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授权支持！

張壽安教授，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領域為明清學術思想史、禮學、近代中國知識轉型。曾擔任中央研究院主題計劃「清代揚州學派研究」、「明清社會文化中的禮教與情欲」及國科會大型主題計劃「轉型中的明清學術思想」共同主持人。2000 年與美國史丹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合作蔣經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贊助計劃「中國近代自由主義起源與發展之觀念史之研究」，2004 年擴大與日本京都大學、韓國首爾大學擴大合作計劃「儒學傳統與十九世紀中、日、韓政治文化轉型比較研究」。2011 到 2013 年主持中研院大型主題計劃「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1949」，擔任召集人，並出版英文主題論文集、中文論文集。也曾應邀擔任耶魯大學、哈佛大學、京都大學、北京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教授；曾任教於美國 Wellesley、Rutgers、Seton Hall 等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澳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

主要著作有《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年）、《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 5 月）、《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 12 月）。主編《近代中國知識建構》（臺北：中研院近史所集刊專號，2006 年，第 52 期)、《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等專書。合作主編之專書有熊秉真、張壽安主編《情欲明清：達情篇》（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 9 月）、林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3 年 2 月）等書，並撰有〈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的一個新觀察〉、〈龔自珍論乾嘉學術：專門之學的興起〉、〈六經皆史？且聽經學家怎麼說——龔自珍、章學誠論「學術流辨」之異同〉、〈從六經到二十一經——十九世紀經學的知識分化與典範轉移〉、〈清儒說經的知識基礎〉、〈近代中國知識的建構——導言〉等學術論文。

清學研究起點：龔自珍

　　張壽安教授 1970 年考上臺灣大學中文系，1974 年畢業即考入同校碩士班。張教授回憶說很幸運能受教於最後一批老先生，當年的師資陣容非常漂亮，屈萬里教經學史、尚書、易經、文史資料討論，臺靜農教楚辭，戴君仁教宋明理學，[1] 鄭騫教詩詞，汪中教杜詩跟李商隱詩，王夢鷗教中國文學批評史。另外哲學系的陳鼓應教中國哲學史，鄔昆如教西洋哲學史，英文老師則是齊邦媛。

　　張教授說：「當年鄭老師曾希望我跟他研究詞牌，但讀完四年中文系，我發覺自己對文學很遲鈍，最喜歡思考與理論性的課題，所以想研究思想史。為此還特地去修哲學系的課。」畢業那年，因戴君仁老師退休不再收學生，而碩班課程中最感興趣的是何佑森老師「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何老師對她說：「清代學術思想是一塊處女地，研究的人不多，值得開發。」又因為學科考時對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曾下過很大功夫，疑題滿腹。所以考慮後，決定跟何老師研究龔自珍和常州公羊學。何老師提醒：「龔自珍不好做。」張教授說：「龔自珍確實不好做，不只文字艱澀，而且思想盤虯慧黠，加上戒嚴時期，圖書取得不易，若非後來河洛圖書翻印大陸《龔自珍全集》[2]，根本無法研究。然也因為龔自珍難讀，讓我再三反復細讀，所以奠定了日後研究清學的紮實基礎。許多學術史觀的靈感都是當年種下的。」

　　〈龔定菴學術思想研究〉[3] 完成後，何佑森老師稱許：「寫得很好，可以出書。」口考完即獲《書目季刊》主編羅聯添老師的認可，發表了其中三章。[4] 張教授回憶說：「當時不知，其實這件事對我日後的學術之路有很大助益。很感謝羅老師。」

工作與學術轉機：香港時期

　　畢業後張教授因家境困難無法繼續讀博士，急需找工作。但當時石油危機，臺灣經濟不好。張教授說：「我沒有任何人事關係，只能不停投履歷到各大專院校、高中、高職，卻都石沉大海，當時心底真的很難過。」後來輾轉在船山學會得到一份兼職，加入《船山全書》的編輯，負責協助撰寫《老子》注解。[5]

