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教授

訪談人：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撰寫人：林頎玲（BardGraduateCenter:DecorativeArts,DesignHistory,MaterialCulture碩士生）

狄宇宙教授(Nicola Di Cosmo)簡介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教授任職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為高等研究院目前主要、也是唯一一位負責東亞研究的學者。他1991年在印第安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印第安納大學擁有淵遠的中央歐亞研究傳統，是美國少數聚焦於中央歐亞研究的科系。該系最早成立於1940年代，在二戰期間提供軍方訓練中亞語言的學程。狄教授就讀期間，此科系甚至依循現在學界已很少使用的古典語言學分類，將此區域研究歸類為烏拉爾與阿爾泰研究。狄教授受聘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前，曾任教於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與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New Zealand)。不同於傳統漢學研究訓練出身的學者，狄教授的內亞研究背景，讓他特別關注中國與北方遊牧民族的互動，以及內亞在連結歐亞大陸東西方兩端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因此，在目前當紅的美國新清史與全球史興起之前，他早已從「非漢」的角度，來分析我們所瞭解之「中國」的形成。

他的成名作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2004)，結合中國文獻與考古出土，從中原以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與遊牧民族間的關係，提出許多創新的觀點。例如，他推翻學者普遍認為農耕是遊牧社會進化的假設，提出草原民族開始有能力與中原中國對抗的關鍵，乃是其由農耕轉型發展為遊牧型態的緣故。由於對遊牧內亞區域研究的興趣，他也關注清入關前的滿蒙關係、清帝國的早期形成、中國的「武」文化等議題，且有豐富的研究成果。近年來他則致力於開發環境史研究的新取徑，其結合古氣象學與歷史學材料研究蒙古帝國的興起已有初步的成果。例如，他與他的團隊推翻以往認為蒙古帝國向外擴張的原因，乃是源於惡劣的氣候所造成生存需要所致；他們發現事實恰好與此假設相反，反而在蒙古帝國擴張之際的1211至1225年間，草原經歷前所未有的溫和氣候及豐沛雨水，成就了富饒的草原生產力，為成吉思汗的軍事擴充提供了理想的物質條件。

啟蒙：威尼斯大學

是什麼契機使得一位義大利青年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事實上，在狄教授大學時期，即1970年代末與1980年代初，「中國」並非如想像般遙不可及。七零年代冷戰時期，風聲鶴唳的氛圍下，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陣營政治勢力與美國的拉鋸，影響著世界局勢。此際的義大利內部，則是左右派政治勢力衝突激烈、左派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因此，無論是尼克森訪問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或是毛澤東逝世，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義大利國內密切關注。社會氛圍影響學術脈動，「那時候我們的老師幾乎都是研究現代領域的，現代歷史、現代文學，事實上更多是專注於當代。」狄教授回憶，當時學界的選項其實不多，相較於此類當代研究領域，真正令他著迷的，是中國在不同時代間的變化，他直白地講：「大學的時候，我就非常想成為歷史學家！」

狄教授就讀的威尼斯大學(UniversitàCa'FoscariVenezia)為當時義大利漢學研究的三大重鎮之一，另外兩個則為那不勒斯東方大學(Universi tàdegliStudidiNapoli"L'Orientale")與羅馬智慧大學(Sapienza-UniversitàdiRoma)。然而，即使在有較充分學術資源的威尼斯，中國研究仍隸屬於所謂的「東方語言學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之下，其研究範疇傾向語言學和區域研究。這使得狄教授對中國的了解並非始於歷史學，而是語言學。當時，威尼斯的中亞與內亞學的研究傳統，主要來自德國。威尼斯大學裡教授滿文的斯拉夫裔教授，便出自德國滿學家福華德(Walter Fuchs,1902-1979)門下。可以說狄教授正是承襲德國的研究脈絡，開始接觸內亞研究。義大利社會氛圍中對當代中國的關切，以及學界傾向語言學的研究方式，使狄教授的知識基礎十分特別：混雜著貼近當代中國脈動的最新時事，和東亞語言（如：漢文、滿文、蒙文）的訓練。他在大學期間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翻譯明清時期，朝鮮使節在中國的見聞集《建州聞見錄》。同時，他也一邊在報紙上撰寫分析當時中美關係的文章。

