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1920年4月10日——2015年9月19日），男，江苏无锡人，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第六至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代表作为《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
一、大洋彼岸的研究：中国绅士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始终盛行着“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排序。“士”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亘古以来就被视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首，他们体现和传承着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拥有公认的社会特权和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支配着上至国家政权下到民间社会生活的各种大小权力。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在中国传统官僚政体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群体的详尽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尚付阙如。
1948年，张仲礼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后，即被聘为该校远东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究员，同时又在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领域以及博士论文的选题就是“19世纪中国绅士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他从19世纪中国社会大背景出发，对中国绅士进行了全面的考察。1953年，张仲礼完成了博士论文《19世纪中国的绅士——从他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论证其经济地位》。1955年和1962年，在论文研究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中国绅士—— 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以下简称《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相继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直至今日，这两部著作仍被中外学术界认为是对晚清中国绅士研究的开创性力作。
在《中国绅士》中，张仲礼对19世纪中国绅士四个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
首先是对绅士阶层的构成以及基本特征的考察。“依据是否获得官职或较高的学衔”，张仲礼将19世纪的中国绅士阶层分成上层和下层两大集团。上层集团由学衔较高以及拥有官职(不论其是否拥有较高的学衔)的绅士组成，而那些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都属于下层集团。无论上层还是下层，19世纪中国的绅士都享有一定范围的特权，同时又可以在地方事务中通过各种方式发挥不同的作用，人们都羡慕和渴求绅士地位。对此，张仲礼得出的结论是：绅士是一个以科举制度为政治背景，并以捐纳制度为辅助形成的社会阶层，其成员的资格由政府控制的明文规定的铨选制度所决定，这个制度有复杂的品级和学衔等级。他们的特权是由封建法律授予并为社会所承认的，他们的职责是政府功能的某种延伸，绅士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视利益趋向而有合作或冲突可能。
其次是对绅士阶层人数的分析。这是一项极为艰难和烦琐的工作，然而对于正确评价绅士阶层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分析政府对绅士阶层控制和依赖程度等问题却极为重要。张仲礼从科举和捐纳两种人仕途径人手，以各地州县科举和政府捐纳的频度，历次科举取士和捐纳入贡的学额、生员中试的平均年龄，以及绅士生涯的平均寿命为依据，在确定了各类数据的平均值以后，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此进行有效的估算。同时，考虑到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时期社会动荡引起的绅士阶层总人数的消长和各绅士集团相对力量变动等因素，还对估算结果进行进一步的修正，从而使估算结果更加科学和接近历史的真实。为了进行绅士阶层人数的分析，张仲礼查阅了数十种官方出版物和上百种方志、族谱及私家著述，列出了数十张反映估算过程细节的统计表。他解释说：“我们必须依赖前辈的著述和历史记载，以及各种史料的相互印证。如果我们谨慎地使用这种方法并与其他研究成果相结合，那么所得的估算数可以是有用的。”在进行了大量的数量研究之后，张仲礼发现了政府和绅士关系中的某些饶有趣味的方面：
“政府通过对考试的取中名额和次数的精心控制，就能够掌握‘正途’绅士的人数及其在各地的分布。捐纳制度造成的‘异途’绅士平衡了‘正途’绅士的力量。整个制度的设计是如此巧妙，所以中央政府对它的管理恰似如臂使指。”
其三是通过绅士科举生涯考察，对清代科举制度进行的批评性分析。张仲礼认为，长期以来，科举作为中国绅士进入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是以官方所需要的模式对绅士的学术能力进行鼓励和控制的。科举制度尽管本身存在许多弊病，但是在以儒学思想体系为统治基础的传统社会中，官学以及整个科举制度对于“造就一个满足于清朝统治和现实社会结构的清平世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时代进步必然促进制度变迁，19世纪中国科举制度的崩溃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正是中华帝国社会结构蜕化的征兆。
“科举制度在能满足其导引思想的基本目的时，它是能正常发挥作用的。但是到19世纪时，它遭受了因内部因素引起的瓦解，并证明了它不能适应西方冲击所产生的新需要。这时清代的科举不再能作为一种支柱来支撑起一个已经变化了的社会。”
其四，为了更好地支持前述三项研究命题，张仲礼还从各地地方志中筛选了5000余名绅士传记，以“对于19世纪中国绅士传记的数量分析”作为最后的补充研究。同时，由于这一数量研究本身所引发的新问题，促成了张仲礼对中国绅士阶层经济基础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兴趣，其最终成果就是作为《中国绅士》续篇的《中国绅士的收入》。
《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使用数百种地方志，200余种家谱族谱，对19世纪中国绅士的收入进行了开创性的全方位考察，详细分析了各种收入的来源。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对比、统计，张仲礼认为19世纪后期中国绅士每年的总收入约为白银67552．5万两，绅士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他们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所得的报酬，包括官俸、讲学，经营地产、从事商务活动的利润，以及从事地方公共事务的服务收益等等，从而对以前学术界几成定论的中国绅士收入主要来源于他们所拥有的地产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为了使这项估算结果更有意义，他又对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了开创性的估算，以进一步展示绅士阶层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的研究表明，占中国人口总数2%的绅士阶层拥有24%的国民生产总值，直观地显示了绅士阶层对国民收入的占有程度。
“作为特权和特殊地位的结果，绅士从国民收入中获得很可观的份额，尽管他们只占总人口的2％左右。绅士在国民收入中的巨大份额显示了绅士对经济的控制程度。”
