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侯庆斌，男，生于1986年，河北石家庄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曾就读于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大学。研究兴趣为法律史、中外关系史和城市史。2018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另主持上海市哲社青年课题一项。论文散见于《学术月刊》、《史学月刊》、《史林》等刊物。
【写在前面】这篇文字一拖再拖，只因个人学无所成，所想所得未必高明，唯有个人成长的一段故事而已。感谢石头君的宽容和抬爱，忍受我的拖延症并给我提供一个补写博士论文后记，分享求学经历的机会。博士毕业前夕，恰逢法国政府修订教育法，答辩前两个多月我和导师突然得知，我所就读的里昂高等师范大学对博士答辩流程进行大幅改革。我除了忙于办理毕业手续外，还要修改论文和回国谋职，完全失去了撰写博士论文后记应有的从容。现在，我那躺在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博士论文仍是一篇没有后记的博士论文。
从2009年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算起，正式研习历史已近十年。从跨专业读研到出国读博，期间经历角色变换和研究转型，比顺风顺水的同辈学人要曲折一些。博士毕业后，我曾不止一次被问及是否后悔当初跨专业来历史系。仔细想来，虽不后悔，但心境早已不同，甚至生出一丝有违初心之感。一个青椒和一个学生对求学、对学术和对学术体制的认知差距不啻霄壤，诸君定能从这篇迟到的后记中窥见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暗战。回忆难免会被一时一地的情感重新塑造，此番迟到太久的后记难保原生态，唯有多年来对历史学丝毫未减的兴趣贯穿其间。遥想2005年来到上海求学，本为寻找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不料渐成为历史研究者。进而发觉读书不再是为己之学，而掺杂了知识生产的焦虑。参加工作后，感到学生或不用教或教不会，方知教学不过师生的缘分，于己而言，愈发珍视求学路上的好运气和与师友们的因缘。
一、弃暗投明
去年春季参加校内的专业宣讲，对象为即将进入专业院系学习的通识教育学院大一学生，目的是招徕更多学生选择历史系。在问答环节，学生最关心历史系的“就业率”、“出国率”和“保研率”。我内心只感到悲哀与无奈，接受高等教育本是一个成年人自我成就的机会，出路不过水到渠成。回想2005年至2009年，我在同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后更名为“经济与金融系”）度过四年本科时光。平时若非有人问起，我从不提及自己的本科学校和专业，也不喜欢回答转专业到历史系的原因。任何事后解释都有附会成分，彼时身为本科生的我，既无学术抱负也无金钱考量，喜欢历史的动机特别单纯，只是觉得有趣罢了。
我对人文学科的兴趣始于高中时的课外阅读。我的母校石家庄第二中学是当时河北省最好的中学。这所中学既有高标准的要求，又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比如高一学生不被强制晚自习，高二学生也只有一节晚自习，黄金周假期七天足额发放等等。我甚至高二一个学期不写英语作业，完全沉浸于自学之中，任课老师也未加干涉。现在想来是多么奢侈的事情！一个生源质量和教学水平有保障的中学，理应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而非全景敞视主义之下的集约式管理。近年随着同省某所高中的崛起及其办学经验的辐射，石家庄二中的后来人们恐怕难以享受那种紧张而自由的氛围了吧。高中课业之余见缝插针式的阅读，主要以各类杂文、小说为主，反倒没有读过严肃的历史读物。印象最深的是几个同学传看余杰的《火与冰》，此书对我的精神世界触动极大，构成一股振聋发聩的力量。我一直对主流校园文化持鄙视态度，余杰的叛逆和批判姿态恰恰令我找到了精神同道。余杰的行文偏重掉书袋，尤其在那些书评和人物评传性质的杂文中，频繁的引文和转述，并没有影响我的阅读体验，反而激起了我深深的危机感，觉得该读的书实在太多。此后我尽可能将市面上余杰的书读了个遍，如《铁屋中的呐喊》、《压伤的芦苇》、《香草山》等。我注意到，学术与社会公号往期文章中，有不止一位作者谈及早年阅读余杰的感受，足见其人其书的影响。循着余杰编织的阅读地图，我继而看了很多所谓的闲书，如李敖、摩罗、朱学勤等人的作品。这些囫囵吞枣式的阅读过后，感触最深之处，是中国近代知识人宝贵的尊严和高贵的气质，以及他们捍卫理性与价值的勇气。
高一结束分班时，尽管并不偏科，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理科，主要原因是二中当时重视理科教学。我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毫无兴趣，只是把理科学习当作高考时获取高分的工具。最终高考成绩尚可，填报志愿时我曾一度想选和人文学科沾边的心理学，遭到家人反对。中国社会经常在细微之处展现出反智倾向，即读书只为稻粱谋，此外便无甚价值。在确定不学理、工、医、商科之后，我所能选的专业只剩下经济类了，由于对北京印象极差，所以选定了上海，选择了同济大学金融系。
