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珠海历史学系

历史学系（珠海）学术访谈 | 第一期

 

 

吴滔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毕业后，到中山大学工作，现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主任（主持工作）。

 

吴滔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和明清社会经济史，已发表50余篇论文和出版5本专著，曾经主持多个社科项目。对于吴滔教授，同学们一定会惊叹于他高超的学术水平，也一定会好奇，吴滔教授是如何达到今日的成就呢？那么，下面就跟随17级的三位同学，跟吴滔教授聊聊时间与空间那些事。

学术历程

学生：老师您为何会选择研究历史地理这个领域呢？

吴滔老师：其实比较偶然，我在之前读硕士时的研究方向是交叉学科的，历史地理本身也是交叉学科。而且我很多学长都选择研究历史地理，我就跟随着学长的步伐到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其实年轻时候专业方向是会经常变的，我读历史地理纯属偶然，我从读大学开始感兴趣的一直是思想史，但是到后来觉得史学都是相通的，没必要那么执着，非要干某个领域不可。

吴滔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

 

学生:那是因为您的经历或者说是环境导致了您从思想史转变为历史地理吗？

吴滔老师：是因为环境使我改变了想法。我大学毕业以后到了南京农业大学工作。前几年我还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兴趣，但是在认真做课题的过程中不免进入到了历史地理的学术脉络中去。后来读博士时也想过再回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中去，但发现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后来也觉得历史地理这个方向不错，就选择了这个方向。但是那几年对自己兴趣爱好的投入没有白费，研究历史地理会涉及到地理学思想史的部分。一定程度的融合使我的知识面相对宽广一些。

 

学生：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经历带给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这段经历对您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吴滔老师：最大的感受是我选了一个很好的导师。葛剑雄老师是我在史地所的导师，他当时对我未来的专业方向影响很大。我在读博士以前研究的是灾害的救济，是一个很专的方向，葛老师问过我的方向以后和我说不要做这个方向，这对我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我最后选择了明清江南的城乡关系，通过做这个课题，我的视野得到拓展，而且未来的发展路子也很宽。如果博士是做太专的题目的话，等博士论文出来，第二次选择未来还想做什么的时候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因为发力都发在很专的题目上了。

葛剑雄教授曾于2016年12月到访中珠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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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读博士后，毕业以后，当时中大已经将近20年没有历史地理的研究方向和老师了，光凭我一个人去重建一个学科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后来有很多优秀老师加入进来。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全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网站一瞥

 

学生：当时中山大学历史地理领域几乎一片空白，您为什么会来中山大学呢？

 

吴滔老师：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当时在全国相当有名，那时历史人类学已经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了，我在上海时就对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颇为向往。我曾和陈春声老师、刘志伟老师他们一起开过一些会议，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他们觉得我有历史地理的背景，又有跟这边交流的愿望，把我引进来可以做出有特色的历史地理学。

 

 

吴滔老师在学术会议上

 

学生：除了中大的历史人类学，也就是华南学派研究特色，还有哪些地方吸引您来这里呢？

 

吴滔老师：有两点吸引我，第一点是华南学派注重实地考察、田野调查。另外一点是，中大的一个研究传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但同时，融入这个学术共同体也要经历一番波折，中山大学的研究传统是制度史和历史文献的研究，我以前也有这方面的积累，但是中大的更有特色，融进来需要一定的过程。中大的历史学科很包容，但也坚持自己的风格。作为一个不是中大培养出的毕业生，融进来是既有紧张感，又有满足感，在这个过程中我重新改变了自己，毕业不是终点，我有很多的想法都是在学术共同体中慢慢形成的。

 

 

吴滔老师在田野中释读碑文

 

学生：您觉得您离开复旦研究所来到中大，在中大实地调查的学术传统对您有那些影响呢?

 

吴滔老师：我刚开始到中山大学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看一块碑或者看家谱，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线索，到实地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实地提炼一些重要问题。后来怎么就找到感觉了呢？一个是多跑，还有一个是做田野导师。身份的转换很重要，成为导师以后就有更强的动力去了解更多，因为要教给年轻学者或者硕博士一些东西。一来二去的，我就得心应手起来。对田野考察有一定敏感性有利于书斋里的研究。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以前读文献的时候肯定会忽略很多表述、细节和角度。

 

 

吴滔老师在田野考察中指导学生

 

 

学生：全国各地不同的历史地理学派在实地考察方面有何差异？

 

吴滔老师：的确是有差异。各个学派各有所长，但无高下之分。以李孝聪教授为例，他师承侯仁之先生，对于城址和交通线非常敏感。他到淇澳岛，观察到淇澳岛的炮台不对着海，马上就判断淇澳岛在历史上曾是几个岛并在一起。如果是华南学派，考察时就会更多地注重社会经济，民间活动。这或许就是差异的一个表现。

 

学生：您研究江南地区主要是因为您的研究领域要求还是因为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吴滔老师：一开始主要因为后者。从获取资料的角度来讲，在那样一个以纸质版为主的年代，纸本文献还是受地域的限制。当时南京、上海的纸本文献是全国性的。我到上海去读书的时候，上海家谱的收集量是全国最大的，我那时哪怕只有半天时间，也要去上海图书馆看家谱。现在想来，当时翻家谱的那种感觉对我后来的研究有非常深的影响。所以，离开那个地方也是需要下决心的，来中山大学就意味着资料的获取会变得困难，但是也相信会打开我的另一片天地。事实证明我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明末清初域外古地图（江南地区）

