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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和发展的若干思考
2019-09-27 12:15   审核人:   (阅读: )

编者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报告2018》发布以来,我们陆续推出了探讨中国书院发展、经典阅读、读经教育、中国当代传统文化发展大事记等,有关传统文化教育的系列深度内容,并收到了来自读者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众多留言,声音多元、见解丰富。后续,我们也将选摘部分精彩留言进行发布。

今天,我们推出该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提纲挈领的总报告——杨东平教授从宏观角度论述了中国当代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和困境,以及他对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现象、热潮、问题、价值、争议、感受等等,有啥不吐不快的,欢迎大伙儿畅所欲言。我们将从留言中随机抽取8位幸运读者,并赠送一本《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报告2018》。请参与互动的读者在文末点击“阅读原文”,输入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收件信息仅用于此次寄书,敦和会对您的信息做好保密)

问题与困境

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可以分为宏观层面、公办学校教育、体制外教育等不同层面,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认识和破解。

(一)何为优秀的传统文化?


自新中国提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方针,新儒家提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命题后,儒释道和诸子百家,就为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争论一直不休,何为儒学、国学、传统文化的争论也无定论。

这集中体现为高校关于独立设置国学学科的争论。主张者认为此举有利于解决将中国传统学术分割为文、史、哲、艺等学科的弊端,有利于恢复中国古典学术的合理地位。由于“国学”外延的边界比较模糊,并不符合国家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的规范,也未获得文、史、哲、艺等学科学者的认同,因而倡立“国学”学科的政策建议至今无果。

在历史上,何为经典、何为国学也无定论。1922年胡适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举书184种,包括工具书14种。梁启超认为此书目太偏而另拟书目,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韵文类、小学及文法类、随意涉览书等五大类,共141种。两个书目都包含佛学的内容。可见无论胡适还是梁启超的国学门槛,今人都是颇难“入门”的。

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强调,除了用客观科学的方法研究文献,更应用内省躬行的方法去砥砺德性。他认为现在的学校完全偏于智育,而老先生则偏于修养。新一代学人在做学问方面,应创造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在做人方面,造就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可见,继承传统文化,有做学问(知识文化传承)和做人(道德人格砥砺)两方面,后者更注重文学审美、传统技艺等素质和教养。事实上,在孔子时代,其六艺课程就是由德育、诗教、乐教等构成的,而非以读经为主。有人归纳为“道”“文”“艺”这样三个层面,构建面向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

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在经史子集的类别中,比较普遍和约定俗成的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干,加以老庄等文化,以及《易经》《诗经》《尚书》《史记》和古代诗词等内容。但在不同年龄阶段,经典教育的内容和深度究竟如何判定,既是学术性也是实践性的问题,需要切合当下的时空和青少年的实际状况,在实践中认识和探索。

如何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就更为严肃、更为复杂,涉及传统政治道德与现代文明的适切性。

张岱年先生认为,五四运动中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五常”(仁、义、礼、智、信)一起加以反对,则大可商榷。因为五常具有超越时代、阶级的普遍的道德价值。

在“国学热”的现实中,社会上出现了公然宣扬“男尊女卑”陈旧道德的“女德班”;学校中也出现学生在操场大声诵读“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弟子规》的争论就更具深意。


(二)公办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


在课题调研中,公办学校系统的困惑和问题大多具有共性。

1. 动力机制问题。在应试教育大环境中,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边缘地位,不少校长教师内心缺乏情感和文化认同,因而缺乏动力。

2. 内容的碎片化。多数学校的传统文化教学缺乏整体设计,教育内容缺乏整合、教材内容呈现散乱化、碎片化。

3. 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化。学校比较习惯的做法,是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知识教育的框架,从而把“以文化人”的教育变为学科知识教育,把历史文化和经典文本学习等同于知识灌输。这既有教育不得法的问题,背后也有应试功利主义作祟。例如高中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与高考的关系。尽管考试比重增长了很多,一些人仍然认为太少,不足以调动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动机。希望进一步强化考试功能,凸显了功利化教育取向与道德教化目标的相悖。

4. 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切近有效的教学资源不足。

5. 教学时间缺乏保障。除了进入教材的内容,多数学校采取正课之前、之后“挤时间”的方法开展吟诵、艺术活动等教育。

6. 教育效果难以评价。与规范的学科教学不同,传统文化教育的成效难以评价。如果不用知识化的考试成绩,如何衡量比较传统文化教育的成效?或者应当怎样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评价?


(三)如何处理读经?


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读经。对于以读经为主的体制外教育,这固然是焦点;对于公办教育而言,读经究竟应当占有多大比重、达到什么程度,仍然悬而未决。主张者认为,经典是传统文化之本。2016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来自海内外的25名儒家学者和40家书院代表共同签署的《东湖宣言》明确指出,“书院教育一定要以学习经典为主,原原本本地、一字一句地读儒释道的基本经典,这是起码的要求。不应以多样化、通俗化为托词,降低我们对经典,特别是对承载常道的四书五经的学习要求。”

基于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的特点,国学教育具有教育、文化、道德三重取向,包括典籍传承、知识获得、文化情感、审美、道德人格、生活方式等等方面,是一个整体的、立体的构造。

专家学者建议,需要建立不同年龄、进阶的“新国学经典”体系,分为大众、普通、专业不同系列,以便于不同教育机构、青少年和成人学习。


传统文化教育未来如何发展?


