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 4月28日

上一世纪，欧美学者经常假道日本汉学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特征已经是学术界的常识了。而在我问学的过程中，有几位日本学者在心目中烙下深刻的印象，容值一志。

第一位便是岛田虔次（1917—2000）。1982年的夏天，缘陈荣捷前辈的推荐，我得以参加在夏威夷举办的“朱子会议”。当时日本的代表团阵容坚强，例如：东京大学的山井涌（1920—1990）、沟口雄三（1932—2010），日后都变成忘年之交，容后再叙。但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京都大学的岛田先生。此翁在国际汉学界久享清誉，向来罕见露脸会议，因此一出席便惹起些微骚动。

因为他曾在大陆读过中学，因此，中文口语相当流利，颇便交谈。岛田为人温文儒雅，对后进亲切有加。记得在几次会谈中，他毫不保留地推崇余老师的学问，允为当代中国学人的祭酒；即使他与余老师在个别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举个例，“文字狱”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二位便有不同的估量。他来参加这次会议的目的，意在与余先生当面切磋，拟如朱子所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可是余老师日常作息，属于晏起一类；几日下来，二位竟无缘会面，经小辈奔走其间，方才促成了中日“朱陆之会”的情谊。

日后（1988），岛田先生曾到新竹清华大学给予一系列的演讲。有回刚好我也到清华上课，碰巧落脚同一学舍。晚上骤雨，远处传来阵阵的闷雷，岛田教授和她夫人衣衫微乱，匆匆从住房冲出来，问我是否打仗了？经我解释后，方才释然，满脸尴尬。此一唐突的反应，不知是否和他在战时经验有关？该时颇为纳闷。后来仍有鱼雁往返，向其请益。晚年他身体欠佳，1997年，以耄耋之龄荣授日本学士院院士，很是替他高兴；虽说实至名归，却是迟来的荣誉。按日本学士院院士乃依科目逐一递补，非随时得选。毋怪后生的田仲一成（1932— ）竟以自己“七十少院士”自豪。

在日本学界，东大和京大乃是人尽皆知的劲敌，长期两相抗衡，人文领域自不例外。该时岛田先生被视为京都学派的掌旗者，沟口先生则是东大阵营的佼佼者。他们的学风从各自的代表作，得略窥一二。岛田的成名作：《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 1949，改訂版 1970），以理念分析见长，驰誉学界；沟口则擅长以社会、经济背景，衬托思想的流变，他的名著《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 1980）即是例证。他的思路显然与岛田针锋相对。而后，沟口一再强调应把研究中国当作一种别有特色的方法（方法としての中国，1989），显然带有另辟蹊径的用心。

1984年，新竹清华大学举办“中国思想史会议”，日本方面除了沟口，另外以阐发“气的哲学”知名的山井涌先生等均来与会，遂愈有机会与其多接触。尤其在我研究孔庙文化的过程中，倘有成著，便呈请二位先生赐教，他们也投桃报李回赠彼此的新作，毫不介意日本书籍的昂贵。有天，沟口回函，嘉许孔庙课题意义非凡；却为日本学人所忽略，很不可思议。可见他对后辈从不吝惜予以鼓励。有次，他来新竹清华大学客座。陪他到街上闲逛，发现他逢庙必拜，十分虔诚，与他平时论学的理性执着，截然两样。据说，有回上台北宴会，碰到日本方面人员责难他既为国立东大的教授，应属“公务人员”，到此地来讲学，为何事先没通报？惹得他十分不悦。逢假，返回日本，他竟到外务省拍桌子，其对学术独立的坚持盖如是。在日本学界，他亦是以特立独行著称。

我担任史语所所长时，田仲一成前来洽谈与“东洋文库”之间合作的事宜，相谈甚欢。田仲先生一望似乡下士绅，居中他提到当选院士已年近古稀（七十）。我稍显讶异，他遂解说平均当选日本学士院院士多必须到八十左右，不啻等于中国科举的“五十少进士”了。之后承蒙他赐阅不少中文的译作，才知道他乃是研究中国戏剧史的权威，以结合古典文献和田野考察著称，研究取径独树一帜，甚有建树，在日本研究古典中国文学举足轻重。

在哈佛求学的期间，结识友人——渡边浩（1946— ）。他适获日本基金会的奖助，前来从事两年的研究；虽说他已是东大助教授，我才是博士生，因一见如故，常相往来。每星期我们总是有一回共进午餐，品评时下学术与人物，交换有无。两个东方人的共同观感是：美国的汉学轻灵有余，厚实则不足。