 

学生：除了您的成长和工作环境，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吴滔老师：做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不容忽视的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学者对江南地区的研究很深入，看他们的研究看多了，就真的会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我一直主动地和同龄的日本学者保持联系，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佐藤仁史，我们还一起合著过书。到现在我们已经保持学术合作与交流整整二十年了。在我的求学阶段，日本历史学界对明清江南的研究程度比较深入，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选择这个地区也有出于学理的考虑。

 

 

 

吴滔老师与佐藤仁史教授合著书影

 

学生：您在之后去过日本做客座教授，这和您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有关系吗？

 

吴滔老师：那是后来的学术交往了。是因为我和佐藤仁史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教授有交流，比如明清江南地区研究的权威森正夫教授和佐藤老师的老师山本英史。我把论文给他们看，他们很感兴趣。而且日本那里保存了很多在中国看不到的纸本文献。另外在我们读书的年代，中国的一般学者在精读文献上，是远远不及日本学者的。所以也想去日本交流这方面的经验。

 

 

学生：师您刚才提到自身的学术领域经历了转变，那您是如何扩展学术知识面呢？

 

吴滔老师：我在40岁以前，使用的扩展方法是非零散地读书。所谓非零散读书，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专攻一个领域的书，摸清和对比不同流派和观点，迅速找到领域研究程度和研究潜力，得到相对全面的了解。简要来说，专注为上。一段时间内专攻一个领域，过一段时间再转换领域。

 

学生：那你以后是否会有更多的学术领域拓展？

 

吴滔老师：郑振满老师曾说，研究历史是非常困难的，研究者一要有制度史的功夫，二要有文献学的基础，第三要有人文社科的通识。

 

对于郑老师所说的通识，是我自大学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也就是所谓的拓展学术领域。我的学术自思想史起家，跨越了许多领域。思想史让我接触西方哲学，而西方哲学是许多西方学科的思想基础。西哲读通了，整套西方人文社科理论基本都能读通。这是我追求通识的一个帮助。

 

 

吴滔老师在采访中

 

研究与建议

 

学生：近日，以老师您为首席专家的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明代价格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申请成功通过，能否为师生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运作和意义？

 

吴滔老师：这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项目。

首先，这个项目综合运用了多学科方法（经济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例如我们运用了历史地理方法处理价格数据，用等价线展现价格的空间差异。

第二，这个项目是对我个人以往学术的总结，跨越的研究范围较大（文献，市场，历史地理，中外比较——美洲白银，全球化价格）

第三，资料非常零散，数量非常庞大，无直接记载，整理起来有难度。

 

我们应该要知道，中国古代的价格大多不是市场价，而是政府收购价。政府收购价随政策、灾害和市场而变。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了解古代物价数据背后的制度，从而通过制度了解真实物价，进而探求官方价格控制与市场的关系。

 

 

吴滔老师在项目开题报告会上作介绍

 

学生：对于历史地理学科的未来潜力发展方向，您有何看法？

 

吴滔老师：我认为历史地理学科未来会与大数据结合得更为紧密。现阶段，我们在建设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希望借助大数据的力量，使得历史地理的演变过程得到更动态和直观的呈现。

 

但是，学科的发展还是需要研究者夯实基本功，对于中国传统史学，我们更不能忘了理解的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否则，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的来源和性质，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些数据，建立在这些数据上面的都是伪命题。技术要建立在传统之上，否则史学家就失去存在的必要了。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地理学家对历史学有一些偏见，他们觉得数据自己统计即可，历史学没有必要，但是数据是假的，做出来伪命题，不让人放心。我们做一个问题，求得是让人放心。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一瞥

 

学生：对于即将接触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史学习的同学们有何建议？

 

吴滔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在现阶段夯实通史基础，知道大历史脉络。我们研究这两个方面，不能站在本地人角度，以地方视野看问题；而是要要看到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一个制度的实际运作等复杂的历史状况。

 

以之前提到的看碑问题为例。去看碑，其实是有技巧的，但是这种技巧，要建立在对历史的丰富理解之上，而不是只停留字面上。

 

学生：本系研究一直注重与国际接轨，您如何看待我系历史地理研究日后的发展趋向？

 

吴滔老师：我们的确有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著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仍能作出含有丰富数据信息（甚至可以称为大数据的尝试）的图。我跟系里的王印老师曾经到过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布罗代尔所创）实地交流学习。受人文地理学影响很深的年鉴学派十分著名，现阶段，可以说我们的理念与他们相通。

 

我相信，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我们能比年鉴学派做得更丰富更精确的成果，发现更多新的问题。

 

同时，我这些年也想将历史地理与历史人类学、社会经济史融合，我想我们日后的发展会趋向于多元化。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书影

 

 

学生：老师您作为系主任，能否谈谈本系的发展方向?

 

吴滔老师：将重点发展世界史和科学技术史。我们系搬迁至新大楼后会建立两个实验室，一是历史地理实验室，二是科技史实验室，面积达1000平米，本系日后会着重发展这两个方向，这是本系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