大學三年級時(1980-1981)，狄教授終於如願以交換學生的身分，首度踏上中國土地。在北京學習中文三個星期後，他決定前往以歷史系聞名的南京大學，直到為期一年的交換生活結束。在中國期間，他的生活十分豐富，不但跨海為義大利報紙撰寫中國時事的報導，還在當時中國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中客串一角，扮演宴會上跳著華爾滋的美國軍官。

學術研究上，狄教授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好奇，以及德國內亞研究傳統的訓練，催生他對滿洲與中國關係的興趣。他決定研究努爾哈赤在當代中國歷史書寫中的形象轉變——如何從封建征服者，轉變為執行屠殺的暴君。狄教授欲討論的不僅是漢化問題，也包含漢化的對立面，即滿洲人怎麼改變中國，以及滿州人進入中國後，自身所經歷的轉變。狄教授的論文成功連結當代中國與內亞研究兩個領域，這樣的研究取徑反映他個人的學術養成背景，但是，狄教授的研究在當時仍然十分特殊，因為當時義大利漢學研究聚焦於當代歷史學與古典漢學。

從中國回到義大利後，狄教授又花了一年完成論文，並於1982年畢業。義大利當時的學制並未像現在一樣嚴明的將碩士、博士分類，學生只要完成畢業論文，就具備doctor頭銜，能夠在大學擔任教授。然而，狄教授甫畢業的求職過程，在學術就業機會僧多粥少的義大利並不順利，那段時間他靠著在中學教英文餬口。而後，當狄教授得知義大利政府開始支持年輕學者赴美攻讀博士的計畫時，他毅然下定決心爭取，並幸運地獲得國家補助前往美國。經濟的支持讓狄教授能夠寬裕且自由地開啟他在印第安納大學的博士求學生涯。

轉機：前往美國，1984-1989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的烏拉—阿爾泰學系(Uralicand Altaic Studies)，是現在中央歐亞研究學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的前身。當時它是美國唯一一所教授中亞研究的學校，也因此毫無疑問地成為狄教授申請學校的首選。然而，美國學校與義大利官方獎學金在申請時間上互相衝突。申請美國學校前，狄教授尚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能拿到國家獎學金。在不確定經費來源的情況下，他無法向印第安納大學確保自己能夠前往美國求學。為此，狄教授只好寫信給當時蒙古研究的重量級人物——也是印第安納大學的教授——丹尼斯．賽諾(DenisSinor，1916-2011)，懇請他協助，同時動身參加蒙古學每年一度的研討會PIAC(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與賽諾教授會面。賽諾教授慷慨地承諾為他寫推薦信，此舉使得狄教授獲得申請赴美獎學金的資格，並在通過國家考試後，順利地取得獎學金。

狄教授此行的收穫不僅於此，在研討會上，他見識到許多優秀的中亞學者。這些研究者在當時，或在往後，都是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與狄教授的情誼，構築起青年狄教授的學術人際網絡，如德國蒙古學者瓦爾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在海西希逝世後，他的部分藏書便轉移到普林斯頓大學和高等研究院圖書館。另外，日本滿蒙史學者岡田英弘(Okada Hide hiro,1931-2017)與宮脇淳子(Miyawaki Junko,1952-)當時也一同出席。在研討會發表文章的過程中，狄教授受益於與岡田英弘教授的討論，兩人結為好友，1988年，狄教授應岡田英弘教授之邀前往日本，為正在撰寫的博士論文蒐集材料。

義大利官方獎學金支持狄教授頭兩年在美國的生活。兩年後，他受聘為系上的教學助理，協助其他學生學習滿文。在訪談過程中，狄教授饒富興味地回憶，竟然是由他，一位義大利人，教導韓國學生滿文，那情景是當時印第安納大學裡有趣的「國際化」情景。

身為中亞研究領域的重鎮，印第安納大學裡聚集了許多重量級學者，包括藏學家艾略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1951-2017)，日本蒙古史學者小澤重男(Ozawa Shigeo,1926-2017)、匈牙利蒙古學者艾莉斯．薩科齊(AliceSárközi)與捷爾吉．卡拉(György Kara,1935-)。如此富饒的智識環境下，狄教授總結，這個階段有兩件事影響他日後學者養成最為深遠：第一，是能夠親炙一流學者；第二，是此時期所打下的堅實語言基礎，包含蒙文和滿文。