“中国绅士作为社会上受过教育的精英从若干来源获得其收入，服务报酬看来是最重要的来源。有些服务，特别是那些和经理资本积累项目有关的服务，是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两本书出版后，国外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学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称，《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报》赞扬该书“对中国社会、中国上层集团、中国官僚政治等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美国联合服务季报》评价此书“讨论了(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权力，详细分析了科举制度的利弊得失，利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深刻程度超出了任何其他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美国历史评论》则称这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作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对19世纪后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对中国绅士阶层收入的估算，不仅是学术界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的较为精确的计量统计。《美国学院年刊》认为，后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都将以张仲礼的研究为起点。《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第一章作者费维恺在著作中直接引用了张仲礼研究成果，他在书中写道：“对19世纪中国国民总产值的估计，就我所知，这是唯一的尝试⋯⋯这些数字大致显示了19世纪80年代几个经济部门的规模”。该书第十章作者巴斯蒂也引用了《中国绅士》中关于不同绅士集团人数的估计。
由于两本专著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影响，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于1961年和1967年两次重印了《中国绅士》，1982年又再版《中国绅士的收入》。1991年两书的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绅士》曾荣获中国图书奖二等奖，至今已经数次重印，韩国学者还依据中译本将《中国绅士》一书转译成了韩文。美国、欧洲、日本的一些大学还将两书列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课程的重要教学参考书。
除了中国绅士的研究之外，张仲礼在华盛顿大学参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期间，还与Franz Michael合编了三册本的《太平军起义》，先后于1966年和1972年出版。此外，他还汇编撰写了清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七个中兴名臣奏牍的研究指南，并由华盛顿大学于1953年出版。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的学术生涯以及对中国绅士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张仲礼日后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地位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二、新的视点：外资企业研究
1958年底张仲礼归国，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学术界，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正处于高潮时期。一心想为祖国的学术繁荣作贡献的张仲礼运用自己的学术优势，从外国资本和企业史的双重角度，以新的视点开始了对旧中国外资企业的研究。
关于外国资本在旧中国的经济活动，国内学者此前曾有过一些研究，主要是对外国工业资本在中国的掠夺活动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性作了论述，认为外国对华工业投资对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但对外资企业具体的个案研究却十分缺乏。国外学者在这方面虽有所研究，如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艾伦等人撰写的《在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西方企业—— 中国与日本》，60年代美国学者侯继明的《关于外国在华投资的压迫论》，70年代美国学者德恩伯格的《1840-1949年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但都不同程度地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学者论述外国在华工业企业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论点缺乏根据，旧中国外资企业并没有像经济发达国家中一些大规模企业那样形成行业性垄断，并强调近代外资企业的投资活动对旧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等等。
如何对外资在华企业进行评价，关键是要有第一手资料。张仲礼和他的同事们经过比较研究，决定先从旧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英美烟公司人手，利用企业的原始档案整理编辑《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以下简称《资料汇编》)。通过三年多对近千箱、上万卷档案卷宗的爬梳整理，以及对近代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资料的查阅和对当事人的大量走访，张仲礼与他的同事们前后搜集了数以千万字的原始资料，终于编辑成四卷本《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并在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83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张仲礼凭借大量史料明确地表述了他的研究观点：(一)外国资本在旧中国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有本国的炮舰威胁和外交压力为后盾，有不平等条约为依据，在华得以享受种种的政治经济特权；(二)旧中国外资大型企业利用特权和建立托拉斯组织的方法，操纵产品的供产销各个环节，确确实实已经形成了垄断地位，从而能够获取垄断利润；(三)旧中国外资企业的掠夺性具体地表现在攫取大量超额利润，获得惊人的投资利润率，在企业发展顺利时，部分用于再投资，形势不利于继续发展时，就大量转移国外，而不是如外国学者所说，主要用于在中国的再投资。张仲礼最终指出，外资企业，如英美烟公司历年来不受约束地把大量利润汇出中国，导致旧中国国际收支的严重入超，应该说，这又是旧中国经济发展缓慢，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主编《资料汇编》过程中，张仲礼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又得到了新的升华。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形态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剖析的英国类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有很大的差别，……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是无济于事的，唯有从历史事实出发，才有可能从事创造性的研究”。