和一般新生相比，我对大学有太多期许，尤其对1980年代的高校生活有着强烈向往。而大一生活几乎把这些幻想击得粉碎，我甚至一度在读书笔记中感慨自己生于80年代而又错过了80年代实属憾事。同济金融系只招收理科生，从掌握一门吃饭手艺的角度讲，金融系的课程难度和师资水平远不及一般工科。从就业方向来看，金融系学生的自我期许和院系的功利化氛围注定使学生与读书无缘。毕业至今，我对同济的怨念业已消失殆尽，反倒庆幸当时的选择，因为那些专业课程容易应付，可以腾出大量时间阅读，由此开启一段自我启蒙之旅。大一大二时无人指导，每日在图书馆乱翻，或是读那些高中时就听闻的作品，或是从读过的书中记录下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接下来按图索骥找书来读。漫无目标的阅读逐渐集中于有关近代中国知识人和中西思想史的著作，尽管真正读懂的东西少得可怜，但兴趣不断显现。可能真的存在所谓看不见的手吧，中学时期的阅读奠定了我对近代知识人命运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背后还包含着某种知识人精神感召下的自我期许。看杂志是当时另一爱好，经常翻阅者如《南方人物周刊》、《凤凰周刊》、《书屋》等。此外，彼时互联网尚不规范，获取书籍和资讯极为便利，一根网线和一个电驴就足以为渴望知识的年轻人打开多扇大门。不过，阅读的积累造成了愈加深重的孤独感，以及那种独学而无友的苦闷与彷徨。
入学不足一个学期，我深感与学校氛围格格不入，进而对毕业后的出路充满了危机感。一方面，乏味的课程让我将未来可能从事的金融行业视若畏途。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缺乏坚硬的质地，校园中充斥着甚嚣尘上的浮躁和莫名其妙的欢愉，麻木的嘴脸与无知的人群令我感到压抑和憋闷。这一切促使我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为自己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2005年12月，进入大学不足一个学期，我便下决心要跨专业考研，范围选定在文史哲三系，立志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最近翻看当年的读书笔记，一股鲜活的中二气息扑面而来，既有顾影自怜的壮志难酬，也有不知斤两的豪言壮语。大一就决定选择文史哲专业继续深造的我并非“学问中人”。对我而言，人文学科不仅意味着一套有趣的知识系统，而且是一种以阅读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更像是对随波逐流式平庸生活的反抗，在看似无甚意义的突围之中，去寻找一种简单、充实、自娱自乐的生活。
大学第一学期奠定了我整个本科生活的基调。同济大一新生住在沪西校区，前身是上海铁道学院，那里有一座老旧的图书馆，只有三层且阴暗潮湿，而我却乐在其间。2006年上半年偶然翻看许纪霖老师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该书的文风、观点和作者的学思自述令我印象深刻，其中阐发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时自觉而不自愿的复杂心态，尤令我叹服。这本书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阅读兴趣，也促使我决定报考华东师大，跟随许纪霖老师读书。直到今日，尽管许老师著述颇丰，但私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十论》是他最好的作品。大三下学期我鼓起勇气给许老师写了一封邮件，介绍个人情况，表达求学愿望，并附上一篇习作。许老师很快回复了我，他询问了我的家境，并再三强调史学研究是一项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的工作。七八通邮件之后，许老师看到我“想的已经很明白了”，便鼓励我安心准备考研（当时专业课是全国统考），期待我的好成绩。
大四开学之初我获得校外保研资格，许老师欣然同意接收我这样一个跨专业的保送生。获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太激动了，我深感获得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能够跟随一个我喜欢的老师读书学习，从事一项我喜爱的事业，选择一种我想要的生活。此外，那些年太多人对我的志趣和不安分表示过不解、怀疑甚至鄙夷，获知保研的一刻，使我郁积多时的情绪得以释放。犹记得看到许老师同意接收我的邮件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此前师生间所有交流仅限于邮件。我傻傻地问许老师是否有空，我准备专程去华师大拜访，不然“心里不踏实”。许老师正在外访学，嘱咐我不必急于见面，按部就班办手续即可，并反问“到底有何不踏实”。是啊，梦想实现了，我还有何不踏实呢？真是幸福来得快，以至于自己都不敢相信。
读博和工作期间，偶有理工科专业的本科生咨询跨专业事宜，我也从家境问起，大概习史日久，愈能体会当初老师的用心。常听闻历史研究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但这话我对学生说不出口。历史学确实是一个经济回报很低的专业，家庭压力或汲汲于名利都难以保证安稳闲适的读书状态。同时，史学研究需要太多的耐心外加一点运气，有兴趣固然便于入门，但最终能走多远，全赖个人的能力与坚持。我在日常教学中不免对大二大三就转专业来历史系的学生多几分关注。不过，跨专业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日常所见，常觉本专业学生们知识之匮乏见识之促狭，对学问无热情对社会无思考对人生少困惑。
2018年3月在朋友圈看到一则上海市高校通识课论文大赛复赛投票信息，后附有入围论文全文，其中一篇文章深深打动了我。作者高考后在家长的安排下，没有报考心仪的中文系，转而填报了就业前景被普遍看好的某财经名校。文中抒发了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个人境遇的不甘和对人文艺术的热爱。读罢真是感慨万千。联想到我本科时期的烦闷，俨然噩梦般的回忆，深感任何时候做一个不从俗且保持精神洁癖的人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我从不参与朋友圈投票，也不转发任何投票信息，那天破例投票并转发了那则新闻。那名学生获奖与否并不重要，但这类学生的存在，正是我辈教书育人的动力。