中央歐亞研究學系所提供的教學，主要是語言學與區域研究的範疇，而讓狄教授最著迷的，仍然是歷史學，尤其是史學史。史學史討論歷史如何被書寫，以及史觀如何發展，他因而決定以司馬遷的《史記》作為研究對象。狄教授表示：「我不想只作蒙古學研究，或只作滿學研究，我好奇的是整個歷史如何被建構。即使當時並沒有太多關於史學史的書籍，這是個全新的領域。」缺乏前人引路，他的指導教授白桂思(ChristopherI.Beckwith,1945-)也只能從自身專業——吐蕃帝國史(HistoryofTibetanEmpire)——的角度給予狄教授寫作上的指引。大部分論文內容都是狄教授自己摸索、發展而成。狄教授說，他非常感謝當時教授們給予的自由和信任，讓他能夠盡可能地靠近他想處理的議題與材料，甚至容許他在畢業前就到英國劍橋大學擔任長達三年的研究人員。

研究取徑的形成：劍橋生活，1989-1991

1989年，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的蒙古語內亞研究中心(Mongolia & Inner Asia Studies Unit)為加強蒙古學相關研究，開放博士後研究人員的職缺。狄教授雖然尚未拿到博士學位，該中心的創辦人、亞洲人類學家卡洛琳．韓芙蕾(Caroline Humphrey,1943-)，在面試後仍決定聘請他到劍橋進行研究。在劍橋時，狄教授不需要開設固定課程，因此，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撰寫博士論文。然而，除了論文之外，他並非一無所獲——相反地，狄教授認為這段時間是他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轉捩點。

「我從純粹的語言學研究方法，轉變成較為理論性的研究方法。」狄教授說。彼時，語言學與歷史學領域的主流看法認為，遊牧民族的民族特質並不會隨著時間改變。這樣的假設使得學界討論游牧民族歷史時，將其發展視為一種循環：當遊牧民族強盛時，就會侵略中原地區；當他們衰弱時，就離開中原。事實上，這個概念至今仍然盛行。狄教授言道：「所以如果要用別的方式來概念化遊牧民族的歷史，你會非常需要新的理論。」而當時大部分的理論都來自人類學，藉由劍橋社會人類學系的資源，狄教授大量吸收人類學理論及研究方法，這些理論深切地影響了他，成為他日後研究的主要途徑。

狄教授的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中的內亞：對於史記中匈奴的分析》(Inner Asiain Chinese History:AnAnalysis of the Hsiung-nuinthe ShihChi)，是以歷史批評(Historical criticism)或來源批評的角度切入司馬遷的《史記》。他從司馬遷如何得知遊牧民族的資訊，到當時的中國應當如何面對這些訊息，來探討司馬遷對這些「化外之民」的史學建構。狄教授認為，司馬遷對遊牧民族的詮釋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類似民族誌方式的，單純描述匈奴的性質；另一種則是標準化的，嘗試將遊牧民族嵌入歷史之中。因此，《史記》的內容包含早期遊牧民族（如：獫狁、戎、夷）的文化，並依此建立了遊牧民族的歷史系譜。雖然，建立的系譜並不一定與事實相符，卻顯示出司馬遷藉由書寫歷史，將遊牧族群的資訊標準化、理性化的企圖，並可從中觀察其為政治目的服務而產生的「華夷之分」表述形式。

這個革新的假設在當時並未全然獲得學界支持。1999年，劍橋在編《劍橋中國古代史》(TheCambridgeHistoryofAncientChina)時，就沒有收錄這篇論文，而是收錄了〈前帝國時代的中國北方邊疆〉(“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被收錄的文章是狄教授決定將更多心力放在考古學後所撰寫的文章，梳理了匈奴帝國出現以前，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發展。狄教授首度結合考古學材料與歷史文獻，試圖為兩者的矛盾之處給予合理解釋，可說是他論文內容的前沿。這篇重要的文章，也成為他在2002年，基於博士論文所出版的專著《古代中國與其強鄰》〔Ancient China anditsEnemies:TheRiseofNomadicPowerinEastAsian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中文版於2010年出版〕中的第一部分，為讀者提供一個北方遊牧民族的基礎輪廓。

