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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陈荣照先生访谈录
2019-09-15 10:08   审核人:   (阅读: )

原创: 《孔子文化》季刊

编者按:新加坡知名学者陈荣照先生,结合当前社会状况,就儒学研究的现代意义接受了《孔子文化》季刊的采访,其间关涉普世伦理、法制建设、儒学传播等话题。因陈先生多以海外学者的视角观察儒学,故见解独到而深刻,对我们启迪颇多。现将访谈转发于此,与读者分享。

《孔子文化》季刊(以下简称“季刊”):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上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道德危机,应对这种危机,除了法律之外,您认为儒家伦理于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又如何发挥作用?自从1993年孔汉思提出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2009年孔汉思教授又在北京大学发布《普世经济伦理宣言》,但是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从您提交的论文看来,显然持赞成意见,如果说儒家伦理具有普世性,请您谈一谈相关的思想依据及其表现形式。

陈荣照先生(以下简称陈先生):现代社会的发展,面对着各种问题和挑战。您提到的道德危机,就是道德沦丧所带来的人类现代病,诸如贪污腐化、贫富不均、食品危机、家庭蜕变、毒品走私;工业化与道德人文分裂的危机等等。过去政府比较注重经济的发展,忽略了人文教育,所以使得一些人为了要取得经济利益,而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如毒奶粉事件等等。这种情况,在宗教信仰比较强的西方国家,可能宗教对信徒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力量。其他宗教思想较薄弱的地区,如果人们没有自己一套立身处世的修养准则,没有人文主义精神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病。我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填补这些人的精神空虚。人们生活没有目标、没有理想、没有精神依托的话,那么想法就会局限在自己的利益之中。假设他接受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就不会伤害别人。

您的第二个问题,有关孔汉思提到普世伦理与发布《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我写的论文并不是为了支持他的这套理论,我只是认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可以为他的理论提供资源,充实他的普世伦理宣言。他们所谓的一个金规则,即金科玉律,就是:你不愿意别人怎么对你,你就不应该怎样去对待别人。这跟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异曲同工。金规则从正面来讲,就是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么样对待别人,这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宋代的儒学家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推展为推己及人,这些伦理观念是被后来的儒家所普遍接受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还提出一些西方比较侧重的观念,比如注重人权、民主、自由等。所以,儒家的普世伦理和孔汉思的主张有互通的地方,也可以互补。

季刊:西方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给它补足,这说明我们和西方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儒家的普世性与西方普世伦理有什么不同?先生说儒家伦理有很多可以补充西方的,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换句话说,我们比西方多些什么?少些什么?

陈先生:先秦原始儒家伦理由孔子创立,到孟子逐步系统完成。孔孟道德观表达了儒家美德伦理的精义,也是人类最早成熟的道德伦理体系之一。它为中华民族赢得了“道德文明古国”的文化声誉。

儒家伦理学实际上具有一种由内而外的理论历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由个人修养而家庭人伦推展到社会、国家规范伦理。这一基本原理的核心正是个人美德伦理。个人美德伦理的特质,涵盖和谐的精神、注重理性自觉的精神、改革自新的精神、克己为公、尽责任义务的精神、自强不息、崇尚气节、人文主义精神等等,所以孔孟的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儒家伦理的一个源头主流,蕴含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传统道德文化深厚的自觉、自主、自律的德性生活性格。

这种人文精神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中心、追求个性解放、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精神有所不同。西方个人主义精神发展到极端,人们就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去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因而产生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现代西方各国在法制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但法制只是对个人及群体行为的他律规范和约束,而内在的自律力量毕竟还是缺乏的。自律力量的培养,须依靠儒家道德教育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积累。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贯彻儒家道德教育的内涵,就是加强自律的有效手段。我们应把西方的法制建设与儒家的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他律与自律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儒学教育在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的作用,以扭转不良风气,约束和谴责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逐步形成和树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所以,显然儒家伦理可以作为建设现代世界性伦理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季刊:先生长期在新加坡,也接触到了西方的基督教,佛教也接触过,你觉得咱们儒家伦理和基督教、佛教之间在道德伦理方面有什么相通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