　　當時好友周昌龍是香港僑生，已返港任教樹仁書院，建議不妨去香港試試。張教授因只有碩士學位遂嘗試申請三間私立大專，結果浸會、樹仁、嶺南都請她去面試，最後張教授選擇浸會。面試一通過，當場就發聘書，說明薪資待遇，後來才知居然是臺灣的三倍。

　　張教授表示，高中時父親因病退休，她自 19 歲起就半工半讀，不僅自食其力，還幫忙家計。在臺大求學期間當過七年家教，寒暑假去救國團打工，曾去過鐵路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蒙藏委員會、石門水庫管理局等。張教授說她的生命充滿了奮鬥、工作和責任，這也成為她一生的習慣，很少想到休閒，但也沒變成自怨自艾的人。然後她笑著說：「當然我很喜歡發呆，這是我最大的樂趣！我寫在近史所的網頁上，很多朋友都問我為何喜歡發呆？也許是藉發呆來休息，也許是更深刻的思考生命吧！」

　　張教授說：「自己在臺灣沒有機會才去香港嘗試，沒想到展開人生新局。」去香港最大的希望就是進入一所有中文系的大學教書，繼續研讀專業。[6] 在浸會教學工作上軌道後，就立即開始找博士班。當時香港僅有二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無博士班，只有香港大學設博士班，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報考。後來得知臺大歷史系杜維運先生在港大中文學院教書，所教科目正是清代學術思想史。

遂鼓起勇氣打電話給杜先生，帶著發表的論文和研究計畫登門拜訪，杜先生非常親切，詢問兩三句就在申請書上簽了名。張教授說：「當時頗覺驚異，日後方知羅聯添老師《書目季刊》的三篇文章，幫了大忙。原來杜老師在臺大最要好的朋友就是羅老師，羅老師治學是出了名的嚴謹認真。想是杜老師信任羅老師的判斷，所以收了我吧。後來回臺灣拜謝羅老師，羅老師竟說是千里馬遇到伯樂，讓我很惶恐。兩位老師都已作古，回想起來又難過又溫馨。」

　　「我在港大跟杜維運老師讀書最大的收穫是『史學史』，『史學史』的訓練也打開我對學術史的思考，並嘗試建立經學的學術史。當年我提交的博論計畫就是討論清代的經史之爭。雖然這經史之爭我三十年後才寫了出來。當然，我對概念史的興趣始終沒斷，我相信思想史的發展，基礎仍在概念，新概念引發新價值，型鑄新的思想體系。」

　　張教授說：「香港是一個文化多元、經濟活躍的國際都市，尊重制度，講求效率。對一個年輕生命而言，充滿了希望。學校公文來往都是英文，每週有校務午茶，教師可以和校長直接溝通，常有專題講演，大大擴張了世界觀、文化觀。學生多受英式教育，很有風度，思考活潑，有國際觀。和台灣很不一樣。我們一群年輕同事還組成讀書會，研讀章學誠，岑溢成、李金強、梁燕成都是當年學友。」

　　在香港時張教授還特別晚上到農圃道的老新亞書院去聽課。上過牟宗三、徐復觀的課，還在徐老師美孚的家中作客，聽他慷慨激昂地談龔自珍，遙想當年中國文化宣言的新亞精神，很受鼓舞。

（後排右起） 張壽安教授、周昌龍教授、女兒之銘（前排右起）杜維運教授、杜師母

耶魯時期：從余英時先生問學

　　1981年張教授以教學研究俱優獲浸會學院院長謝志偉博士推薦榮獲 Yale-in China Academic Foundation 獎學金，跟杜維運老師商量，希望到耶魯大學拜訪余英時先生學習清代學術思想史，杜老師很贊成。學術界都知道 1975 年前後余先生發表了好幾篇非常重要的清代學術思想史的論文，[7] 造成巨大影響，有機會跟余先生直接學習是年輕學子的夢想。

1981 年，張教授寫信給余先生表達問學之意，連同文章一併寄上。余先生很快回信表示歡迎，且很高興看到有人研究龔自珍。於是，張教授就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去了耶魯大學。