二、窥门径而知不足
进入华师大后，跨过文史爱好者和历史研究生之间的鸿沟并不容易。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克服低效的散漫阅读，培养良好的学术思维习惯，进入专业阅读的轨道。尚未入学之时，曾被老师棒喝一次。大四上学期许老师曾为我开列一个书单，帮助我弥补基础知识，尽快进入角色。而我读书太快，外加贪多嚼不烂，老师不满我反馈的读书心得，告诫我要精读名家名作，以此建立个人的核心知识，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添枝加叶，扩展知识领域。
研一选修许老师开设的思想史专业课，印象最深的作业是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的读书报告。该书是本言简意赅的小册子，对各家总结颇为精到，又兼具近代视野，实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典。我交上去的文章通篇在批判梁启超的“逻辑错误”。紧接着下次课上，老师讲了一则著名的学界往事。徐复观跟熊十力读书，起初对先贤著述颇不以为然。熊十力大骂他没出息，任何书的内容，都有好有坏。抱着挑错的态度读书，就算读了许多，又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经此点拨，我才觉悟到阅读经典著述，尤其是第一遍阅读时，应尽可能放低姿态，而非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智识较量。经典历经时间检验，必有可取之处。此外，复述（而非使用“好”、“有趣”、“很有意义”等标签）作者的贡献远比一般的批评要难。发现一项研究真正的洞见及其在学术脉络中的意义，转化为个人所得，经此积累，方才有研究视野和学术品味的提升，进而才能提供有价值的学术批评。
老师对美国学者史华慈和台湾学者张灏的治学方法颇为推崇，我在华师大期间接受的便是这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学术训练。我体会最深之处，其一，不要做没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不等于实证史学，将人物的专著提炼分段复述，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增量。在史料的基础上，提问的方式和问题的指向才是研究的核心，背后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这种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训练，更加贴近西方学界“problématique”一词的本义，我出国后对此体会更深。读博期间，我有时把一些论文初稿发给老师过目，老师的批评往往直白甚至严厉，让看罢邮件的我如芒在背。尤其是老师屡次告诫不可将精力集中于那些问题意识促狭的庸俗考据，久而久之形成路径依赖，便难再有长进。随着研究经验的累积，我对“问题意识”的体悟愈深。史料的严谨和行文的规范只是研究的基础甚或行规。当下唯史料论的研究之风炽盛，与中国近代史史料数量呈现几何增长相辅相成。为出成果，不少研究只是抢着做而已。很多专业论文的读者，并非试图了解作者想要的说什么，而是为了揣摩编辑想要看什么。多干快上的过程中，个案研究趋于细碎却难见精致，同行内部对话也日渐困难，这或许正是研究者问题意识匮乏和设置议题的能力日渐退化的表现。其二，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研究是对研究者阅历和智识的双重考验，而绝非一般意义的史料学所能达成目的。如果研究者与历史人物之间在知识背景和思想境界方面差距过大，则无力达成同理心进入到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之中。其三，要在古今中西的延长线上对研究对象进行阐释。老师将之喻为“背着十字架”做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思想家大多兼具旧学根底和新学色彩，思想市场中的中外之争，实则是古今中西在历时性和共时性层面的碰撞，彼此交织而成的复杂脉络正是思想史研究的魅力所在。这种对脉络感的强调适用于几乎所有研究题目，一个选题最难的不是寻找直接材料，而是尽可能了解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由此愈发理解脉络感的养成对于解读史料的效用。
入学之初，我并未急于确定研究方向和题目，读书非常驳杂。研二下学期，我对近代中国的个人主义很感兴趣，在老师的建议下，最终选定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与五四后期人生观论战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硕士论文不过阶段性的训练，过程远比结果重要。我研习思想史的过程，逐渐认识到自己并非是个火花四射的人。更多的自省来自硕士论文的写作。从生命体验和阅读文献中生出的疑惑，到提炼出学理化的问题意识，再返回到历史资料中加以阐发，这套方法实属知易行难，稍有不慎，问题的设置和历史文献之间，或是驴唇不对马嘴，或是问题意识完全被史料淹没。老师曾批评我的论文最大的不足便是缺乏“历史感”，一语道出问题所在。对中西古今的认识流于皮相，书写时没能兼顾历史背景与人物思想之间的互动，而是沉迷于对概念的细碎分析之中，完全被材料牵着走，正是那篇文章最大的问题。以致于读起来更像是哲学系的概念史研究，而非历史系学生的思想史研究。
