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春冰

一个人博士毕业到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大概就是四十岁的样子。四十岁，套用一句电影台词，“人生才刚刚开始。”但对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纪。而对这种危机的感受，估计只有陷入危机的中年人自己，体会最深。

很多处于中年学术危机的人，看上去正是风生水起的样子。博士毕业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和积累，著作有了，职称有了，衣食无忧了；有些人在专业领域也颇为人知，甚至戴上了光芒四射的荣誉头衔。在外人看来，正可谓春风得意！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隐约感到有些不对劲儿。去听一个seminar，觉得没劲；指导学生，不仅没劲而且费劲；自己动手做研究，全然没了激情和动力！这大概是中年学术危机的典型症状。

有些人自然而然的接受了这个现实，慢慢的从一个独立的研究者变成了课题发包商，申请各种课题，交由学生去做；有些人则走上了领导岗位，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对后进的年轻人说：你们年轻人还是要踏踏实实埋头写文章、发文章。还有一些中青年老师，因为学问好而走上了领导岗位，颇有“众望所归”的味道。但是在中国的高校体系中，一个走上领导岗位的中青年人很难静下心来全心全意做学问。处理不好，迎接他的便是“中年学术危机”。

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能够战胜危机，让其成为学术生涯的转机。这不仅对于学者这个群体是重要的，对整个社会也是重要的。处于这个年龄的研究人员的状态，决定了当前我们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而这些人在事业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对未来的科研产出也很重要。他们的状态自然也决定了学生培养的质量，对更远的将来的影响不可忽视。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中年学术危机呢？一方面，这里面包含着自然和经济的规律。一个人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也许是在30多岁的年纪。到了四十岁，无论是体力还是创造力都开始下降。从求知的角度，学习新知识的动力和动机也在减弱。心理上，便会有危机之感。对于上述解释，我持怀疑态度。我想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国内的学术环境以及学者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所做的选择。就我能够想到的，原因大概可以有如下四个（不同的人自然可以给出不同的列表）：1、根基不牢；2、精力（被）分散；3、缺乏变更；4、脱离现实。

一、首先谈根基不牢。与国外优秀大学的博士培养相比，国内大学无论是在师资、配套设施还是在学术环境上，都有较大差距。博士毕业生对相关理论掌握不牢、科研训练不够系统深入，尽管在读博期间以及工作后能发表论文，但很快就会发现，这对于更加有创新性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一再重复现有的套路必然面临审美疲劳。

一个人在博士期间的学习和研究就如同一幅画的底色。底色打好了，将来才能在上面描绘美丽的图画。国外很多经济系的学生，在读博期间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也不用跟着老师做课题，我个人认为这体现的乃是对学术的高要求。博士生利用两三年的时间撰写论文，毕业后还要接着打磨，这种死磕式的精益求精，大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年危机的发生概率。而国内的博士生，往往在博士期间就面临发表（数篇）文章的要求。这种所谓的“高要求”很多时候是以降低学术标准为代价的。而如果这些学生毕业后仍是重复博士期间发表的套路，很快就会面临自己的学术危机。

二、精力分散。有一些本土培养的学术人才，在博士毕业后能够继续成长，他们通过自学、与人交流合作，不断提升自己以及发表的水平。但也有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精力被过度分散在上课、申请课题、财务报销、指导学生等各种事情上面。

有些人可能马上站出来反对说，上课和指导学生不是一个教师应该做的吗？更何况，教学相长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来，学生和学生论文已经成了分散老师精力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各个阶段的学生都要写论文，不仅博士生要写，学术硕士要写，MBA也要写，本科生也要写！从培养学生的角度，要求学生写论文无可厚非，但在学生都要写论文的情况下，这无疑成了老师们的沉重负担。而学生论文水平的低下，又让管理部门想出各种环节来“控制质量”。这大概让审阅学生论文的工作成倍增加了，而这些任务很多时候是落在了认真肯干的老师头上。到头来，指导和评阅学生的论文，占去了优秀教师们的大量时间。当科研人员被大量低水平的论文包围时，既消耗了他们的精力，也降低了他们的品位。这些时间和精力本可以用来阅读经典和前沿文献，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