为了实践这一主张，张仲礼继续挖掘和整理近代在华大型外资企业的档案，历经数年努力，又与同事们合作完成了《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两本专著。
《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一书系统地研究了沙逊集团用少量资本控制大量资金的特点，对这个集团在经营房地产业中吞并产业的手段、经营资金的来源、榨取地租和利润的过程以及经营事业的非生产性等等都有极为细致、周全、精到的论述。在《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一书中，张仲礼又对外资企业经营中企业领导人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将企业核心人物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预见性、灵活性、组织能力和创新意识归纳为影响企业成败的企业家精神，把商品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企业适应形势变化的发展过程、企业核心人物的活动和企业家精神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在当时对企业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都是一种创新。
通过对沙逊集团和太古集团的研究，张仲礼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即使是在工业、交通等领域内，尽管沙逊集团的投资活动对上海城市的逐步向现代化发展以及对某些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归根到底还是影响到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对沙逊、太古两个集团不同特点的分析，加深和丰富了学术界对旧中国外资在华企业的认识。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年届80的张仲礼仍然情系外资企业研究。在2002年“企业制度·企业家精神·城市经济联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张仲礼发表了《略论旧中国外资企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再次提出旧中国外资大企业是不是跨国公司的问题、外资在华大企业的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集资与融资的问题，以及优化高层人才策略方面的问题，并进行了新的探讨。他认为活跃于近代中国早期的太古、沙逊洋行及英美烟公司，已经以企业集团或托拉斯经济组织形式存在于母国、中国和第三国，它们的经营活动应当属于早期跨国公司的范畴；近代外资在华企业主要采用企业集团或托拉斯两种组织形式，前者颇有些类似今天的“混合联合型”跨国公司，后者则拥有较多的附属公司；不论采用何种组织形式，外资大企业大多拥有高效运作、互相配合的管理机制，并在集资、融资和优化管理高层人才方面都蕴含了相当丰富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内涵。这表明张仲礼的外资企业研究，已经将传统领域中的传统课题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并且运用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深度上都进一步拓展出了新的研究空间。
三、从沿海到内地：城市研究三部曲
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张仲礼顺应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以及现实的社会需要，转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和组织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市史作为一门新学科已经在欧美一些国家中兴起，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若干理论模式，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里提出的近代中国集市体系和宏观区域理论，引入了“中心边际学说”模式来解释中国当时城市和周围乡村的关系。另外，也有些学者从城市的地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对近代中国单个城市进行了研究，如华盛顿大学的罗兹·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撰写的《汉口》则利用地方文献资料从经济、市政、社会和市民生活等方面，探讨了汉口城市的自治问题，得出了中国近代城市的变革出于内在的自发因素的结论等等。
198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中国近代史学科组在讨论“七五”规划时，提出了要加强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专家们在确定首批列入研究范围的城市名单时，又将上海定为首位，并把“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列为“七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承担，并指定由张仲礼负责。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起了跨所的集体项目，共同攻关。从接受课题任务到最终定稿，历经三度寒暑，终克坚果。此书虽由众手集成，然而从最初组织提纲、集体讨论、综合协调到最终的统稿、定稿，无不凝聚了张仲礼的心血。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是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单个城市史研究的代表作，全书以城市社会、城市文明的演进和特点的把握作为城市研究的主线，将城市视同一个立体的社会，研究的视野覆盖了整个城市社会、城市文明及其历史，同时在研究的角度上对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三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择其最能代表城市本质特征的部分，如人口集聚、内外贸易、城市工业、金融市场、内外交通、市政建设、文化特征等等，有重点地进行了深入研究。此书抓住上海作为当时全国多种中心功能形成的历史脉络，揭示出上海是典型的近代崛起城市、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近代化起步最早和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全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全国文化中心、移民城市、富有反帝反封建斗争传统的城市和畸形发展的城市等九大基本特点。通过全面、系统而有重点的分析，集中探讨了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租界与华界关系、上海与外国关系、殖民主义者动机与效果关系、上海与内地关系等五大问题，并由此总结了上海城市发展是走由商而兴之路，努力保持内部安定环境和坚持走开放之路三条规律性的认识。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史学研究对城市史研究关注的热点出现了向城市群、城市带研究的拓展。“八五”期间，国家重点课题的导向也出现了重视城市群体研究的新趋势，强调学术界要对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综合研究。张仲礼及时把握时机，在国内率先设计了《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课题，并再次被批准为“八五”国家重点课题，他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课题组的基础上吸收部分外省市学者共同进行此项研究。