　　1982 年，張教授到耶魯大學歷史系之後，余先生先提過幾個題目讓她試做，都不甚理想；幾經嘗試，最後余先生說：「我很關心宋明理學到清代的發展，所以要黃進興研究王學到清代的發展，那妳來做做看朱學到清代的發展吧。」於是張教授的博士論文就寫了清代的徽州學派。[8]

　　張教授說：「在耶魯大學有幾件事印象深刻。一是聽余先生上課。余先生教儒家思想，上課教室全滿，連窗框上也坐滿學生。記得有次上課，一位外國學生舉手問孔子對女人和小孩的看法怎樣？我覺得很新鮮。其後方知當時婦女史研究方興未艾，西方學界對東方儒學的婦女觀很好奇。這些另類提問，讓我日後閱讀傳統經典時，腦中會有多維度的資料彙整，變得立體活潑而且有趣。」

　　「余先生對我的影響在於他具有開創性的研究觀點，讀余先生的文章每有多角度的豐富啟發，這是因為余先生的觀察既有歷史的高度又有人類文化的通性。我對余先生另一個印象深刻的記憶是：某次和余先生討論概念和定義轉化的困境時，余先生說了一段很有啟發性的話，他說：「嘗試看看不要用中文去思考問題，試著用英文去思考，妳就會有不一樣的視域與觀點。」中文的詞語定義時常不穩，當改用英文概念去思考問題，尤其是改用議題去思考問題時，天地就開闊了。」

　　當時同在耶魯求學的有康樂、陳弱水、周婉窈、陳國棟等。另一收穫是常到哈佛燕京學社去借書，當時老友顏娟英、林滿紅都在哈佛苦讀，劍橋市的讀書氛圍更堅定其追求學術的熱忱。張教授曾在訪問中回顧自己的研究歷程：「臺大的自由學風，讓我感到「特立獨行是受尊重的」，有了強力想要建塑自己的企圖心。香港讓我打開心靈的窗看到世界，走出臺灣的封閉，接觸到世界各地的學者和外界的文化。在經歷過美國的文化震撼後，打通了東西方的『任督二脈』，形塑出宏觀的文化視野。」[9]

　　1986 年取得香港大學博士學位後，張教授曾在美國衛斯理大學、羅格斯特大學教書，後來進入西東大學東亞系擔任專任助教授負責中文部門。在美教書一般都得從語言教起，也要負責基礎的中國文化課程。雖然張教授很熟習，但卻無法發揮專業學術，思考許久，決定返回臺灣。1990 年，遂在余英時與杜維運老師推薦下，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以禮代理》：尋找清儒的思想

　　1990 年張教授進入近史所後，結識前輩王爾敏先生、陸寶千先生和劉述先先生，談論思想史、學術史很是投契。尤其王、劉兩位先生都曾在香港教書，又熟悉歐美學界，每次交談都成為立體的文化觀察，高度、廣度、深度，讓張教授深深受益。張教授說：「尤其王爾敏老師常常給我很多指導鼓勵，王老師退休遷居加拿大，我們還時常電話討論學問，我跟王老師很投契。」

　　中研院環境安定，傅斯年圖書館藏書豐富，張教授發現一些關於禮學在清代發展的關鍵性文獻，遂繼續撰寫《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10]。張教授博論研究徽州學派，處理從戴震、程瑤田、淩廷堪到胡培翬的徽學變化，發現儒學思想有一從理到禮的轉變，淩廷堪最是關鍵。戴震著作中還在談理，淩廷堪對《孟子字義疏證》的評價卻很保守，並未正面讚美，所撰〈東原先生事略狀〉推許戴震天文、曆算、水地的貢獻，然後筆鋒一轉評論戴震義理之作：「其書具在，俟後人之定論云爾。」[11]

可見淩廷堪對戴震義理著作有所保留。在美時資料蒐集不易，回中研院後，才有機會蒐集補充相關資料，印證當初的觀點，正式提出「以禮代理」之說。證實儒學思想在清代的轉變是從形上思辨的理學轉向以社會實踐為目的的禮學。尤其淩廷堪與當時學者的論辯，被編成《禮理篇》小書冊流傳於世，可見當時兩派對立之嚴峻。