經過長期的研究工作，如今，狄教授已經發展出對各種研究方法、理論架構更深刻的理解，他認為：「我使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建構遊牧民族的歷史。考古學是一個方式，中國文獻也是，現在則轉向至氣候變遷。當然人類學仍然十分重要，只是我不再認為這是唯一關鍵的途徑。」以遊牧民族的政治文化為例，狄教授指出，能夠顯示相關內容的文獻或檔案非常稀少，而且幾乎不可能從帝國內部的文書獲得，只能從外部進行比較和觀察。為了突破這個困境，他新發表的文章“Nurhaci’s Gambit:So vereignty as Concept and Praxisin the Rise of the Manchus”研究早期滿洲如何使用「國家」的相關詞彙，例如gurun（滿文：國、朝），或是dacing（滿文：大清）時，其所指涉的實際意涵，由此試圖理解努爾哈赤的政治策略，以及這些政治意識如何影響滿洲的國家形成。上述研究途徑正是發揮了狄教授過去所學習的語言學研究方法。在這個研究中，狄教授追溯努爾哈赤每進入一個不同的政治情勢，便使用不同的國家稱謂。當他從氏族領導人轉變成部落共主時，被統治群體的稱呼就從以部族為基礎的建州女真(JianzhouJušen)，改成以民族為號召的女真國(JušenGurun)，以合法化努爾哈赤統治其他女真部落的野心與行動。當他開始攻打其他民族後，他又將國家稱謂改為後愛新國(amagaaisingurun)。愛新不僅是一個家族姓氏，其涵義實為「金」，而金正是曾經一度統治廣大北方中國的女真帝國，這樣與金國的連結說明了努爾哈赤的企圖。十二世紀時金國兼併各民族的勢力，尤其是金國對中國的武力行動，這對努爾哈赤與明朝的分裂給予有力支持。與其並行的敘述還包括向蒙古取回1234年金國被蒙古消滅時被掠奪的一切；接著，則是在擊敗明朝後，以「天命」(abkaifulingga)作為年號，再次擴大合法的統治範圍。滿洲統治者刻意建立和金代，甚至元代、遼代的歷史連結，以進行政治宣稱，這其實是非常具有歷史意識的行動。基於這個現象的觀察，狄教授認為應該繼續深入研究這些民族（或中國敘事中所稱之「異族」）如何認知並建構自身歷史。

對新清史的看法

無論是內亞研究領域中的滿洲研究，或從中國歷史背景出發的新清史研究，兩者都將滿文史料作為重要的研究材料，關注滿洲和其所建立的清王朝。狄教授不僅在內亞研究領域耕耘已久，同時也進行許多與中國歷史相關的研究。跳脫一般美國學者的研究背景與訓練傳統，狄教授提出他做為「局外人」對新清史的理解：「新清史的目標，在於試圖超越過去清史研究對於滿洲進入中國後是否『漢化』的典型論證。它認為一個朝代的中國化或非中國化不能被簡單斷定，應當嘗試用更為宏觀的角度去看待各種文化與政治成分如何構成一個王朝。」

新清史開展的研究議題，相較於過往清史研究的「漢化模型」(Sinicization paradigm)，其所開拓出的新面向不僅留意中國對清王朝的同化（或漢化），更重視清王朝帶給中國的影響。這當中包括關注入關後被清王朝保留的非漢元素，例如社會層面的八旗制度，以及八旗制度創造出的新社會階級。「然而問題是，我們去取代漢化模型的，會不會也僅是另一種模型而已？」狄教授質疑，「族群性」(ethnicity)對某些人而言可能僅是另一種模組。滿洲所保留的某些民族特質，的確有助於了解滿洲或清史，但仍需要討論，比方說，八旗制度實際上是個多元民族的制度。除此之外，在清代還出現多元文化、多元政治語彙等現象，用這個角度去理解清王朝，也是新清史研究正推動的一種論述模型。

就觀察清帝國的複合面向而言，認知當時存在的文化多樣性和新社群分類是研究清代很好的切入點，但狄教授指出，清帝國的社會階層分類並非全然固著於種族之上。而且，在討論這些不同種族的關係時，必須注意的是，在清代很少看到大群的人口遷移。即使有駐紮兵團的移動，卻不必然意味著清王朝試圖維持帝國內的文化一致性。針對此一現象，狄教授說：「我不認為清帝國是個熔爐。」相較於一統化的社會，清統治者可能更致力於保持帝國內各種文化的分離與差異，但也並非極端的隔絕。雖然的確有許多人因為種族而居住在分離的區域，然而，我們又同時能看到許多滿漢通婚的例子。因此，在清代要如何定義一個種族身分和認同，其實需要更細緻的討論，而新清史確實給予這樣的討論許多空間和機會。

