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记者武杰

在侯欣一的书房里，直达墙顶的书架上挤满了各种类型的法律书籍，放不下的就堆在写字台的旁边，层层叠叠地挤满了书房。侯欣一说，这里放着的主要是专业书，大概只有他藏书的三分之一，他还有更多的是文学书。

天津财经大学近现代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家侯欣一说，自己热衷文学、喜欢体育，一动一静，“平衡一下学究般的工作”。正如他在微信个性签名中的自我介绍：“用生命卖萌，一种对什么都感兴趣的猴。”

此外，在过去的20年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每年的提案都能引起外界的关注。人们在参政议政中看到他的思考与活跃的身影，又从《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和《中华大典·法律典·民法分典》的编撰中看出他的专业和定力。

侯欣一说，他不是一个高产的学者，他不介意这个过程慢，但是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够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这个过程有多慢呢，侯欣一用20年的时间

完成了一部著作——《创制、运行及变异——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不久前，该书获得了《法治周末》主办的“2017年十大法治图书”奖。

档案里的迷人世界

“档案馆是一个绝妙的去处：安静，有利于思考；可以穿越时空与前辈对话，倾听他们关于中国司法制度的期许和牢骚；充满了未知，在哪些发黄的宗卷里面，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物，演绎出什么样的人世悲欢。”这是侯欣一回忆起20年前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写下的一段话。

20年的时间，上万册档案资料的阅读研究，反反复复地验证结论，写作结构的不断调整，侯欣一最后写完了这部以西安地方法院为研究对象、覆盖整个民国时期的著作。这本书深刻剖析了由清末到民国晚期的司法变革，从创制、运行、变异三个维度揭示了近代中国对外国司法制度从移植到借鉴的过程。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称，此书“是了解中国司法前世今生绕不过去的佳作”。他还特地指出，晚清以降，司法改革向来是主政者们面临的棘手问题。如何立足本土需求，实现传统衙门向现代审判机关的转化，进而防止其被陋俗陈规异化，困扰过数代改革者。侯欣一耗20年之功，爬梳史料，缜密考证，透过西安地方法院的创制、运行与变异，全景呈现了中国法院在法制初创时经历的内忧外患、困顿纠结。

1997年左右，正在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执教的侯欣一获评教授职称，不需要再为职称奋斗的他有过一阵短暂迷茫的日子，“在中国的高校，如果不是过分地为了一些名分上的东西，日子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对于侯欣一来说，他并不期望用各种名号证明自己，他更希望有一本像样的作品能够在学界立身。“每当独处时，自己却无法释怀：何以在学界立身？对于一个学者，名利不过是浮云，最终靠的是作品。”这是侯欣一当时的心境。

为此，他给自己的著作定下了基调：“讨论真实的中国问题，使用第一手资料，思虑论证尽可能周延，不作媚俗浮夸之词。”历史专业出身的侯欣一，对档案有着天然的偏爱。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要用怎样的一件作品“立身”，但是对中国近现代司法制度兴趣浓厚的侯欣一决定，将两个兴趣点结合起来。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陕西省档案馆或西安市档案馆里度过的。

在中国学者中，侯欣一算是较早利用司法档案研究法制史的学者之一。让许多学者羡慕的是，侯欣一有调阅西安地区历史文献资料的便利条件，当时他有位同学在西安档案馆任职，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为了避开因为频繁调取档案而增添档案管理员的工作，侯欣一后来每天就在同学的办公室阅读文献，需要什么，就请同学帮忙调取。后来，每天档案馆没开门他就去了，人家关门了他还不愿意走。

但是在陕西省档案馆就没有这么多便利了，因为民国档案的纸张比较脆弱，想要复印资料还需额外缴纳高于复印费两倍的档案保管费，没有课题资助的侯欣一只好选择手抄的方式。但是，即使抄也不能随心所欲，档案馆里对每天抄写的页数都是有限制的，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每天会来数，并在上面写上几月几日，抄写了几页。侯欣一只好慎重再慎重，特别有价值、特别重要的才抄写下来。

两年的时间里，侯欣一在这样的条件下，几乎把陕西省档案馆和西安市档案馆的法律文书全部看了一遍，阅读并整理了一万余份司法文书。搜集整理一万份司法文书究竟是怎样的工作量？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尚举例说，有一次她和两名学者去档案馆调阅司法文书，3个人一下午才整理完成了40卷。

整理上万份的资料，一定是个枯燥而辛苦的过程。听到这样的说法，侯欣一摆摆手说，其实看那些司法档案是非常有意思的，通过诉讼卷看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辩护，就像看小说一样；如果在档案中看到熟悉的地方和人事事物，就会产生更大的兴趣，想知道更多的故事；又或者通过档案里面法官、书记员的照片，去想象这个人的生活、经历，还会琢磨能不能通过什么相关资料，把他更多的信息找出来。

“外人可能会觉得很辛苦，但并不是这样的，档案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提起查阅档案的乐趣，侯欣一打开了话匣子，“在档案里，你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真实原始的内容，你可以看到那些法官之间的往来通信，他们会在信件中讲一些特别真实的东西，对一些专业问题的讨论，对社会问题的抱怨，对当时生活的不满等。这不是我们通过材料能够知道的想法。”说着说着，侯欣一又重复了一遍，“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事。”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侯欣一始终坚持自己动手，没有找自己的学生协助。一来他担心学生们收集的资料会带有各自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厘清自己的思路。 