　　張教授說，「論辯」是一種很好的研究材料。從兩造的激烈辯論就可看出禮學興起勢力之龐大，證明儒學思想在清代的大變化是從個人內在的道德境界轉向對外在行為結果之善的追求，所以重視禮儀、制度。清儒的恤黨賙里、約鄉正俗、尊祖收族都是禮學的實踐。[12]

　　《以禮代理》完書後，張教授坦言有段時間相當戒慎恐懼，不知學術界是否接受這個研究、同意儒學有此一轉變。1996 年《以禮代理》獲得中研院第一屆「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尤其評審意見認為此作「鉤沉出一條儒學思想在清代發展的線索」，證明學術界接受此一觀點，這才釋然。其後賀照田、陳平原邀約出版簡體版，劉廣京院士特地作序，開篇直言：「梁啟超曾說清代有學術而無思想。這句話已被張壽安先生的卓越著作推翻了。」[13] 禮學成了學術界的研究新方向。二十餘年來海峽三地禮學研究大盛，張教授的研究確實有開山之功。

　　2002 年張教授應杜維明先生邀請赴哈佛擔任訪問研究教授，是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體制外的殊榮。當時歐洲學界正興起對中國禮儀研究的重視。在哈佛一年，杜先生把訪問學者組成一個思想史讀書會，包括鄭宗義、林月惠、丁四新、陳居淵等十餘人，每週三在杜宅的古雅書房聚會，依序研讀：《郭店楚簡》、《白虎通義》、《北溪字義》、《孟子字義疏證》。每每從下午三點談到半夜，蹣跚回家時，一群人仍擾嚷爭辯、興奮不已。這段期間大家把概念史做了通貫的回顧，從濃蔭酷夏、到層層楓紅、再到白雪紛飛、隔年新綠這一年來所建立的深厚情誼，成為日後共同推進儒學研究的深厚力量。

《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從制度研究思想

　　張教授表示：《以禮代理》完成後很想返回研究學術史，但因學術界仍然堅持「禮者，理也，天理之節文。」換言之，禮是天理之節文，大原則還是天理。這和我的觀察不同，所以決定再詳細談談禮學背後的原則。張教授要追問的是：「『理』的基礎是什麼？」為此曾請教過好幾位資深學者，有的回答是「天」；有的回答是「心」。然則無論是天還是心，都很難成為共理，清儒就質疑他人的心不是我的心，如程瑤田所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在這個質疑下，張教授費時八年寫成《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14] 其中最重要的第二章，指出禮學背後的原則 principle 是親親／尊尊二系並列的情理結構。首先，它是二系並列的情理結構，不是親親優於尊尊、也非尊尊優於親親，它是動態的，是結構性的，隨事件本身形塑出不同結構；而裁斷的原則在於情和理，一個是血緣關係，一個是政治關係。這是一種動態結構，從事件本身出發，展開分辨；和天理是不同的進路。

　　第二個重點是指出研究思想史的另一種方法，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大多是概念，從概念研究思想，《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則說明清儒研究思想不是從概念入手，而是從制度進入，該書就是從清儒的制度考證來觀察其背後的思想變化價值轉移。清儒通過經書註疏、考證制度，一則批判當時的禮教，一則建立新的禮文化秩序。

　　學術界多認為考證學是純粹的學術興趣，其實不然，清儒考證背後確實存有改寫思想價值的目的。價值影響文化，也影響社會行為。流行於社會習俗中的室女守貞，就是因為認定「納聘」是婚姻的成立，所以縱使未婚夫死去也得嫁入夫家，奉養公婆，收養後嗣。

清儒通過對儀禮經文的精細考證，爬梳儀節、稱謂、節目，證明親迎、「合體」才是夫婦關係成立。未婚夫早亡，男女未曾合體，婚姻就不成立。所以說室女守貞好比嫁入陌生人家中，守喪孝養，這是不合禮的。反對「成婦」是婚姻的成立，主張「成妻」才是婚姻的成立。[15]

