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为什么要建构这套论述？
曹树基：简单地说，在战争期间，浙江、常德的疫情分别有两个报告：一个是A报告，另一个B报告更严谨，更权威，作者的身份也不一样，证据也不一样，说A错了。但是，今天外面所有人用的是A报告，不用B报告。战时的民族主义与战后的民族主义，共同造成了这一结果。揭开此事的真相，对中国人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但现在这件事情得做，不可能停止，更不可能回头。
1910年-1911年东北鼠疫期间的罹难者。来源：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02
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
新京报：回头来看，你觉得这段时间你在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
曹树基：不影响。我的效率还是很高，大概平均10天写一篇论文初稿。当然，历史与现实对照，就显得很魔幻。每个时代都有人作假。民国时期的老百姓会作假，卫生防疫人员会作假，政府部门会作假，日本军医会作假，作战参谋也会作假。今天的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和有关部门，也公然作假。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交替，实在是很魔幻。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整个过程其实是几层魔幻的叠加，能不能再讲讲怎么理解这个魔幻？
曹树基：具体的例子还是看论文吧。魔幻的叠加，是基于不同的主观目的对客观事实进行改造的结果。客观事实被改造，逻辑被扭曲，即形成所谓荒诞，亦即魔幻。
新京报：这段时间你有读什么书吗？或者看什么电影吗？
曹树基：没有看过电影，每天都是在翻几本资料书，关于日军侵华细菌战的资料集，好几万字，读都读不完，天天在翻、在抄、在想、在写。
新京报：你写过《鼠疫：战争与和平》等非常好的书，从历史角度看，对于此次疫情，你觉得有什么值得讨论的经验教训或者感受启发吗？
曹树基：我们今天防疫工作中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循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流行病学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你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这一个月完全按照这三条原则进行操作。这是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也是很熟悉的历史画面，也是现实场景。迅速查清疫源，截断传播途径，救治危重人群，就是应该这样做的啊！用谎话打乱整个防疫过程，把这三个点全部破坏掉，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代价。
《田祖有神》，曹树基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03
专业人员要在最危险的时候发声
新京报：关于疫情的出现和应对，还有哪些需要讨论或反思的问题？
曹树基：我提倡一种逢数据必算的研究方法，我自己也特别擅长这一点。我们心里都有底，大概多少人的死亡规模，可以估算出来，因为很多参数已经流出来了。现在网络很好，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些很好的文章讲社会救助的力量，像韩红基金会、武汉各校校友会，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机制和状态，这些事情我们都乐意见到。只要信息公开，暂时的混乱都会处理好，一切都应该是透明状况，全国人民共克时艰。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不用太担惊受怕，不用过多地去想官方到底做得如何。
看到最初那些混乱的时候，我就恨核酸检测。一个医院一天就给你发10张检测试纸，后来发100张。湖北出现最让人痛恨的事情是专业人员失去操守，各级疾控中心、医院院长，对于那些说真话的医生进行约谈与训诫……再怎么样，专业人员要在最危险的时候发声。那是他们的职业操守，那是他们的职业道德。疾控中心、医院院长，本来是应该与他们站在一起的。
新京报：关于疫情，你对普通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曹树基：在这个时候，不妨跟着专家的讲解，进入到稍微专业一点的层面，让自己变得丰富起来。这么多时间，知识天天轰炸一样灌过来，为什么不沉下心耐心细致地学习？对普通人来讲，把它作为知识吸收的过程，我觉得有意义。
新京报：能不能给读者推荐一些相关的书或影视剧帮助思考和理解此次疫情？
曹树基：我没有什么书好推荐，推荐他们读我的书吧。
采写 |新京报特约记者曾梦龙 内容编辑 |张婷
值班编辑 | 高贵兵 校对| 危卓
文章来源于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文化客厅 2020年2月19日
今天中午看到一篇奇文。这年头本也不该大惊小怪的，但这奇文偏偏是在如今的防疫期间发的，和宁波八十年前的那场不堪回首的鼠疫有关，通篇的主旨是论历史之假，认为抗战时期各地爆发的鼠疫与日军没有关系，中日学者多年研究的历史结论乃至司法判决结果，都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这个，就不得不狠狠地吐他一槽了！
这是《新京报》特约记者曾梦龙撰写的一篇访谈录：《瘟疫与防疫：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专访曹树基》，发表于2020年2月19日该报的“文化客厅”栏目（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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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曹树基，研究领域为移民史与人口史、疾病史、社会经济史与中国当代史，著有《鼠疫：战争与和平》（合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等。这本书，我是在出版了我的《宁波鼠疫纪实》（宁波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一书后才知道、才买到，当时很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