另一個新清史的特點是重視非漢文材料，但誠如狄教授所言：「這其實並不是新清史的發現。」他強調，清代滿文、蒙文、藏文材料在日本清史研究的傳統中使用已久；發源於德國的歐洲學派也以滿蒙藏檔案研究清代，這些研究方式都屬於內亞研究學門的一部分。是以，相較於二元的漢文—非漢文材料之爭論，狄教授認為兩方面應當合作。當然，並非在所有研究主題上都必須使用其他語言的材料，很多時候漢文材料已然足夠。依循此理解，狄教授說：「新清史真正的創建，或許其實是美國學者和中國學者的合作。」另外，面對不斷進行的滿、蒙、藏史料整理和出版，狄教授對於未來想進入清史研究領域的學者給予非常實際的建議：「一定要會至少其中一種語言！」同時間，中國也在增加這些材料的使用機會，比方說，第一歷史檔案館已出版大量滿蒙文史料，不僅如此，世界的各個角落都還有更多檔案遺存，等待研究者發掘。

超越「漢」╱「滿」二元論

狄教授的研究角度與新清史研究者的不同之處，在於新清史研究者往往認為若要瞭解清王朝，滿州文獻是最可靠的，並將滿洲王朝與之前的漢族王朝作出區別。然而，在狄教授的研究中，滿洲建立族群認同的方式，例如：建立滿洲與遼、金、元等征服王朝的連結，以及所使用的政治語彙，其靈感很有可能都來自於中國歷史材料。又，滿洲使用中國歷史的線性敘述方式建構自身的史觀，狄教授就詮釋道：「也可以說，是中國塑造了它的敵人。」這樣的角度，或許超越了無論傳統清史或新清史，以民族本質作為政治差異性來由的歷史論述。取而代之的，是更仔細地觀察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之間的互動與影響。事實上，兩者都在彼此族群形成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要研究內亞民族，僅處理它們本身的文化材料是不足的，還是需要回到它們與周遭文化體的連結。

「要從酋長制的小型部落，轉型為宏大的帝國政體，歷史意識是有必要的。」狄教授說。這個問題不僅滿洲會面對到，也是所有內亞民族的課題，因為當它們要成為更大的政治體系時，就必須有所改變。在亞洲發展而成的遊牧帝國往往具有某些共向性，或是相似的帝國建構與進程，但這並不意味游牧民族就一定具有某種共同特性，狄教授舉回鶻汗國(Uyghur Empire)為例，他們從未征服中國，但他們在蒙古高原發展出農業文化與城市系統。這和一般遊牧民族進入中原並漢化的假設不同，事實上，回鶻汗國完全能夠在游牧地區發展出自己的文明系統，不一定要經過漢化。我們也能夠觀察到，突厥或是遼，都會模仿在其之前的遊牧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這樣對中關係的繼承在游牧民族的政治系統中極為常見。因此，清將自己與遼、金、元作連結，也是基於這些游牧帝國與中國的關係，正是清想與中國建立的關係，可以說中國反而成為他們創造滿足帝國野心的政治語彙時重要的參考基準。

這些歷史意識又是從何而來？狄教授認為，口語傳遞難以保存如此大量的歷史事件，其傳遞範圍無論在受眾上或時間上都有所侷限。然而，滿洲表現出的政治知識與線性史觀卻來自數世紀以前：包括金與蒙古的關係，與契丹遼的歷史。他推測，歷史建構更有可能來自漢文材料。當時的滿洲並不排斥中國文化，許多漢文經典在滿人間流通有無。從這個角度觀察，或許某種程度上清也可以被算作是中國朝代；畢竟，清統治者使用漢文材料、漢式官僚、漢人政府機構等來進行治理。於此，雖然狄教授與傳統清史學派同樣將清歸類為中國朝代，但兩者的論述有所不同，狄教授特別強調：「我不接受所謂的『漢化』論述，我認為滿洲的確維持了他們的差異性，他們並沒有變成漢人。」漢化包含兩個部分：吸收與同化，而這兩部分能分開來看待，若以滿洲為例，滿人可以使用漢人的系統和資源，但這不意味他們是被同化的。