东南沿海城市指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沿海城市，地理位置相差数千公里，各自的地理、历史、人文条件也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何选择这样五个城市进行综合研究?张仲礼认为，其一，这五个城市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其发展、繁荣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联系在一起的，开放则兴、封闭则衰，是这些城市发展的通则。其二，东南沿海城市是一个有机的城市群，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近代之间，这些城市出现过此消彼长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当时中国不正常的国际联系、不发达的生产力、不发达的交通网络、不健全的市场体系紧密相连的。当这些负面因素消除后，这个城市群也会出现相互促进、比翼齐飞的局面。正是由于这些城市的共性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可以作为研究这些城市近代化的起始点和比较研究主线。这一课题设计富有创见，从中国东南沿海新月形海岸线上依据城市内在联系选取五个具有一定共性的口岸城市，组成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实体，将各个城市内在的种种差异性纳入一个系统进行有比较的综合研究，并从各个城市不均衡的发展过程中探索城市群整体对国家近代化的贡献，开创了当时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思路。课题的编排结构也另辟蹊径，以照应五口城市的内在联系。在结构上，《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分为总论、分论、专论三个层次。总论部分从宏观态势上把握东南沿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发展经验；分论部分分析各个城市的发展道路的各自特色；专论部分则按照近代化进程中东南沿海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不同领域或层面的发展特点作了多侧面的专题研究。张仲礼事后回忆，将城市发展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作为研究主线，表达了他深思熟虑的一个学术观点。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本身的近代化应当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将城市群作为研究主体对象时，研究重点就应当着重考虑城市群与国家近代化的关系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地理上的二元结构是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东南沿海城市按照发展经学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在区域结构中是核心区，它们与边缘区的相互作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效应，即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东南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的联系同时具有集散和辐射的双重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就是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
张仲礼这一极为精辟的见解，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同，认为上海学者率先将东南沿海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群来研究，“较好地把握了东南沿海地区以五口通商城市为主体的城市群体在带动区域近代化和中国近代化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一课题改变了以往个案城市研究存在的孤立和静止的缺陷，开拓了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史研究的层次，突破了施坚雅的区域城市研究模式。”
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自兴起以来显示出蓬勃的学术生命力，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单个城市史研究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和《近代武汉城市史》4个国家重点项目推动下，各地单个城市研究范围拓展到中小城市，研究向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入。对城市群、城市带的研究在“八五”期间除《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近代华北城市研究》和《长江上游地区城市研究》等重点项目外，还有《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研究》、《山东城市史研究》等一些综合性研究和整体研究学术成果问世。
“九五”期间，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仍然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张仲礼又适时地设计了《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课题并提出申报。课题设计得到评审专家的赞赏，但由于一个人不能连续三次获国家重点课题资助，此项目后来被列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课题涉及自长江上游至下游的宜宾、重庆、万县、宜昌、沙市、岳阳、武汉、九江、安庆、芜湖、南京、镇江、南通、上海共14个沿江城市。从城市规模上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按城市功能则有区域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三个层次，在经济地理上分属西南、中南、华东三大经济区域。近代以前，这些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多，长江虽有“黄金水道”之称，然而在木帆船航运时代，长江水道礁险滩多，风浪无情，上游城市与下游城市通航困难，即使中游城市沿江而下的商船也多转道运河和太湖，将苏州作为航运终端。因此，长江沿江城市有如残星点点，不能连接一气，起不到“城市带”的作用。近代长江对外开放，轮船航运兴起，促进了沿江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沿江地区成为继沿海地区后又一个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区域。课题以对外开放前提下，长江交通结构从突破原来相对封闭的地区性环流到形成贯通上下游大循环的变化，从而引起沿江城市经济结构变革为主线，通过对沿江城市之间物资、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动的专题研究，以及生产要素转移对城市本身近代化程度影响的综合研究，探讨沿江城市对中国近代化所产生的引导和制约作用，从而来印证中国近代化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城市史研究的三部曲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高度的评价和有关的学术奖励。《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三等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同时，这些学术成果也是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建树。《近代上海城市》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与天津、武汉、重庆城市史合称国内单个城市研究的代表作，成为国内学术界开展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是国内近代城市史研究从单个城市研究转向对区域城市群体进行综合研究的标志。《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则以交通方式形成的经济纽带将跨区域的不同类型城市串连起来作为研究对象，形成了对城市群区域范围的突破。研究方法上不拘泥于传统单一的历史研究方法。而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侧重比较研究、综合研究、数量研究的同时，注重借鉴城市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专门知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方法的创新作出了为人称道的示范。
