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17 11:52:03 作者：刘统

▲王仲荦（1913—1986）

当时学术界整理国故的风气，对先生也有影响。1935年，开明书店印行了王伯祥先生编辑的《二十五史补编》，汇集乾嘉以来的学术成果。先生年轻气盛，开始着手编写《北周职官志》和《北周地理志》。当年这些努力，绝对没有任何功利可言。

1986年初夏的一个晚上，王仲荦教授在书房突发心肌梗塞，再也没有醒来。我当时正在复旦大学读书，惊悉噩耗，当夜乘火车返回济南，参加先生的告别仪式。先生面色安详，如同睡去。岁月流逝，先生伏案疾书的形象，仍时时在我眼前重现。先生的教诲，至今铭记在心。

一

先生祖籍浙江余姚，号称“文献名邦”，他青年时代在上海求学，做了章太炎先生门下弟子。当时太炎先生表面上不问政事，专心讲学，实际上仍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先生从太炎先生那里既得了经学真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受到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受业6年，对先生以后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先生首先是一位爱国者，对祖国和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年先生陪伴太炎师到苏州和无锡讲授经学，大家都以为太炎先生在复古。其实太炎先生认为：多读经史可以“保国性”。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恶痛绝，临终遗嘱说：“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对此，先生铭记在心，并传授给我们这些晚辈。

先生的青年时代，是在国难和家难中度过的。抗战时期，家乡被日军占领，辗转流亡到云南、重庆。颠沛流离之中，他手头只有一部《资治通鉴》，躲空袭警报时也带在身边。苦难的生活，使他对乱世有切身的体会，也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先生后来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熟读《通鉴》是一个起因。

我曾请教先生：为什么选择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先生给我讲了两点：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分裂的时代。造成这种动荡的原因，过去归咎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互相残杀。其实《尚书》中“取乱侮亡”的典故最能说明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如果内部安定团结的话，无论敌人势力怎样强大，也不见得会被消灭掉。十六国时期，前赵进攻前凉，前赵刘曜有二十八万军队。前凉张茂虽然只有几万军队，但内部合睦，使敌无隙可乘。后来后赵主石虎也动员了十多万军队进攻前凉，还是攻不下来。相反，兵力虽然强大，如果内部充满矛盾，像前秦主苻坚统率八十七万人大举南下，同只有八万人的晋兵会战于淝水，也一败涂地。所以，只要自己内部安定团结，别人就不敢轻易欺侮自己。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好好记取。”这段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肺腑之言，写进了《魏晋南北朝史》的序言中。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史德。只有品德高尚正直的人，才能写出不朽的著作。十年动乱中，先生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客居京华，耳闻目睹“文革”的种种倒行逆施和造成的危害，先生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十分担忧。他写下了许多诗篇，或咏史，或感事，表达他的内心感情。

1976年清明节，他到天安门广场看到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壮观场面，写下《无题》一首：

天安门外花如雪，

烈士碑成堕泪碑。

总理有灵应喜甚，

中华个个好男儿。

当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先生为之精神振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又走上了光明之路，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年底，先生又写了《送丙辰年》一首：

山崩地坼史无前，

真是黄杨厄闰年。

云散苍梧人竭泪，

星乘箕尾杞忧天。

已闻西内诛韦武，

更喜尚冠迎汉宣。

新令初颁生业重，

伫看花柳满前川。

二

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成就，为国内学术界公认。我常常问起先生的治学方法。先生以为：治学应当有侧重，有专长。但就研究历史来说，如果自己划地为牢，只读一个断代的史籍，则是不应该的。他的治学就曾走过漫长曲折的旅途。

青年时代，先生喜爱中国古典文学，18岁就开始注《西昆酬唱集》。这是北宋杨亿等人唱和的一本诗集，诗中用典甚多。为了注这部诗集，他广泛阅读《毛诗》《左传》《史记》《汉书》等几十部古籍和大部头类书《初学记》《太平御览》《佩文韵府》等著作，从中寻觅出一条条典故。