清雖然可被視為一個中國王朝，但清史研究仍包含許多滿洲史以及其他內亞民族史，因為清帝國的內部確實是多元融合的，包含許多元素。狄教授認為，未來的清史研究需要更關注其他語言的史料，但這並不是向新清史學派靠攏，事實上，搜集更多方面的資料，一直是歷史學科的基本工作，並非意味著採取特定的立場。另一個重點是，如何看待清帝國內各區域的互動關係；將新疆或西獨立出來研究並非試圖分裂中國，而是透過仔細的比對與考察，更加理解前述邊疆地區與中國主要都市（如：北京、江南）之間的聯繫。如果將清視為「帝國」，那麼很清楚的，帝國是由核心與邊陲共同組成，關注邊疆的研究方式能夠使研究者反思該如何定義清王朝，並一再詢問：這個帝國有什麼特徵？或有哪些不同於其他帝國的性質？狄教授從內亞研究的視角出發，提醒道：「國家的治理概念並不一定『僅』屬於中國傳統，也可能來自世界上的其他區域。」以清為例，理藩院和八旗制度都不屬於中國，甚至挑戰了中國傳統。狄教授認為，需要澄清的是「對於如何壯大政治勢力，或治理廣大的疆域，這些民族並非一無所知。」如何跳脫漢民族與草原民族的二元對立，將成為研究者日後重要的思考方向。

為建立遊牧民族的歷史，最近狄教授開始與科學界合作，進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所推行的計畫，該計畫研究氣候變遷與蒙古帝國興衰的關聯。在這個合作中，他發現認識環境變遷對於理解遊牧民族的文化與歷史極為重要。自然因素影響游牧民族人口數量和經濟狀況甚劇，天然資源的豐足或缺乏往往直接導致游牧王朝的興盛或衰敗；因此，無論是經濟或政治層面，遊牧民族都必須發展出對抗天災的策略，保持具有彈性的經濟模式，並在危機下生存。是以氣候變遷的研究，將能夠為內亞研究帶來許多嶄新的議題，同時也開拓歷史研究的疆界，在受限於遊牧民族文字史料缺乏的前提下，自然科學研究或能為研究者提供更多討論的維度。

高等研究院的東亞研究與未來計畫

狄教授任職的高等研究院，其歷史研究學群橫跨許多不同領域。大約在九零年代中期，歷史學群開始向非歐洲的歷史研究方向擴展，此擴展有兩大趨勢，一方面是伊斯蘭藝術和歷史，因此OlegGrabar和Patricia Crone等伊斯蘭學者加入高等研究院的行列。另一方面是發展東亞研究，梅隆基金會(Andrew W.Mellon Foundation)當時的資助計畫讓三位東亞研究學者來到高等研究院，每位學者停留兩年，他們被賦予的任務是帶來更多相關領域的學者，以及在研究院中舉辦與他們的研究主題相關的讀書會和研討會。緊接著，亨利盧斯基金會也表示願意提供一位講座教授的名額(endowed chair)作為補助，這也就是當時還在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任教的狄教授來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主要契機。

關於東亞研究學群的性質，狄教授表示，研究院最核心的宗旨是聚集該領域最優秀的人才，並且提供平臺促進彼此交流。因此，研究院並不會因為研究領域不同而對某些申請者有特別偏好，或篩選掉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只要申請者提出的研究計劃是可行的、有趣的，他們都會被列入考慮；即使目前中國研究占據多數，狄教授也很希望看到研究韓國或日本的申請者出現。除了希冀豐富研究區域的多樣性之外，狄教授致力於尋求更多學科的加入，除了歷史學，他希望還能兼顧到文學、藝術史、哲學及宗教等領域。有些人會質疑不同領域之間的研究者是否能真正的互相對話，但事實上在研究院內，對話的機制和場合一直非常活絡，即使每個人生產的研究成果不同，但都能透過大量討論激盪彼此想法。狄教授期待未來能夠招募更多來自東亞地區的研究者，包括中國、臺灣、日本、新加坡等地，讓他們與目前研究院內的美國學者一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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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

地址：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R311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