总之，三年的读书生活可谓是个消磨棱角和收敛野心的过程，我感到短时间内无法克服研究中遭遇的瓶颈，如果继续做下去，恐怕难有起色，或许应该对研究方向进行调整。出国后研究领域的转变绝非一时兴起，而是上述一系列思考的结果。
我在读博期间转而关注中国近代法律史，远离了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思维更加收敛，方法更趋实证。尽管我并未把学科畛域看的很重，但每每有人问起研究方向变动的缘由，三言两句难以说清，只好自嘲是“思想史研究的逃兵”。间或听到周围师友的评价，认为我不像许门弟子。我自觉愚钝，无法判断对方的语气是否为惋惜。师生是大学中最微妙的关系。研究领域和学术传承方面，学生太像老师，则个性湮灭，青出于蓝化作痴想；学生不像老师，则功夫未到，有所创获亦是妄言。
尽管没能继续从事思想史研究，但在华师大的三年，老师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待人处事到学术品味，不便一一详述。很多教益，或化为日用而不知的思维习惯，或乍听之下不以为意，日后自己在研究和工作中独当一面之时才顿觉老师的高明，继而感慨老师曾经的宽容。忝列大学教师后，我愈发感念老师对学生的呵护和提点。许老师对学生的培养真可谓“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一面表现为因材施教，涵养志趣。国内的研究生培养多以导师的课题或是经营日久的领域为中心，难保不出现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相较之下，许老师对待论文选题比较宽容，学生们的性格和背景各异，个人的兴趣和问题意识才是选题的基础。同门内部的研究旨趣和具体题目差异很大，彼此的交流因关注点的不同反倒能擦出别样的火花。循着个性和兴趣，更易养成读书的定力和长久维持学术好奇心，进而形成非功利化的研究心态。
去年围观一个豆瓣活动，名叫“你是如何对学术感到幻灭的”，充斥着各个专业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对学术体制的抱怨。虽然同在繁芜丛杂的数目字管理中挣扎，但我从未对学术本身产生过幻灭，或许全拜自己长期身处一个动机单纯的读书环境所赐。古人云学问乃为己之学，此处“为己”并非为一己私利，本意是成就自我。正是因为这种坚持，才能抵御体制内的诸多诱惑，以及那种每年为多收三五斗而生出的躁跃与虚无。说到“无不为”的一面，许老师在若干访谈中多次引用过美国学者墨子刻的话，“好学生不用教，差学生教不会”。乍听之下，似乎是放羊式的管理，实则堪称一种有的放矢的指导。我读硕士时，初觉老师管的太少，自我检讨一番，是自己求知不够主动，读书不求甚解所致。后来愈发明白，如果连诸如查资料、认字、改文章等都需要老师手把手教的话，学生如同伸手党一般，读书问学谈何主体性与能动性。老师有为的一面是在大方向上给予学生关键的点拨，开示研究境界何在。习史过程中，“眼高手低”未必是贬义，虽一时写不出佳作，但须知一流的学术标准为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若习惯于“眼低手低”则注定只能做末流的学问。在具体研究中，老师不能为学生代劳，而学生贤愚有别，只能依赖悟性，此即“不用教”和“教不会”之谓。
华师大的三年训练让我一窥史学研究的堂奥，从一个闲散的文史爱好者开始转型成一个历史研究者。至今中西思想史著作仍是我案头最主要的“闲书”。较之因谋生而不得不读的专业资料，这种不以学术生产为目的的阅读，反倒获得了更多智识的乐趣和生活的调剂。我在专业研究中偶有思路灵活之时，多半得益于思想史的训练。现在回想起来，思想史真是一门有魔力的学科，它不仅是一个专业领域，而且是一项人生的修行。基于我粗浅的体验，史料并非冰冷的文字，而饱含着生命的温度。阅读精英文本与整日翻阅档案和报屁股文章的体验稍有不同，经年累月下来，或多或少能对人的精神气质有所影响。
此外，在华师大求学期间，我认识到学术本身是一件极为严肃之事，务必待之以诚心。个人的成长除后天努力外，还依赖于对批评意见的回应和反思。怎奈大部分学术活动流于点赞之交，令我感到一丝失落，可能唯有师友之间交流更直接和纯粹吧。毕业之后，老师对学生的研究都保持关注，并致力于打造开放的学术共同体，让我不敢懈怠，深感读书问学真是一辈子安身立命的事业。
三、与法结缘
还未正式入门之前，许老师曾向我介绍华东师大和法国高师集团（包括巴黎高师、加香高师和里昂高师三所大学）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虽名曰“联合培养”，实则是去法国读一个正式的博士学位。许老师一贯对学生出国读书鼎力支持，认定这个项目很适合我，嘱咐我要细心留意。当年我自认能去华师大历史系读书就已知足，对未来没有具体设想。老师的指点唤起了我的出国的野心，在法国读博对我个人的学术训练影响极大，可谓不虚此行。
2012年9月至2017年3月，我在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大学学习和生活了四年半。选择这所学校事出偶然。根据联合培养协议，申请人只能在巴黎高师、加香高师和里昂高师三所学校内选择导师，而这三校中与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直接相关且有博导资格的教授很少，选择空间有限。研二时恰逢里昂高师东亚学院的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教授在华师大访问，接触下来发现已有其他人报考，他不愿再招生，只能作罢。我与安老师的来往更多是在读博期间，后来还荣幸地请到安老师出任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待到研三正式准备申请资料时，联系导师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几经权衡，我冒昧地致信同在里昂高师东亚学院任教的巩涛（Jérôme Bourgon）教授。值得一提的是，巩涛老师是我联系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教授，双方邮件沟通十分顺畅，我稍后通过了巩涛老师的网络视频面试，正式成为他的学生。入学后才得知，我是巩涛师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倒不是我个人多么特殊，考虑到巩涛师在学界的地位，多年无法国人报考，或许从中可一窥中国史研究在法国的边缘化。