　　汪中說：「夫婦之禮，人道之始也。子得而妻之，則父母得而婦之。」[16]是一個重要宣言，他改寫了儒家的五倫秩序，不只反對以君臣為首的五倫秩序，也反對以父子為首的五倫秩序，而提倡夫婦是五倫之首，先有夫妻關係才有因此而產生的舅姑媳婦關係。這是很具顛覆意義的新論，和晚清民初的五倫重構論述一脈相繫。

　　考證學家多從「具體事件」進行考證，從而改寫禮的秩序與價值。翻閱清人文集，如〈三月廟見〉、〈為人後者為其本生服〉，這些乍看之下不知所謂的枯燥文字，若不能深入探析到事件本身，還真不知清儒所謂為何。

　　張教授這本書的另一個重點就是指出清儒改寫禮教的思想基礎為「情欲與私」。她在另一篇文章揭示：「晚明以降思想文化界有兩股力量同時興起，一是情欲覺醒，一是禮學復興。這兩股看似矛盾卻又相互對話的拉扯力道，共同改寫著近代早期的思想價值。其中以情欲為基礎的人性論是一重點。」[17] 而尊君的君，指出君之當尊不因其地位而因其職責，即《儀禮》所說「承重」：保土衛民；並據此倡言遼金元是正統，兩宋不是正統的新正統論。此一「課責式」的價值觀亦具前近代意義。

　　日本學者水上雅晴教授讀完《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特地寫信給張教授極度讚賞第二章，翻譯成日文發表。[18]《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出版後，至少有八篇書評，對研究考證學的思想性頗有啟發之功。尤其〈「成婦？成妻？」：清儒論婚姻之成立〉一篇，很受到西方婦女史學界的重視。

學術研究群的交流互動

　　在中研院的另一優勢是能與其他領域的學者交流，各以專長探索宏大議題。經學方面，張教授長期與文哲所合作。1998 年起與林慶彰教授共同主持「清代揚州學派主題計畫」、「清代乾嘉經學研究」等一系列經學研究計劃，組團到大陸進行學術交流、文獻蒐集、史蹟考察，開通兩岸經學對話。近年來不僅兩岸三地經學研究蓬勃，連美國、德國等地經學研究都欣欣然發展，對日後思想史學術史研究有積極助益。

　　在近史所，張教授 1997 年起擔任「禮教與情欲研究群」召集人，1999 年參加熊秉真教授主持的院內主題計畫「明清社會文化中的情欲與禮教」，對話者有史學、理學、經學、文學、心理學、兩性文化研究、臨終醫學等多種專才，從不同學科切入，共同揭開中國近代社會文化的禮教與情欲之衝突及其可能之轉型。這個議題引起學術界熱烈迴響，展延性計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成果豐富，論文集由麥田出版社在 2002 年出版。

2003 年美國亞洲學會 AAS 邀請張教授等人赴美在亞洲學會發表禮教與情欲研究的突破觀點。與此同時，張教授的關懷逐漸轉回學術史，2001 年在近史所成立「中國近代知識轉型研究群」，2002 年和美國史坦佛大學王靖宇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金觀濤教授合作進行蔣經國基金會研究計畫「中國近代自由主義起源與發展之觀念史研究」；2004 年擴大與日本京都大學森時彥及韓國首爾大學白永瑞合作進行蔣經國基金會計畫「儒學傳統與十九世紀中、日、韓政治文化轉型比較研究」，相關論文發表於《二十一世紀》；2005 年在近史所召開國際會議，主題論文集 2006 年由近史所集刊出版《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建構》專號（第 52 號）。展開近代知識轉型之研究，受到學界重視。

重建學統：清代專門之學的興起

　　張教授表示回到學術史之後，最想寫的議題就是「打破道統，重建學統」。其實早在寫完博論後張教授就有了這個觀察。1997 年在港大會議上第一次發表，但未寫成文章，只是大綱，直到 2005 年才寫成〈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的一個新觀察〉。[19] 這個觀察醞釀很久，沒料到發表後引起很大反彈，大家都批評道統不可打破，而張教授真正關心的則是學統如何重建。於是從重建學統的脈絡，寫了一系列文章，說明傳統學術在清代開展出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的興起。