美国结业之后，造访东京，甚受渡边先生款待。东大教授薪资有限，他竟不惜破费，招待我去银座享受高档的怀石料理，让我吃得心惊胆跳，惴惴不安。完了，二次会又去小乐坊倾听法国香颂，盖渡边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渡边先生还曾带我至家里品尝夫人亲手做的鹿儿岛料理，令我受宠若惊。鹿儿岛料理有点像台菜，焖煮的东西居多，也是人生另番的“美味关系”。

1984年，我在台北参预会议筹办，原有邀约渡边先生前来共襄盛举，但大会复邀了当时声名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 ），让渡边一改初衷，遂来函婉拒与会。原来他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history）甚不以为然，竟似全为西方资本主义张目。我自然是尊重他于学术一丝不苟的坚持。

不久，获知他接任恩师丸山真男（1914—1996）的讲座。案，丸山真男乃是二次战后，日本最受瞩目的人文社会学者，地位崇隆无比。有趣的是，渡边的贡献却是以解构、修正丸山的假说而大获盛名。之后，他一路晋升东大法学院院长、副校长，又展现了他行政方面的长才。有回，再次和他在银座用餐，该食堂以天妇罗远近驰名。店老板获悉渡边乃东大名教授，从头到尾陪侍，极尽礼数。东大学者的魅力，于是充分体会。

2017年他受邀到史语所担任“傅斯年讲座”，复发生一件趣事。讲演之前，我跟他提及当今日本史学泰斗斯波义信（1930— ），在2003年给完“傅斯年讲座”，返日不久，随即膺选学士院院士，他也有可能步其后履。渡边断然以英语回答：“Absolutely not !”（绝对不可能！）有幸我一语中的，事实是渡边回去不到一星期，日本友人就电传了他当选学士院院士的捷报。斯波、渡边两代学人前后辉映，不啻为学坛佳话。

初次和夫马进（1948— ）教授见面，是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庆祝成立六周年的纪念会。我虽久闻其大名，却从未谋面。席间，夫马先生告诉我，他早就认识我了，令我非常讶异。原来他的业师刚好是岛田虔次。有次他拟前往哈佛大学访问，和岛田辞别；没想到他老师一转身，取了一本小册子：《哈佛琐记》，嘱他临行前参阅，因此他便知道无名的我。由于他在明清史，声誉卓著，属于直言无碍型的学者。之后我便邀请他担任史语所的学术咨询委员。有次在每两年一度的学咨会中，有两位美国学者侃侃建言，夫马闭目养神，状似睡着，突然醒来发言，迳谓我们应该多多吸收日本汉学的成果才是，气氛突然异常凝重，颇是尴尬。

后来我便从善如流，在所长任内最后一年，敦请他与渡边浩教授担任年度的“傅斯年讲座”，以增进对日本学术的了解。两次系列讲座，果不失所望，见解新颖，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听者受益良多。

要之，夫马先生勇于开拓新领域，具有高度的原创力。二十年前攸关“中国善会善堂的研究”，即一新学界耳目。这回朝鲜燕行使、通信使的探讨，贯穿东亚文化区的研究，自是不意外。有趣的是，夫马此番致赠我的礼物仍是他的《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2016版）。其实，之前他已经致赠过我一册（2015版），唯一不同的是封面上多了一条书签，赫然印着“德川赏”，这乃是日本史学会首回奖赏中国史的著作，委实为殊荣。但夫马私下偶有感发，目下日本汉学青黄不接，难以维持往日荣景。我对己方也有同样的忧心。

夫马进《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

哲学方面，除了前辈山井涌，我只认识吾妻重二（1956— ）一人。1995年，我以傅尔布莱特（Fulbright）资深学人身分，受邀至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刚好遇到吾妻夫妇也在普大停留。他曾到北大问学冯友兰（1895—1990），算是冯门弟子吧！他的专业是宋明理学和日本儒学，思路清晰，行文严谨；撇开己身的著述之外，也日译了冯氏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自传》，其对先师的敬重若此；故获授冯友兰学术研究奖。后来接续又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的典籍，若《朱子语类》（部分）、朱子《家礼》、甚至是新儒家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这种扎实的功夫，非有极娴熟的中文底子绝难成事，令人佩服万分。吾妻也是胸前挂满了勋章，得奖连连的学者，例如“日本中国学会赏”。

有回到关西大学讲演，好友吾妻明了我贪吃日本食物，参观完祇园之后，遂前去一家预约许久的小馆，品尝京都料理，中有一道鲜烹小鱼，美味可口，唇齿留香，至今回味，仍垂涎三尺呢！概可谓为“理性与感性”之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