四、一生追求：学术无涯
张仲礼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卓越成就，这既源于他早年勤奋好学而打下的扎实学术功底，同时又是他一生治学严谨，孜孜不倦追求学问的结果。
张仲礼中学求学时期就读于上海育才中学，该校有不少课程是由英国老师用英语讲授的，使他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勤奋好学的他，不仅在高中阶段已能阅读各种原版英文小说，而且还获得全校的数学奖，并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毕业。嗣后，张仲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因家境不裕，求学之余进邮局勤工俭学，以半工半读方式度过四年大学生涯。大学毕业后，在格致、市西中学兼教英文和数学。他认为艰辛的学习和教师生活对自己的一生成就很有收获，称：“这些工作磨练了我的责任感，巩固提高了我的英文水平”。大学期间他除了主修经济学外，还辅修了社会学、历史学和商法，奠定了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1947年初，张仲礼只身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再次以半工半读方式完成了学业后，被该校远东与俄国研究所聘用。在回国谋职失望后，他于1948年再度出国，在远东与俄国研究所工作的同时又攻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对经济学原理、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史、财政学等课程均深下苦功，由此更具多学科的广博知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绅士》获得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利用这笔奖金他遍访美国26个州著名高校的图书馆，丰富了资料积累，开阔了研究视野。
从事经济史研究需要对资料整理工作花费大量的心血，面对汗牛充栋又常常是杂乱无章的档案资料，一般人往往会望而却步，张仲礼却视如瑰宝。他经常告诫青年学者，搞学术研究“不怕资料多，只怕没资料”。他一生治学严谨，提倡一丝不苟的学风，在学术道路上宁肯于荆棘丛生的悬崖峭壁上攀登，决不愿为贪图一时的省力而走所谓的“捷径”。他的学术成果无一不是以扎扎实实的史料整理作为基础的。为撰写《中国绅士》，他前后查阅了篇幅庞大的《东华录》、《大清会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等几十部官书、数百部地方志和族谱、家谱，以及大量的私家著述。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对资料整理工作情有独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工作”。为收集和整理中国近代企业史资料倾注了大量心血。通过对数百箱上万个档案卷宗的精心整理，从中挖掘出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反映旧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和外国在华企业的研究史料，不仅由此形成了一批在近代经济史、企业史学术研究中很有影响力的资料集和企业史专著，而且通过他对资料整理工作的言教身传，培育了更多的青年学者，使经济所重视经济史研究的传统由此而发扬光大，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研究学科之一，经济研究所的企业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也由此擢升。张仲礼又利用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罗斯基金会合作，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内成立了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并亲自担任名誉主任，继续指导年轻学者发掘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尽量为他们创造研究的有利条件，他把这称作“一生中最乐意做的事情”。
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张仲礼不仅擅长历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张仲礼先后四次连续被选为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提交60多件议案，被誉为“议案大王”。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张仲礼不仅关注学术研究，同时也更关心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张仲礼文集》不仅是他一生学术成就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凝聚了他始终钟情于以个人学识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的赤子之情。
他亲自设计并主持的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三部曲，就包含着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衷，“通过总结近代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的历史经验，希望能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和体制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在主持城市史研究课题的同时，他也深切关注上海的经济发展，先后对上海的经济发展趋势、浦东开发等现实经济问题组织了研究项目，主编了《九十年代上海经济展望》、《浦东开发与迈向新世纪的中国经济》、《第三产业的理论与实践》、《10新经济学科》、《续10新经济学科》、《上海社会科学志》等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2001年11月他在《文汇报》上撰文提出关于上海进入新世纪后必须在服务内地能力、进口通关能力、集聚人才能力三个方面加强建设的主张；2002年在上海《社会科学》第5期上撰文，对今后上海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政策导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他的真知灼见。对如何提升上海综合竞争力等问题，他也在报刊上提出精辟的见解。1987年至2002年，他向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提交的60多件提案都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出的对策和建议，涉及经济、法律、行政、社会、环境保护和群众生活等多个方面。
同时，他还担任了不少社会职务，参加繁忙的社会活动，用他的学术知识服务于社会。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诚挚热情的奖掖后学，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勤勉踏实的为人处事，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这既是张仲礼一生不懈的成就，同时也是他高山仰止的可贵人格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