　　張教授認為重新整理清代的專門學術是清學研究的重要方向。比方說，研究算學、天文學、地理學、校讎學、目錄學、醫學、律學、動植物學在清代的發展。用這種視角來整理清代學術，就可以看到中國傳統學術在十八、十九世紀有一個知識分化的現象，與近代學科的分化相關，這個重要的歷史脈絡需要以學科為單位進行梳理。張教授多年來建議同學們去作古代植物學或動物學的整理，這在《詩經》、《爾雅》等古籍裡都有豐富的史料。

　　張教授不贊成以考據學稱呼清學，她說清學不是考據學，考據只是方法。任何人做學問都要先考據。張教授說：「我認為清代學問應該被稱為專門之學，[20] 如同我們稱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則是專門之學。清代專門之學的萌芽跟近代專門學科分立一貫流衍，是一連續性的學術發展。」對清儒所說「訓詁明而後義理明」這句話，張教授表示不可看死，因為事實上當清儒從事其創造性的詮釋時，也時時作出有意識的、有選擇性的訓詁。

　　張教授說：「後來回想，我到耶魯跟余英時先生問學，1981 年寫給余先生的那封信就提到我對余先生提出的這麼多新觀點，最感興趣的就是『知識』議題。很多人認為余先生最大的貢獻是內在理路，可我那時就對『知識」最感興趣。2009 年田浩主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我寫了一篇〈六經皆史？且聽經學家怎麼說〉，[21] 就是特意討論龔自珍如何修正章實齋的六經皆史，分辨經史知識。」

知識轉型：重新整理近代早期的清代學術

　　2001 年張教授在近史所成立「近代中國知識建構與轉型研究群」，擔任召集人，舉辦專題演講、學術研討會、出版專號論文集。2009 年又集合九位學者組成大型主題計畫「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2010 年獲中研院通過，2011-2013 年進行三年。該中研院主題計畫關注議題有五：一、傳統學術的分化與新知識產生；二、西學與中學交會：建制、翻譯、概念、傳播與知識再生產；三、知識與權力；四、新型態知識與專業人士的出現；五、中國傳統學術是否有一知識體系？[22]

　　三年間舉辦專題演講、工作坊以及三次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與上海復旦大學（「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研討會）、加州聖塔克魯茲大學（Cosmopolitanism in China, 1600-1950 Conference）、德國哥廷根大學（「質問現代性：晚期中華帝國與民國時期針對西學的批判性交涉」研討會）[23]在蔣經國基金贊助下舉辦學術研討會，其中美國會議的主題「Cosmopolitanisms」（世界主義）和德國會議主題「質問現代性」都引起熱烈討論。前者的英文論文集已經在 2016 年 4 月由美國紐約 Cambria 出版社出版。中文論文集 2016 年 7 月也將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卷首張教授撰寫一篇〈導言〉，說明研究計畫的總覽。讀者可以自行參考。

　　張教授表示，近十餘年歐美、大陸、日本、韓國、港臺都風起雲湧的研究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議題，近史所確實有開創之功。隨著各地域本土性特質的逐漸展現，近代知識轉型和殖民文化、翻譯、知識再生產及權力等，形成很複雜的脈絡，有待梳理。無論在東亞或西方，在這個議題上都形成傳統與近代、全球與地域的多角度對話，張教授很期盼更多年輕學子能投入此一議題的開發。