读博伊始须尽快确定论文题目。巩涛师专治中国法律史，而我在申请时提交的是一份关于中国近代个人主义的研究计划。在里昂的第一年我反复思考来法国读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民国年间曾有人讽刺中国留学生两头蒙，以中国为题拿到博士学位后，对洋人大谈中学，对国人贩卖西学。我曾想，如果围绕某个选题，在国内能够获得更便利的研究条件，那么便没有必要拿到国外去混个学位。选题的最佳策略应是最大限度利用法国的资料和里昂高师东亚学院的资源，才不至于虚度光阴。
最终我选定了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作为研究对象。会审公廨是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的一类特殊法庭，是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异化的产物，由中外法官会同审理租界内一切华人为被告的民商事纠纷和轻罪刑事案件。选择该题目有三方面考虑。首先，选题偏重法史方向能够得到导师的专业指导。其次，里昂高师东亚学院曾长期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重镇（如今人员流动太大，俨然日本研究所），选择一个兼顾法律史和上海史的课题能够充分利用学院的资源。巩涛师曾建议我研究清代省例或讼师秘本，他多年来已为此在中国和日本搜集了很多资料，而我感到从思想史跨界到法律史已属风险极大，又贸然做一个纯法史的题目，还要用法文写作博士论文，四年内若想毕业，恐怕难上加难。若以上海租界司法为题，可兼顾法律史的内史和外史，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项。最后，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的核心档案资料全部保存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查阅史料非常便利。
法国的博士培养方式贴近传统的师徒制，学生的唯一任务就是完成博士论文，在读期间无发表要求和学分要求，因此师生合作极其重要。我初到法国时对中西法律史的了解几乎为零，仅有的一点知识来自美国学者黄宗智的三本法律史专著。除一般经典著述外，巩涛师督促我从《大清律例》、会典事例、《读例存疑》、刑法志等基本史料读起。在日常答疑过程中，我开始逐步培养一种全新的知识感觉。入学之初师生商定每两周长谈一次，由我向老师汇报读书的心得。年近六旬的巩涛师是位十分勤奋甚至以办公室为家的学者。我有时早晨6：30赶到学校，看到他早已在办公室工作多时，真是倍感压力。巩涛师和我的办公室紧邻，师生见面太过方便，很快不再拘泥于两周一见的安排。师生的频繁接触化解了我读博初期的焦虑，亦有助于尽快进入角色。
从博二开始，巩涛师非常关注我搜集史料的进度，师生间常就解读法租界会审公廨的审判书展开交流。巩涛师不断提醒我注意史料的弦外之音，要培养一种法官的思维，才能深入了解法律文书背后的社会百态。为了更好的提炼问题意识，我一度非常迷恋福柯，试图用一套整全的框架来解释租界司法的方方面面，师生之间为此展开过长时间的讨论。巩涛师不断提醒我理论适用的陷阱，鼓励我寻找理论和史料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后来，我在集中检阅史料的过程中果然生出相当多的困惑，深感绝大部分研究者似乎并不能阐明控制与规训之间的差别，待到论文写作时已然抛弃了理论幼稚病，尽力修正法史研究中对规训概念毫无节制的滥用。以我粗浅的观察，法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群体，绝大部分集中于巴黎和里昂，巴黎的学风稍显多元，重视社会科学方法，而里昂的风格则偏重实证。巩涛师对西方历史经验和理论移用于中国史研究持审慎态度，他欣赏日本学者的研究风格，而对美国学者批评尤多。巩涛老师早年师承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教授，博士毕业后长期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他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带有欧洲汉学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对大清律例等核心史料的精研。在此基础上，既有中西比较的视野，又兼具“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关怀。近年来他将研究领域拓展到朝鲜法和越南法，在东亚范围内思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我就是在巩涛师上述指导下不断摸索，非常庆幸自己在初涉一个领域时能接受一番扎实的训练。