(一)中华文化复兴的命题进入深水区


社会现代化过程就是传统与现代不断冲突、摩擦、融和、演化的过程。晚清以降,对处理中西文化有“中体西用”的设计,此后又有与传统的“彻底决裂”的现实。但实际的文化选择并非那么简单明快。当下的现实,在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的强势发展中,价值旁落、道德滑坡,文化呈“有用无体”之势。

进入21世纪,国家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上升为“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凸显了意识形态重整的重要性。

但是,传统文化在轰轰烈烈之中的尴尬处境,如研究者所言,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是西进中退、术繁道衰,仍然有“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在经历了“打倒孔家店”的矫枉过正之后,此“枉”并未真正翻案。中华文化复兴的命题进入深水区,需要“矫枉守正”,其实质是信仰重建、道德重建的问题。

费孝通晚年十分强调“文化自觉”的概念,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从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在“国家—个人”的二元结构中构造的,形成所谓“家国”的概念。其政治文化和伦理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比较忽视个人权益。现代社会的结构,发展为“个人—社会—国家—世界”的四维空间,需要重视以公民人格为基础、以合法性为底线的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的基础文明、清晰的文明观和世界观的合格公民。这需要在教育中融合社会主义、中华传统文化、西方主流文明的价值,形成能够整合和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先进文化。

在传承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许多人认识到教育的民族化仍然是重要的目标。中国教育的传统智慧,如识字、蒙学、书法、武术以及“六艺”课程之类的教育概念,都是大可发扬的。恢复源远流长的民间办学传统,弘扬“学在民间”、自由研究的书院精神,也都是建设面向未来的学习化社会的应有之义。


(二)传统文化教育的生命是什么?


要使传统文化教育进入现代社会和当代生活,进入新一代青少年心中,最重要的是如国办的《意见》所指出的,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没有传统文化教育的生命。这种转化和发展具有诸多方面。它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在全球化时代,融合古今中西的包容性、开放性;另一方面,是连接儿童、连接当下、连接生活的现代性,从而为未来培养人才。


(三)官学、私学如何发挥各自的价值?


在国家大力倡导、支持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特别需要认识儒学发展传承的机制。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和教育一直有官学和私学这样两个传统和源流。作为体制化教育的官学,与科举制相连,维系着教育的巨大规模,推动着全民族的教育热情;书院所开创的自由探究与讲学的传统,则成为儒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发展演化的教育机制。

当代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呈现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好处,是提供了制度的、政策的、财政的支持,以利于在课程、教材、教师队伍、学科建设、实习基地等各个方面,开展整体化、系统化的文化建设,使学校教育成为文化传承的主渠道。而在学校教育之外的书院私塾、大众媒体、社会文化机构等民间的、社会化的教育机构,提供了多样化和丰富性的教育内容和途径,具有强大的自我生长和发展的动力。

当前文化传承中的诸多挑战和问题,大多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可能的选择就是通过多样化的探索,在实践中加以比较、选择,达成进步和进化。这需要一种开放的态度和机制,不是定于一尊,而是包容,宽容,认识学在民间的价值,允许多样化的民间教育的发展,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形成不同的模式、方案、方法、路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社会环境中扎根生长,恢复生机。

这包括国学教材的开放性和多样性。统编教材可以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作为指导和规范,但为满足在学堂、家庭、社会不同场合、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多样化的不同需求,教材必须多样化,从而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提供相应的环境和空间。

要重新认识民间书院对于传播国学、社会教化和社区治理的功能,通过立法,使民间书院合法化,使其能够在当代社会继续生存发展。


(四)这些重要问题,亟待厘清  


如同中西医之争,随着传统文化教育的推进,亟待有效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支持,从而超越传统的经验式实践,使文化传承在现代教育科学和学习理论中获得解释。

例如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如何认识“回到经典”、古典教育的价值,如何评价进步主义教育、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功过和效用,这就涉及如何在21世纪建立融合“古今中外”、既具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的教育学。

值得辨析的,还有中国传统蒙学的价值。我们意识到中西方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存在明显差异。西方教育学基于儿童认知的特点和阶段等心理学原理,重视“儿童中心”、儿童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与西方“迁就”儿童、将儿童作为儿童来对待不同,中国人认为不应低估儿童的学习潜力,开始教育的年龄更早,强调蒙以养正、少年立志、少年强则国强。中国传统蒙学对儿童少年教育的不同认知和定位,究竟是先进落后之别,还是一种文化个性、文化特点,能否在教育科学中得到检验?

此外,需要评价和检验传统教育的经验与方法。例如,读经是否有利于儿童学力的增长、是否使儿童更为聪明、更具发展后劲?读经是否有利于道德人格的发展?大量背诵的教育成效如何检验?

适应传统文化教育的需要,应当开发、使用新的评价工具,从而在分数评价之外,能够测量评价经过传统文化教育之后,儿童在文化认知、社会与情感技能方面的变化。

(本文摘选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报告2018》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撰写的《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和展望》,正文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书由敦和基金会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推出。是一部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报告。本项研究由敦和基金会资助,研究活动的组织、协调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负责。

课题组由教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背景的中青年学者组成。2018年,课题组实地走访了30多所案例学校,与超过50位一线教育实践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调查范围包括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私塾书院等民间教育机构,社区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载体,梳理分析各种教育形态的内容体系、途径及效果。同时根据传统文化教育相关主体的特征,设计了三份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750份。基于实证研究、案例剖析以及大量数据,来透视和展现目前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现状、问题点和生长点。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敦和基金会 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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