但看了曹教授的这一通宏论，我非常诧异。我觉得5年前的惭愧实在大可不必，因为看来曹教授至今都没弄明白鼠疫的传播途径，我没参考他的大作，或许因此避免了被带到沟里去的可能后果，应该庆幸才是。
读者诸君请看——
照曹教授这么说，1940年11月初宁波开明街鼠疫的爆发，怪不到日本军头上，难道是自然灾害？
腾冲鼠疫我没了解过，不敢说。不过，曹教授可真敢说，抗战期间的其他地方发生的几场鼠疫是怎么回事还没说呢，就急煞一样地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研究日军发动细菌战、播撒鼠疫的“学术界”指为“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笼罩”，言下之意很明确，那就是“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笼罩”着的“今天的学术界”，就是没有“好好做研究”。这意思差不多是说这些研究成果一无是处了。
继续——
可见，在曹教授眼里，岂但“今天的学术界”，连“前人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对的”。
以上是曹教授对中国方面的批评。再看——
曹教授认为731军医“留下”的“一部论文集”和前线的作战参谋“留下”的“一部作战日记”中所有对日军不利的部分，都有“漏洞”，都不能成为日军放毒播疫的“证据”，是“虚夸与作伪”。厉害不？在曹教授的眼里，731部队只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只是吹牛而已，并非犯罪。
曹教授“批评”完了日本方面的“前人”，又接着揶揄日本方面的“今人”:
连日本的法官判“中国的细菌战官司在日本打嬴了”，也是被曹教授视为葫芦僧判葫芦案的作派，因为“所有的证据都经不住推敲”。
凭心而论，我并不相信曹教授之所以大谈特谈他研究成果的本意，是要“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我还是很好奇：曹教授如此一笔抹煞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日本方面的司法判决，这得对自己智商的自信、自恋要到什么地步啊！
曹教授在当前“（防）疫期（间）”写“疫史”，“天天在翻、在抄、在想、在写”，“效率还是很高，大概平均10天写一篇论文初稿”。但看来他被“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饶晕了头，以为历史、现实都没有真，而抗战时期鼠疫之“真”，只在他的这一通高谈中、只在他的4篇论文里。可惜，论文似乎还没面世，想必连日本反战学者们都在引颈企盼呢。
那么，访谈中的观点，是否逻辑自洽呢？我们来看看——
曹教授说得很明白，中心意思就是“飞机上散布的细菌”，顶多只能引起“肺鼠疫”，但问题是“飞机上撒下的鼠疫杆菌”在让人染疫之前是不可能存活的。言下之意是，抗战时期的各地爆发的鼠疫时，既没有发现跳蚤，也没有“腺鼠疫”。所以，他的“研究表明”，抗战时期各地鼠疫的爆发，与“1944年腾冲的鼠疫流行”一样，“和日本人没有关系”。
别的地方我没研究不好说，就说宁波的那场鼠疫，——带疫菌跳蚤、腺鼠疫，就是首幕亮相的魔鬼啊！对面的曹教授看过来、看过来——
参见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主编《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第8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2月版
这种跳蚤与本地跳蚤有明显区别，钟队长不会认错，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另外在当时的防疫措施中，灭蚤与灭鼠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参见前引《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第58页
俞济民是当时的鄞县县长，1943年作为《防疫概要》一书的共同作者之一，在那本小册子里介绍了宁波抗疫期间灭蚤、防蚤的经验。
祝绍煌、高允升、俞济民编著《防疫概要》第36、37页，商务印书馆1943年1月版
至于跳蚤在鼠疫传播中的角色，曹教授应该是清楚的吧，只是他以为他自己想不出如何把鼠疫杆菌空投到目的地的办法，当年的石井四郎也一样一筹莫展。事实上，被曹教授视为“虚夸和作伪”的石井四郎和日本军医金子顺一的论文集里，“虚夸和作伪”的只是“战果”，但如何投放鼠疫杆菌这一活儿，人家早就驾轻就熟了。“天天在翻、在抄”，“对这两份日文资料”进行“批评”的曹教授居然没翻到、没找到这一页？！
日军731部队少佐军医金子顺一论文里的照片和表格。图像采自水银编著《宁波鼠疫纪实》。
P X 是什么概念，曹教授不会不知道吧？请教：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简称PX，对吗？每公斤“屁艾克死”有跳蚤170万只，是不？
飞机空投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这在当年也不是难以破解的秘密。
再说，1940年宁波沦陷前半年爆发的鼠疫，当年就已经把鼠疫病死的临床分类作了统计——
容启荣的报告书之部分。参见前引《宁波鼠疫史实》第96页
所以，按曹教授自己给出的条件，那几场鼠疫都与侵华日军的罪恶行径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因果链接，曹教授为了指日军细菌战、投毒播疫是假，就必须睁着眼睛说没看见跳蚤，没看见有腺鼠疫。曹教授在“疫期”潜心研究“疫史”，尤其还写“抗战时期鼠疫史”的，却连这些起码的资料也视若无物，还急急如地向大报发表他“好好做研究”出来的成果，将几十年来多少中外历史学家们殚精竭虑揭示出来的历史真相小觑为假，将中国原告血泪控诉、日本律师反复诘辨、日本法院严谨判决的罪行事实叽讽为经不起他的推敲。简直让人怀疑他的“真”心到底何在！
曹教授，且不论你究竟出于何种动机，但你连中学生该有的论说文水平也没达到，就居然敢藐视天下学者，也忒狂妄了吧？！
我希望曹教授你道歉！只为你亵渎了历史学该有的严谨道歉就行！
20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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