三、缺乏变更。马歇尔曾说，一个人要保持效率，需要三个因素：希望、自由和变更。中国的学术界缺乏应有的流动。一个研究者在一个地方呆上十年或者一生是最常见的。对很多人来说，同样的人和环境，无疑让人产生了疲劳的感觉。当然，也有人在一个地方带上一生而成果丰硕的。

四、脱离现实。中国的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大概也是产生中年学术危机的原因。学术研究像是闭门造车。很多人感觉，这样的学术研究十年下来，于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增进无益。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的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这个专业乃是对现实中的经济事件和问题抱着强烈的兴趣，或者在自身的“经济基础”上抱着很高的期望。可是，当今的经济学研究很多时候是与抽象的理论打交道，或者是在办公室里捣腾数据，很少与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实践发生联系。当我们和昔日进了业界的同学、学生坐在一起时，有时会突然感到对现实世界的运行所知甚少。这无疑也是对自身选择产生怀疑的重要因素，促成了学术危机的出现。

如何避免中年学术危机？这不光是学者自身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更是整个教育科研体系要重视的问题。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如下几个方面的努力会有所帮助。首先，要提高自身学养、精心读文献。就像一个厨师，总烧那几道菜，很快就厌倦了。平时多去其他餐厅转一转，看到新的菜品很可能会激发自身创造的热情——可以是创作新的菜品，也可以是精进自己的特长。关键是，读文献和学习能够让人感受到其所从事的领域原来是如此的高深，自己已经做的工作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其次，要在“一线”做研究，包括处理数据、跑回归以及写文章。科学研究中，很多美好的事实以及蕴含着美好前景的研究题目，要通过“亲密接触”才会发现。有些人渐渐的离数据越来越远，对研究的感觉也就无疑的越来越差了。第三，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在中年的时候出国一段时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国内，中年人出国的热情并不高。一方面，国内高校鼓励中年人出国的措施不多；另一方面，中年人出国的机会成本要高很多。但是，对于有中年学术危机征兆的人来说，出国进修是一种很好的充电方式。

此外，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学院以及系或教研室，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来缓解中年学术危机。其宗旨应该是从这些人走上工作岗位就开始营造一种环境，使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真正的科学研究中。我想对于一个有能力、能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人来说，科学研究本身会在他面前展现出无尽的美妙，同时也向他展现宽广的未知领域，用科学上的回报来鼓励他前行。

具体而言，要尽量减少学者们不必要的负担，还要给他们优秀的学生。中国的大学扩招已经使得大学生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是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能够胜任科学研究的头脑总是一种稀缺资源——尽管我们能够通过教育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这种资源。教育管理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识别出那些优秀的学生，让这些优秀的学生推动教授们的研究，并把这些学生培养成优秀的接班人，而不是让太多的学生去分散教授们的精力，这对于优秀学生的培养也无疑是不利的。

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很多人在学术上能够走多远。应该如何培养博士生以及博士生们在读研期间应该如何做才能避免后面的危机？一些过来人为那些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了很多具体的建议。我的建议（更准确的是希望）则是建议那些学生真正的爱上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教育说到底是一种职业教育。一个博士生选择了某个专业基本上就决定了他/她的终身职业。如果他们在读博期间没有与其研究领域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今后的职业生涯就像是一场没有恋爱的婚姻。虽然很多这样的婚姻也算圆满，但是终究比不过以恋爱为起点的婚姻。至于如何谈这场恋爱、如何让婚姻持久、教师、学院和学校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真是值得另外论述的题目了。

而关于脱离现实，我不想重复“理论联系实际”、走出书斋用脚去丈量土地之类的陈词滥调。这无疑是重要的，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经济学从诞生的时候始，就是一个“经世致用”的学科。我们学科中那些伟大的人物都强烈的关注现实，并采取各种可能的途径与现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保持联系。我们应该时刻向他们学习。但是，我更想说的是，“脱离现实”也许是学者无法摆脱的现实，乃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正因为我们从一些具体的工作中脱身出来，才能够更多的从事创造知识和/或传播知识的工作，才能更超脱的看待一些事物。重要的，大概还在于学者要认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要喜欢自己的工作。与一个工厂中生产线上的工人不同，学者们有更大的空间决定自己的工作内容。因此，他们有更大的自主权让其从事的工作被自己喜欢。

本文作者邢春冰，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德国劳动经济学研究所（IZA）研究员，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博士后， OECD发展中心（巴黎）访问学者，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

文章来源：新史学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