当时学术界整理国故的风气，对先生也有影响。1935年，开明书店印行了王伯祥先生编辑的《二十五史补编》，汇集乾嘉以来的学术成果。先生年轻气盛，开始着手编写《北周职官志》（即《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这两部长达百万字的初稿，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的。当年这些努力，绝对没有任何功利可言。如果他去投考一个名牌大学或出国留洋，可能带来更多的实惠。但他没有考虑过这些，只是对读书感到有乐趣。先生晚年谈起这个过程，感慨地说：学业的基础，全靠青年时代的努力。捷径是没有的，只有老老实实地多读书，读懂书，才能有所成就。

先生不仅博览群书，一些重要史籍，他是反复精读的。抗战时期在云南、重庆，他手头唯有一部《资治通鉴》。读得次数多了，越读越有味道。司马光对史料的取舍和考异，起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作用，尤其是唐代历史，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胡三省的注释严密精当，为《资治通鉴》锦上添花。我1978年投考先生的研究生，口试完后他对我们这些考生说：“要好好读《资治通鉴》，我已经读了十八遍，现在有问题还要查它。”当时我们都惊叹不已，后来先生著《隋唐五代史》，案头一直摆着《资治通鉴》，随时翻阅。

先生的勤奋也体现在教学上。建国后他到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讲授魏南北朝隋唐史课程，在很短时间内写成80万字的讲义。我问先生为何要写这么厚的讲义，他风趣地说：我一口上海话，唯恐北方学生听不懂，因而讲义写得详细，为的是让学生真正学到东西。先生的敬业精神，由此可见。

先生在治学道路上从不满足，总是不知疲倦地吸收新资料，探索新问题。晚年在修订和撰写《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两部大作时，正史、典章、笔记、碑刻、文集、出土文物等方面的资料，都力求穷尽，不使遗漏。写唐代经济和中外交流时，山东大学图书馆刚好购买了一套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先生年事已高，去图书馆五楼阅读胶卷实在困难。他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去找馆长，请求特殊照顾。我从馆里借出他所需胶卷和一部显微阅读器，搬到他的书桌上。他不顾眼睛高度近视，吃力地一边阅读，一边用笔抄录。有一次读《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文书上的字迹模糊不清，还有唐人自造的“简化字”。他反复辨认，直到这些字被一一认清为止。

先生读书涉猎很广，对材料的收集也务求完备。举例来说：《隋唐五代史》中写到唐代水利，正文不过几千字。然而在后面的注释中，先生将《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唐会要》《舆地纪胜》《读史方舆纪要》等书中所有关于唐代水利设施的资料，按年代排列了几百条，长达数万字。又如写到唐代行市，书中列举了幽州范阳郡的20多行，仅几十字。从注释中可以看到：这些资料来源是先生从《房山石经题记》中一点一滴摘录出来的。这又要花费多少功夫！先生的勤奋，由此可见。

三

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

“良工不示人以璞。”他对学问是精益求精，不断充实，不断发展的。他劝我们多读书，不要急功近利，书还未读通就发表文章。他曾对我说：“学问是打磨出来的。”

王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分期的研究上，是主张魏晋封建论的。他1957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书，第一次提出魏晋封建论。在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中，有“封建关系的加强”一章，再次叙述这个观点。1980年《魏晋南北朝史》上卷出版，对魏晋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又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和修订。我们对比这三个时期的著作，可以看出先生的论述是如何逐步走向成熟的。当年提出这个论点时，在史学界是处于“少数派”的。但是先生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有科学根据的，不去随波逐流适应别人，而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不断在研究过程中丰富、完善自己的论点，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史学界同仁的认同。

先生的两部断代史巨著——《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洋洋二百万言，被史学界誉为两部优秀的断代史著作。我曾问起先生：为何要花费几十年的精力来写这两部书？先生说：1950年代初史学界掀起学习马列著作热潮，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他是赞同的。但是政治运动带来了“左”的风气，有的人不读原始资料，热衷于唱高调、发宏论，叫“以论代史”。更有少数人专门喜欢写批判和“商榷”文章，对不同意见打棍子、扣帽子。先生轻蔑地说：“这些人的文章口气很大，内容空空，一些基本常识都没搞清楚就滥发议论。所以，我是从来不写这类文章的。”他感到当时的历史研究过分偏重个别领域，如农民战争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对于其他领域的问题则少有涉及。作为一名教师，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向学生全面客观地介绍中国古代的历史，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先生决定做这个铺垫基石的工作，写出全新的、高质量的断代史来。