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在当下，为了一本书，十数年间几乎用尽自己可以支配的一切时间，这样做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侯欣一便是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总也没有作品问世的，同行们、学生们总是问侯欣一在忙什么，起初他也总是如实相告。然而经过五年、十年却总是听得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时间久了，问得次数多了，询问者的眼神中难免会有一种怪异的成分，侯欣一说，那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他这是廉颇老矣，用这事给自己找台阶呢”，到后来大家甚至有些怜悯了，觉得这人已经老了，干不出活了，但是又不愿意承认，只好一直这么搪塞。

侯欣一倒也不着急，“反正已经这么多年了，早一点晚一点也没什么”。对他来说，唯一值得焦虑的就是怎么把这本书写好。

以一个基层法院为个案进行系统考察，特别是考察其实际运行情况，此类研究尚无先例可循，缺乏通用的分析框架。不仅如此，到目前为止，民国时期的西安地方审判机关还从未进入过学者们的研究视线，包括资料的整理、搜集与鉴别都需要研究者从头做起。如何将这些凌乱的历史碎片连成一个整体，也是侯欣一必须要解决好的难题。

侯欣一尽量把国内外有关法院的书籍都找到，但是发现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因此他需要完全创造一个新的体例。在写作中他不断对结构进行调整，不断地尝试新的、合理并可行的分析框架，反反复复地对结论进行验证，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直到相对满意，前后竟然用了近20年的时间。签约几年都等不来书稿，商务印书馆编审王兰萍只好常常催促着，“你这书什么时间能够交稿，我退休之前能不能交稿”。

最终这本近60万字的著作，将侯欣一20年的思考展现了出来，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从器物、制度、人、思想和观念等多个角度揭示现代审判机关与近代中国的契合及游离，再现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权运行的真实状况，并阐释这一过程背后的原因，深化人们对中国近代司法制度的认知与理解。

这60万字，还是侯欣一克制住把所有的资料都“炫耀”出来的冲动完成的。整本书782页，近些年来，学者一个人完成篇幅如此之巨的原创书，已经非常少见。而他为了读者阅读的完整性，坚持不分册，商务印书馆为此还专门从国外进口了印书纸张。

侯欣一说，其实做学者，都是有野心，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个可供别人参考、效仿的分析框架。这本书出来以后，有许多同行表示，“颠覆了我们以往对民国的司法知识”。而这其实也在侯欣一的意料之中，“我写的时候第一个期望也是如此，过去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大部分是负面的，希望大家对民国时期司法走过的这段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是我们的历史，不要回避它”。

同时他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实际的作用，比如为以后研究法院提供模板。他表示，对法院做前景观察的话，不妨尝试用这样的框架去分析，可能会更加的全面、科学、准确。

即便如此，侯欣一表示，这本书还是留下几个遗憾。书稿动笔时，赶上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新修建，对外停止查阅，而清末、民国期间的司法档案正是保存在此处。即使想尽各种办法，如亲自上门求情，托熟人找关系，但收效不大，因而书中涉及到国家层面的司法问题时，侯欣一不得不使用了一些间接的资料。

另一方面则是构思此书时，侯欣一表示自己尚不懂得口述史的价值，待懂得了，与此书有关的人物都已谢世，只能借助回忆录来弥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说真话，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以往介绍侯欣一的时候，在教授之前，总会有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在外人看来，全国政协委员比一个学者更响亮、更有影响力。其实对于侯欣一来说，他最喜欢的还是学者的身份，最想做的还是学术研究。

但是凡事做都要做好的态度，让他在担任政协委员这20年来，也值得称道。“这个确实成了我一个挺大的压力。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花瓶’，我想在现有的空间里边说点真话，对这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侯欣一说。

说真话，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知识分子的期待。担任政协委员这20年来，从提倡“宪法日”，推进劳教制度的废除，包括现在沈家本故居的修复、再利用等，侯欣一都积极参与其中。

改变政协开会的方式，他更是从西安一直提到了天津，他希望“政协委员的提案只要能公开的，一律在权威媒体上公开；被提案单位的答复也同样要全部公开”。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倒逼政协委员，能够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提案，同时相关部门也能够认真对待，积极答复。

天津政协研究了他的建议后答复认为，将提案和答复全面公开的条件还不成熟。尽管如此，从那以后，天津政协还是选择了个别质量比较好的提案和答复在报纸和电视上公开。近年来，全国政协会议的开放性也进一步提升，例如全国政协每年都会编辑一本优秀提案汇编和优秀答复汇编，而政协会场也向国内外一些媒体开放了。

当然，也有些始终难以推进的提案，对此，历史专业出身的侯欣一并不着急，“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是按照几十年、几百年为尺度，并不追求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什么，另一方面，我是从事法制工作的，我知道越是重大的改革需要的时间越长，所以我有足够的韧性”。

即使侯欣一偶尔也会享受，政协委员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的成就感，但是他还是想当一个纯粹的学者，过一种学术人生。“作政协委员，提出这些提案，换做别的学者也能做，但是换个学者，这样的书就不一定能写的了了。”这正是侯欣一的满足之处。

现在侯欣一终于能够完完全全将自己的时间用于学术研究。对于政协委员，侯欣一有的是责任，对于学术，侯欣一则更加充满兴趣。

“你要看看我的书房吗？我正在修改稿子。”侯欣一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在书房的一角，他的电脑上放着正在修改的稿子，侯欣一主动介绍说，他现在正在修订《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这本被何帆评价为中国司法制度的入门书籍，很快就会以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

此后他还想做一本关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专著，但是了解侯欣一的人都知道，这可能又是一个“慢工程”，“廉颇老矣”的感叹也许又会频频响起。但是侯欣一有自己的节奏，也有自己的底线，“演好自己，别辜负自己，别辜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