博一确定选题后，搜集资料的工作渐次展开。我所使用的核心史料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官方档案。这里所谓的官方档案专指法文资料。由于法租界会审公廨的设立最初基于上海道台和法国领事的口头协议，加之道台衙门毁于辛亥战火，所以清政府保存下来的相关档案几近于无。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多年来缺乏专题研究，主要源于法语档案文献的匮乏。晚清时期法国驻京公使馆、驻沪领事馆和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的相关档案保存在位于南特和巴黎的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与国内机构相比，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不仅开放程度高、手续简单而且服务周到，所以查档效率很高。我非常享受那一段段查档时光，不仅可以在浏览史料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论文框架，还可根据档案目录搜集感兴趣的资料，为后续其他研究做好准备。我的博士论文主体部分涉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的历史，那段时间形成的各类资料全部是手写体，且字迹非常潦草，经常整段文字化作几条细线，光是辨认各种笔迹就耗费了大量时间，有时不得不向周围的法国师友求助。经此折磨，辨认笔迹的能力突飞猛进，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不枉当年颇下一番功夫。此外，读档还要适应19世纪法文公函中一些特殊用词和语法。
除官方档案外，另一类核心资料是报纸。报纸在上海史研究中应用甚广，耳熟能详者如《申报》、《北华捷报》等。除这些大路货外，我尽可能使用了晚清时期上海出版的法文报纸。当时偶读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和《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两书。吴教授可能是最早对鸦片战争前在华英文报纸进行细致解读的学者。受此启发，我想到近代上海法文报纸的史料价值尚不为学界重视，若下功夫搜检一番，或许有意外收获。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近代上海法文报刊杂志远比法国本土图书馆要齐全，读博期间我两度利用假期回国查阅晚清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法文报纸《中法新彙报》（Echo de Chine）和《法文上海日报》（Lejournal de Shanghai）。报刊资料素以零散著称，很多有关司法审判的新闻报道或缺乏细节或不了了之，根本不具备史料价值。在没有电子化的情况下，翻检老报纸是一项非常低效的工作，常常半天过去而自己一无所获。好在功不唐捐，我从法文报纸发现很多有重要史料，例如与案件有关的报道、舆论反响等，尤其是《中法新彙报》从1902年至1911年间，连续刊登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每日庭审信息概要，这为统计租界诉讼规模提供了一手的数据，弥补了档案文献的缺失。另外需要特别指出，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周到而专业的服务，堪称国内公藏机构中的一股清流！
经过几番查档后，我发现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这个选题具有很强的延展性，不仅涉及晚清民国这段关键时期（1869-1931），而且涵盖了近代中国诸多重要主题，如司法转型、法律移植、中外关系、华洋关系、社会生活变迁等，是一个值得长期耕耘的领域。博士论文选题似应兼顾学术价值和研究的可持续性，若选择一个没有延展性的题目，博士论文成了一锤子买卖，毕业后还需重新找寻课题，试错成本太高，无疑浪费许多精力。查档的巨大收获打消了我关于博士论文选题可行性的顾虑，但随之而来的焦虑是如何确定问题意识以便将这些尚不为前人所知的材料串联起来。
会审公廨是一个法史领域无人不知但又面目模糊的机构。中外已有一些关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研究，而限于史料，法租界会审公廨的制度与实践乏人问津，甚至被认为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并无二致。在上海史领域，学界对法租界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不及公共租界。加之两租界机构设置的相似性，使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受到公共租界研究启发的同时，在方法和问题意识上具有相似性和模仿性。此类研究除了丰富我们对法租界的认识外，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上海公共租界研究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而有助于增进对近代上海历史的理解，颇为可疑。
近年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突出的特色是地方文献的发掘与利用。研究者的注意力从制度转向实践，通过对比成文法与地方实践，力图重新解释中国法律文化的特征。不过，地方法律史研究多集中讨论晚清民国期间内地县域司法档案，视角不断下移的史学观照造成了学界对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司法机构的忽视。研究者有时援用租界法院的案例，却无暇顾及司法实践背后的所以然，脱离租界语境对华洋诉讼审判结果的种种阐释，读来常生出削足适履南辕北辙之感。