陈先生:无论任何宗教思想或儒家伦理,它们的基本价值观都是劝人为善的,都是要教人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劝导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谐友爱的关系。如儒家讲的仁学,基督教讲的博爱、佛家讲的慈悲,都有共识,所以,类似这样的共通理念,应可作为建设普世伦理的主要核心观念。有一些学者反对普世伦理宣言,理由是宣言强调西方的概念,如果以这样的理由否定宣言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偏激一点。西方提倡的一些观念不一定适合我们东方社会,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优点,要是全盘抹煞,就太过偏激。当然,西方的霸权主义者,以他们的准绳来衡量亚洲人,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在东方人身上,这个当然我们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要有选择,西方的优点我们要学习,缺点我们要克服。用什么来克服呢,用我们中国的思想,尤其是传统思想。

“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和西化论者,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民族传统文化,归咎于儒学,进而加以全盘否定。这不仅涣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使自己成为无根的文化“异乡”人。须知一个抛弃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人,很难对外来文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实事求是的诠释,更谈不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去学习和融会贯通。我们应在高度文明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指引下,以新的姿态迎接外来文化的挑战,并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点,返本开新,重新跻身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并以东方深厚的文化根基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季刊:陈先生,有的人说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是又有信仰的成分,在新加坡是怎么来看待儒家思想的,是作为信仰,还是作为学术?

陈先生:新加坡政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倡儒家伦理思想,那时候是因为新加坡在建国之初,注重发展经济,对于人文教育就比较忽略,经济发展经过了一二十年,虽有一定的成就,但受西方腐化思想的影响也越来越深,比如吸毒、性放纵,颓废的生活侵蚀新加坡年轻人的身心,所以,政府就觉得有提倡儒家伦理教育的必要。当年请了一些专家来提意见,杜维明教授、余英时教授等一些著名学者都来新加坡讲学。后来设立一个推行儒家伦理课程的委员会,组织一个讲解儒家伦理的团队,编写儒家伦理的课文。这门课程让中学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选读。可是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因此,学校的选修课还包括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和兴都教的科目,让学生自由选择,以此来表示对其他种族和宗教一视同仁。学生到中三、中四的时候,就可以选读一门课。那时候学习儒学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学的,并不含有宗教的意味。儒学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理性的原则。儒家的文化具有相当突出的“泛道德主义”,其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它所代表的价值观是华人之所以为华人的最坚强和最持久的条件。

季刊:儒家思想、儒家伦理在新加坡的民间推行得怎么样?效果如何?

陈先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加坡及其邻近国家,有过儒学复兴运动。那时中国的儒学士绅如康有为、邱逢甲等,受邀到南洋来协助推行儒教,掀起一阵儒学热潮。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董事联合各界有道之士,于1914年成立实得力孔教会,1949年改名为“南洋孔教会”,是最早创立的民间儒学团体。上面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儒学运动期间,新加坡教授“儒家伦理”课程的教师,在1985年成立了“儒学研究会”。到2000年,一群文教界与企业界人士发起组织“新加坡儒学会”,并以团体名义加入中国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其他相关机构,还有“易经研究会”等等。这些民间团体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如讨论会、演讲会、展览会、征文比赛等,还出版书刊,如儒学研究会曾出版通俗性的《儒学与你》和专业性的《儒学学报》。新加坡儒学会曾主办国际性的儒学研讨会,会后收集各国学者宣读的论文,编成《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一书出版(2004年)。这些推广儒学的活动,对社会人士是有一定影响的。

季刊:现在我们中国国内也在推行传统文化进课堂,从幼儿园、小学都有,是国学热的一部分。

陈先生:《弟子规》读经班,开始是在台湾盛行,后来扩展到新马一带。在中国部分学校也在推行,新加坡有些学校将其作为课余的一种学习活动,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办得很成功,新加坡儒学会、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和南洋孔教会等都有开班授课。《弟子规》教导的确有它的一些效用,它教小孩子怎么样尊敬长辈,怎么样做一个有教养的人。

季刊:新加坡民间老百姓他们是怎样选择的,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多,还是喜欢儒家思想的人比较多?