[1]張教授說戴君仁先生曾在課堂上說他是馬一浮的學生，所以張教授很早就開始留意馬一浮。指導學生李智平完成《「第一代現代新儒家」馬一浮的「義理學」：在傳統與轉型之間——一個學術史的分析》（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年。）
[2]當時臺大學生許仁圖開設河洛圖書出版社，翻印當時禁止流通的大陸文史書籍，《龔自珍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是翻印王佩錚的點校整理本，有北京中華書局 1959 年版、香港中華書局 1974 年版跟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5 年。
[3]張壽安：《龔定菴學術思想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1977 年）。
[4]這三篇文章分別是〈龔定菴的治經態度〉，《書目季刊》第 11 卷第 4 期（1978 年 3 月）頁 23-31。〈龔定菴的尊史思想〉，《書目季刊》第 12 卷第 3 期（1978 年 12 月）頁 11-23。〈龔定菴與常州公羊學〉，《書目季刊》第 13 卷第 2 期（1979 年 9 月）頁 1-20。
[5]重編印行《船山遺書全集》的中國船山學會、自由出版社主編為蕭天石 (1909-1986) 先生，蕭先生陸續編印《道藏精華》、《中國子學名著集成》。張教授表示在求職屢屢碰壁的時候，她很感謝世新專科成舍我校長的賞識，成先生只看了張教授的信跟文章，就在 11 月寄給她一張隔年 8 月起聘的聘書。雖然張教授因為當時著手申請香港面試工作而未應聘，但依舊感激成校長對自己的賞識。
[6]當時浸會書院中文系主任是《風蕭蕭》作者，著名文學家徐訏，常常談論當年上海的作家和作品，又積極參與國際筆會，很致意於中文文學作品的英譯。
[7]1970 年代余英時先生陸續發表〈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1970)、〈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1975)、〈略論清代儒學的新動向——《論戴震與章學誠》自序〉(1975) 等重要論文，收入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年）。專書為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6 年初版）。
[8]黃進興：《十八世纪中國的哲學、考證和政治：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英文原著為 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張壽安：《清中葉徽州義理學之發展》（香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86 年）
[9]參見徐子婷採訪整理：〈張壽安：生命在塑造自己〉，《遠見雜誌》1996 年 4 月 15 日，頁189。
[10]張壽安：《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 5 月）。
[11]〔清〕淩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戴東原先生事略狀〉，《校禮堂文集》卷 35（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317。
[12]這種轉換，後來哲學界也同意，參見劉述先、鄭宗義：〈從道德形上學到達情遂欲——清初儒學新典範論析〉，收入劉述先、梁元生主編：《文化傳統的延續與轉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3]劉廣京：〈大陸版序〉，收入張壽安著：《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1 月）頁 2。
[14]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 12 月）。
[15]參見張壽安：〈清儒的考證經世與禮秩重建〉，收入賀照田主編：《學術思想評論（第十輯）》（長春：吉林出版社，2003 年）頁 34-52。
[16][清]汪中：〈女子許嫁而婿死從死及守志議〉，《述學．內篇》，《新編汪中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 年）頁 376。
[17]參見張壽安、呂妙芬：〈明清情欲論述與禮秩重省〉，《漢學研究通訊》第 20 卷第 2 期，民國 90 年 5 月，頁 4。
[18]張壽安著，水上雅晴、田村將翻譯：〈「親親．尊尊」二系竝列之の情理結構〉（上），《中國哲學》第 33 號，日本北海道中國哲學會，2005 年 3 月，頁 211-274。張壽安著，水上雅晴、田村將翻譯：〈「親親．尊尊」二系竝列の情理結構（下）〉，《中國哲學》，第 34 號（日本：北海道中國哲學會，2006 年 3 月）頁 253-314。
[19]張壽安：〈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的一個新解釋〉，初稿於 1997 年 11 月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主辦「慶祝香港大學中文系成立七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大綱，2005 年發表，2006 年刊登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年 6 月）專刊第 52 期，頁 53-111。
[20]張壽安：〈龔自珍論乾嘉學術：「專門之學的興起」〉，《學海》（總第 122 期）2010 年 2月，頁 23-36。
[21]張壽安：〈六經皆史？且聽經學家怎麼說——龔自珍、章學誠「論學術流變」之異〉，收入田浩主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2009 年 12 月）頁 273-305。
[22]關於計畫說明詳見李智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in China, 1600-1949) 主題計畫 (2011-2013) 介紹與報導〉，明清研究通訊電子報，http://mingq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296。
[23]參見「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計畫網頁http://proj3.sinica.edu.tw/~kenntnis/con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