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角度审视上海会审公廨的历史，实则背后存在两重困境，一方面是现代化史观和民族主义史观的隐形对抗。会审公廨毕竟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西法始终伴随着西力东渐而来。常见同一作者笔下，既感慨西法优于中法，将带有西方色彩的租界法制视为近代上海繁荣稳定的保障，又强调适用西法助长了的华洋权利不对等，将会审公廨视为租界社会“尊洋抑华”和“暗无天日”的罪魁祸首。这其中尚有诸多细节需要推敲，例如1900至1920年代，在主权观念觉醒和民族主义狂飙的背景下，一个尊洋抑华无法保障公平的租界司法模式如何长期存在，尚缺乏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是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地方法律史研究中，区域的特殊性与宏大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含混。我并不排斥宏观的问题意识，但种种扩大解释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案的丰富性，也有损宏大叙事的解释力。上海是近代中国最为特殊的区域，有关会审公廨的个案研究应如何被纳入到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整体叙事中，并非不言自明，尚需恰当的中介。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从一开始就试图暂时搁置有关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寻找一条新的研究路径。曾有两则史料对我触动很大，其一是1913年袁世凯政府颁布命令，要求上海华界审判厅、各地方法院和大理院不再承认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的判决结果，然而收效甚微，租界商民仍然前往会审公廨告诉。其二是清末民初关心租界司法事务的沪上报人姚公鹤的观察，他指出“民国开幕，国内始有形式的司法衙门，而诉讼案之孰为刑事，孰为民事，执以问之普通国民，瞠目不知所对者，十必八九也。若租界居民，则虽妇人孺子亦均知命盗斗殴应向捕房控告，钱债人事应向会审公廨控告。于刑、民性质，颇能辨别了解，此非华人之习有法律知识，乃习有法律习惯也”。租界华人对会审公廨的认同，以及对西方法律知识的感性认识，促使我把注意力投向会审公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移植与上海租界司法正义观念之间的互动。
法律移植本是租界司法研究题中应有之意。近年学界围绕近代中西比较法的相关讨论多采用功能主义的路径，但这种路径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就会审公廨研究而言，难以呈现一种活的制度史，进而揭示会审制度、司法实践与华洋诉讼之间的彼此调适。具体而言，我的研究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方面，西方法律文化对近代上海租界司法实践的影响程度几何，在定性和定量层面都亟需澄清。我所采用的比较法的视角，包括了中西比较，以及大陆法和普通法之间的比较。除关注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对会审公廨、大清律和地方习惯的冲击外，我更在意大陆法和英美法对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和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不同影响。例如通过对华洋民商事诉讼法源的考察可知，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时常援引英美法、普通法判例和租界先例断案的风格相比（其实援引力度低于一般研究者的想象），法租界会审公廨绝大部分情况下采取调处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援引法租界公董局地方立法和华人民间习惯的比例次之，直接援引法国成文法典和立法原则（如契约自由原则）断案的比例极为罕见，且多存在于华洋互诉案件中华人反诉法国人的情况，至于援引租界判例断案的情况至今在档案中尚未发现。这与学界一般的认识存在较大反差，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叙事是一种补充。
上海租界司法实践并非是在一个西方的架构中运作。由此，引出博士论文的第二项内容，即租界司法公正的内涵及其形塑过程。这种地方性的法律意识和正义观念，近乎吉尔兹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以法租界会审公廨为例，法国法移植的有限性，固然与大陆法立法精神、法国法官的执法风格、租界成文法资源不足有关，也源于上海华洋当局的权力之争、华人对西方法律的抵制等因素。华洋之间和官民之间在司法观念上的互动与妥协，最终使各方就地方性正义达成默契。以往基于权力规训视角的租界法律史研究一面强调西法优于中法，以及租界华洋之间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必然导致西方法律的大规模移植，一面并未重视司法审判与舆论和地方精英之间互动，租界商民绝非被动接受观念改造的对象。简而言之，租界司法秩序建立在一套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这种对地方性的强调，恰恰需要将研究对象置于法律史和城市史的双重脉络中加以考察。我的论文试图探讨这种地方性正义在司法实践中的内涵及其形成过程，或许能够对租界司法的性质进行一番新的解读。