▲“堪称艺术品”的王仲荦手稿，“秀丽工整的楷书，一笔一画，清清楚楚”

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是先生从事断代史研究的初期成果。下册尚未出版，便赶上“文革”动乱。幸亏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将手稿及时退回，免遭不测。1977年后，出版社再次约稿。先生认为这部稿子只能代表当年的水平，现在十多年过去，又有许多新成果，应该给予总结。当年因为教学的分工，把唐朝历史一分为二，“两税法”之前算一段，“两税法”之后算一段，现在看来也是不合理的。因而先生决定对旧稿进行大的修订补充，又用了六年时间，写定了《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

断代史应当突出什么？当年出版的一些著作，离不开“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征战杀戮当成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内容。用大量篇幅描述历史上的灾难和人口死亡、社会萧条的现象。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中大写这些阴暗面，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利于在国际上树立中华文明的形象。事实上，中国历史虽然曾有不少曲折，但毕竟总是向前发展的，不会停滞在一个水平上，更不会长期处于倒退状态。他举两个例子：南朝从政治和军事上说，力量都弱于北朝。但是江南经济在南朝时代有了很大发展，许多荒凉的地区得到开发，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有了南朝打下的基础，隋唐统一时期才显示出江南的富庶。五代十国时期，北方黄河流域战争不断，破坏很大；南方虽然历经十国，但是战争并不多。所以江南经济还是在向前发展的。如果把中国历史看得一团漆黑，对宣传民族文化、继承中华文明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先生以发展的眼光积极地研究中国历史，将介绍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和文化成就等方面的内容作为重点。看了他写的断代史，不仅能给读者以民族自豪感，而且使读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有了全面、正确的理解。

先生做学问，力求尽善尽美。自己认为不满意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拿出来发表的。他的几部大作，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撰写修订才完成的。以《北周地理志》举例，这部 70万字的历史地理巨著，是他经过40多年的潜心研究，四次增删修订而成的。

北周在南北朝历史上是一个很短的王朝，从宇文泰执掌西魏政权起算也不到五十年。但是北周的历史地位却很重要。西魏乘梁朝内乱，夺取了梁、益、荆三州的广大区域；北周灭掉了北齐，统一了北方；又夺取陈朝淮南之地。到隋取代北周时，北朝的疆域达到极盛，为南北方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所以，以北周末年的疆域范围编撰的《北周地理志》，实际上囊括了北齐、梁的大部分疆域。对研究南北朝后期的疆域变化、行政区划，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都知道，北朝疆域沿革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难点。一是因为北朝政区变化很大，历史记载又很不完备，《魏书·地形志》就是一笔糊涂账。要厘清北周的州郡设置，需要汇集所有的南北朝及隋唐地理著作、各种史料，分门别类进行排比梳理，才能整理出一个头绪。研究地理沿革，不仅要搞清某个时期的州郡设置，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一代的疆域发展、州郡变化过程，这个难度就更大。众所周知，南北朝时代的政区设置是最混乱的。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当时到处设立侨州郡，真是“百户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这些侨州郡多数设在北齐、北周的军事对峙区域，今天你占领，明日他夺去，所以时常并省，重叠设置。例如在山西汾水流域，东魏的南汾州在定阳，西魏的南汾州在玉壁；北齐的正平郡在临汾，北周的正平郡在柏壁。先生广泛搜集史料，点滴积累，细心考证，一个州、一个郡地进行复原，克服了诸多困难，在《北周地理志》中共著录215州、552郡、1056县，述其沿革、地望，及当地发生的重大事件。比《隋书·地理志》中记录的北周211州、508郡的数目尚有所增补。先生辛勤的劳动，在北朝历史地理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