陈先生:新加坡提倡宗教与族群之间的互相容忍和包容精神,实行宗教自由政策,确认新加坡为多元宗教国家。根据政府的人口调查报告,佛教是全国第一大宗教,约占人口的33%,道教占人口的11%,天主教与基督教占人口的18%,伊斯兰教占人口的15%,兴都教占人口的5%。儒家不是宗教,不在调查范围。

季刊:在我们中国农村,有一些年龄大一些,也有一些年轻的,他们也信基督教,虽然他们身上带着儒家传统的行为举止,但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不杀生不做坏事,反而自我约束比较好一些,反而自己的传统儒家伦理不太好吸收,这是不是和基督教的传教方式有关。

陈先生: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很有效果,比较吸引年轻人。

季刊:我觉得与思想也有区别,中国儒家的信仰性比较淡,西方宗教信仰性比较强,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陈先生:儒家是比较宽容的,能够包容其他的思想,认为有容德乃大。而信仰其他宗教的教徒,就必须遵守教规,比如说佛教徒要烧香拜佛,基督教就不许信徒烧香拜偶像,都各有一套教规,比较严格。儒家是信仰自由,态度开放,这样一来,人们一旦信仰某种宗教,就会受教规的约束,宗教教义渐渐地取代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季刊:我们这里信仰基督教的人,过年过节的也不祭祀、不烧香、不祭祖。请问先生,在新加坡有没有提倡儒教这种说法,有没有具体的行动?                                                         

陈先生:儒教在印尼是最盛的,这要从该国特殊的政治背景去理解。印尼在苏哈多时代,对于华族的思想文化控制很严,提倡儒学是不准许的,因此印尼人就把儒家宗教化,就像佛教徒烧香拜佛一样来拜孔子。用宗教化的方式,来应对苏哈多政权对传统中华文化的压制,儒学才能在印尼传播。如果把儒学当中华传统文化来提倡,肯定会被禁止。新加坡也有一个孔教会,早年的活动也有烧香、祭孔。近年来,孔教会的活动逐渐冲淡宗教的色彩,注重提倡儒家文化,主办学术演讲、作文比赛、中华文化讲座、开设《弟子规》儿童读经班等。所以新加坡一般人并不把儒家当成宗教,而当作一种优良的传统文化思想。

季刊:刚才听先生讲了儒学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宣传、弘扬,我有个想法,儒学如果在现代社会真正的发挥作用,让人回归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应该借助一些类似宗教化的形式,就是把宗教化作为一个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这样可能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更有利一些。先生,您觉得呢?

陈先生:用宗教的方式宣扬儒家思想,可能在普及化方面会达到一定的效果,可是如果要真的去研究儒家的思想精华,通过这样的手段,是否可能,就令人置疑。当代人应如何弘扬儒学?让我们先回顾近年来儒学的发展状况。

近代中国,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儒学面临严峻的挑战。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儒学从制度上失去了官学地位。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丧失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但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它的没落,在“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产生了一股“复兴儒学”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以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等为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因民族危亡的严峻环境,激发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发扬,“复兴儒学”的思潮得到发展。四十年代末以后,由于政局的变动,现代新儒学思潮转而在港台和海外高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儒学日益重视,学界与媒体联手,推动了儒学的勃兴。此外,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促使人们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和文化身份,儒学热应运而生。

当前这一股儒学热、传统文化热,是人们对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反思,是对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后的积极回应。我们应该顺应这股潮流,认真思考和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思考儒家文化理念今后的发展路向问题,重建安身立命的儒学“道统”,由内圣开出民主政治和科学的新外王。把儒家的仁政王道落实到法制层面,将其发展为民主政治的“政统”;并开展“知识之学”的“学统”,把儒家道德人文与现代科技、现代科学精神结合起来,认清儒家文化理念返本开新的时代意义,真正担当起弘扬儒家优秀文化的历史重任。我有一篇论文《儒家文化理念的返本开新》,收在《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2012)(并见吴光主编《儒学天地》总第17期),如您有兴趣,可以参阅。

季刊:请先生谈一谈您的治学经历,给我们后辈以启示。

陈先生:读书学习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下多少的功夫,就会有多少的成果,不会不劳而获的。现在有的年轻人,急功好利,想很快的建立起学术地位,名成利就,没有认认真真去读书,去做研究,这样一来,就可能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反而是欲速不达。孔子就是“学而不厌”的智者,他还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可见他追求学问是全力以赴的。再看那些有成就的老学者,他们一生孜孜不倦,埋首苦读,日累月积,自然而然就会有成绩表现出来,所以读书还是要踏踏实实的用功,如想一蹴而成,将徒劳无功。希望与你们共勉!


陈荣照教授:新加坡儒学会会长、南洋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孔子研究院》  2019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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