如今回顾在法国的读书经历，博士论文彻底转向完全陌生的领域，本是研究的大忌。如果我毕业之时对中国传统司法有些许心得，则全仰赖巩涛老师多年的调教。巩涛师对学术极为自信甚至不乏强势的一面，他注重研究的细节，一个专业词汇、一句对历史背景的宏观描述，他都十分在意。我被他批评的次数不可胜数，真是受益良多。不过，在研究方向上，他对我非常宽容，我能选对一个既有挑战又有延展性的题目，和这种外松内紧的指导方式密不可分。巩涛师曾说，我们虽是师生，但博士论文终究是个人的事业。他并非教我写博士论文，而是辅助我完成博士论文。从结果来看，来法国读博改变了我的研究轨迹和发展方向。博士论文颇得各方好评，证明师生配合的不错。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老师要求我一遍遍完善结论部分，而那时我的心思全在回国求职上，改论文改的心里直发毛，前后改了五遍终获通过。答辩前我直截了当地问老师，抛开西方人惯常的客套，我这篇论文到底属于什么水平？巩涛老师回答说，博士论文永远存在各种问题，改是改不完的，但前提是论文的本质必须是好的，若是不好，再改也是徒劳。你的论文本质是好的，不必担心。读博那些年，我非常在意老师对我的评价，这也成为我不断进步的动力。答辩之后，巩涛师两次找我长谈，问我毕业后的打算，是否还会继续研究法律史。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向我建议了一些我并不熟悉的题目供参考。或许在他眼中我还有潜力。我也希望以后的研究工作不要辜负老师的期待。
学生时代懵懵懂懂，直到求职时才认识到，在大搞学科建设的今天，一个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或她）未来能否找到工作。上节标题取作“与法结缘”，专指我在法国读博阶段涉及的三个核心知识领域：法律史、上海法租界史和中法关系史。我如今供职的上海大学文学院大楼左右，分别是法学院和中法工程师学院，我与“法”的缘分仍在继续，仿佛冥冥之中存有定数。怀揣对思想史研究的浓厚兴趣进入历史系学习的我，不曾想过完成学业后，竟被视为上海史研究者，尽管我的专业是法律史。我个人并不在意所谓的学科边界，所做研究旨在解决问题，因此万物皆可备于我。不过，如今科研分工过于细化，因此游走于历史与法律之间，常能觉察到些许尴尬。法史专业在国内的历史学和法学门类中都属于极为边缘的学科方向，本已处境岌岌可危，加之法史的法理化和史学化的论争，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认同和研究群体。在我看来，法律史研究的基本关照，是如何从历史资料中解决法学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何把法学的问题还原的历史的语境中。前者涉及秩序的形塑和正义的达成，后者更多指运用一手资料讲好一个立法或司法的故事，并尽可能摆脱现代法学知识框架的束缚。诚然，实现上述目标确实迷障重重。对我而言，短期内还涉及法律史与上海史之间的羁绊，同一篇论文由不同方向的研究者审读，结论竟会大相径庭，可知打破学科壁垒难于穿越次元壁，这或许是每个跨学科研究者都会面临的窘境。
最初跨专业来历史系的时候，我天真地将高校教师工作视为世俗社会中的避风港。我没有任何撰写专业论文的动力，甚至对所谓学术研究有强烈的抵触，这倒并非盲从于前辈学人宣扬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我坚信读书比做研究重要，化用宋儒的说法，便是尊德性在道问学之上。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世界，并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为了证明我比其他人更强。待到博士阶段，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求职形势，我才萌生强烈的危机意识，试着参与到竞争当中。学术体制鼓励每个人成为批发论文的机器，花样迭出的锦标和层出不穷的诱惑满足着优胜者的虚荣心，而我只想尽可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兴趣做研究。厕身于这个无声无光的时代，每个人或许都在被体制规训，要想平衡现实利益和个人志趣并不容易。总之，工作之后，我非常怀念求学阶段的专注与纯粹。2017年3月在里昂答辩结束当天，我曾在朋友圈发过一条状态，兹录于此，结束这篇冗长的回顾吧：
“回想十年前产生投考许老师的想法时，只想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2009年蒙许老师不弃，得以弃暗投明，来到华师大历史系求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至今想来既激动又心存感激。结合求学和求职的经历，愈发觉得，个体命运之间的差异，可能往往在于年轻时是否被给予一个合适的机会。早在2008年我还读本科时，许老师鼓励我去外面更大的世界看一看，后来去法国读博以及萌生从事学术研究的野心，皆源于此。师生学术上的传承，一种是师徒式手把手教学，另一种是心领神会式的参禅悟道。在巩涛师那里，我学到的更多是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从许老师那里，我获得了研究视野和提升研究品味的可能性。求学期间经受不同风格的培养，真是幸运之至，唯求在自己以后的研究和教学中发扬光大。期待在上海大学遇到年轻时的自己，也期待他们能如我这般幸运，找到人生的发力点。”
初稿完成于2018年12月29日
二稿完成于2019年1月29日
最终稿完成于2019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