《北周地理志》的价值不仅在于沿革考证，书中汇集的丰富资料可供许多学科参考。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的南北朝战争，不仅要研究战争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揭示其原因和内在联系。如一场战争为什么要在这里进行？战前双方态势如何？战后发生了什么变化？都必须详细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史书上是没有现成材料的，而《北周地理志》则提供了大量的背景资料。《通典·州郡一》综述北齐、北周军事分界线说：“（北齐）大抵西则姚襄城、洪洞、晋州、武平关、柏崖、轵关、河阳，南则武牢、洛阳、北荆州、孔城防、汝南郡、鲁城，置兵以防周寇。”“（北周）当全盛战争之际，则玉壁、邵郡、齐子岭、通洛防、黄栌三城、宜阳郡、陕州、三鸦镇，置兵以备东军。”在《北周地理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有关这些地点的详细记载，而且补充了大量的镇、戍设置和驻防情况的资料。玉壁是西魏为了防御蒲津渡口，威胁东魏军事中心并州（今太原）而在黄河东岸设置的一个军事重镇。高欢为了拔掉这个军镇，出动大军围攻60天，伤亡7万人，最后仍以失败告终。玉壁争夺战改变了东、西魏之间的力量对比，西魏由防御转为进攻。《北周地理志》中汇集了有关玉壁的全部资料，使我们全面地了解这个军事重镇的设置、布防、战争经过和所起的作用。当北周平齐后，玉壁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被废弃了。

▲1981年，刘统（右一）与王仲荦

四

先生治学态度极为严肃认真。对自己的作品，总要再三修改补充，力求完美。有时为了一个地名的今注，为了一条典故的出处，不惜反复查找。《西昆酬唱集注》是先生年轻时完成的第一部作品，1945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申报副教授，先生将这部稿子送审。当时的系主任伍叔傥阅后，感慨地说：“用这本书升教授也可以了。”但是有几条典故总找不到出处，十几年后，先生在阅读《山海经》时，从郭璞注中发现了这几条典故的出处，不觉大喜。《西昆酬唱集注》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例子看起来似乎偶然，但是如果没有苦苦的寻觅，这样的“偶然”是不会出现的。

先生的手稿堪称艺术品，秀丽工整的楷书，一笔一画，清清楚楚。修改过的地方，用稿纸剪接，绝没有涂抹的痕迹。先生说这样是为了让编辑和排字师傅看得清楚，实际上也反映了他的严谨作风。先生的认真有时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他一生的作品都是用繁体字写成的。先生认为：搞古代史的学问必须尊重历史，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有许多古代专用字词，是简化字不可取代的。如皇后的“后”和後来的“後”，在简化字中是一个“后”字，但在古文中这两个字是不可通用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坚持用繁体字写作，终生不改。

先生一生最大的乐趣是读书。我毕业留校给他做助手，每个星期日都去城里书店买书。先生的兴趣极为广泛，新版古籍、学术专著、名人传记、古典文学、民国轶事、文物考古、书法字画，他都尽量搜集。每次我买回书来，他都要问：“还有什么好书？”通过给先生买书，我又向先生学到了许多知识。后来我到复旦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先生在去世前一个月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里，还托我代购新出版的《艺苑掇英》，并嘱咐我“勤学勿怠”。我还没来得及将书寄出，便传来先生去世的消息，真是令人痛心。

先生回顾他一生走过的路，自认为是幸运的。他的《魏晋南北朝史》《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都已见书，《隋唐五代史》和论文集《鹊华山馆丛稿》也已交付出版。他说：太炎先生有几位高足，学问都很好，可惜命运多舛，还没来得及将学问总结出来就弃世而去，留下诸多遗憾。先生认为自己虽然年轻时历尽坎坷，但一直不改初衷，终于在晚年看到了成果。相比之下，现在的青年读书的条件要好多了。他勉励我不要怕吃苦，不要怕寂寞，不要见异思迁，要用功不懈。30多年来，我是照先生的话去做的，虽然因工作关系，改为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但先生教授的治学方法，我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之中。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理念，一直是我从事研究的指导思想。我希望自己的成果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辜负先生的期望和培养，以学术上的成就作为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刘统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范菁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