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哲学史》二○○三年第三期。《韩国哲学论集》第一三辑，韩国哲学学会，二○○三年九月】
内容提要：学术界十分关心《论语》的成书问题, 而充分利用新近发现的儒家竹书文献可以进一步细化这一研究。竹书材料证明《论语》有一定的思想主旨, 有内在的严密逻辑 ,有“正实而切事”的突出特征。该书材料来自孔门众多弟子, 而由子思具体纂辑完成。
关键词 :《论语》 子思 竹书 成书问题
《论语》的价值与它的成书问题联系在一起。《论语》何时成书？怎样成书？如何看待该书对于孔子和早期儒学研究的意义？在地下新出材料问世之前，人们只能在既有传世文献的解释上阐述自己的理解，因而各逞其说，似乎分歧在不断地增大。
幸运的是，近些年来，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论语》、郭店楚墓竹简、上博竹简以及其他相关儒家文献陆续问世，为我们研究《论语》的成书问题提供了不少直接或者间接的宝贵材料。本文即以新出竹简文献作为旁证，在学者们新的研究基础上，试对《论语》成书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希望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一、《论语》成于前四二八年至前四○○年的二十多年中
对《论语》成书时间看法的分歧，主要是对有关记载的理解不同造成的，说到底它是对有关文献价值的认识问题。现在，我们看到战国竹书中已经引用《论语》中的句子，显然，这些竹书写成以前，《论语》已经编成并且开始流行，这样，以前对文献的理解正确与否，也得到了相应的验证。
关于《论语》成书时间的说法，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艺文志》，其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认为《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结集而成，结集的时间当在孔子去世后不久。这里的记载出于汉代学者刘歆，它代表了汉唐学者的一般看法。
唐朝以后，历代都有学者对《论语》成书问题进行研究。但直到清朝以前，似乎学者们的探讨还大致不离《汉书·艺文志》的框架，即主要讨论《论语》具体出于哪一位或者哪几位弟子，出于孔子去世后的什么时间。
清朝以来，疑古思潮兴起，《论语》也像几乎所有的典籍一样受到怀疑，人们对《论语》的成书问题也产生了疑虑，甚至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从《论语》的流传着眼，人们认为，《论语》等书既有递相传授，就必然会造成“不纯”。
崔述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的《洙泗考信录》和《论语余说》用考究授受源流等方式，论定《论语》一书有“窜乱”，有“续附”，《论语》编订初始，各篇不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各不相谋”，其后才汇为一本，又有“采自他书以足成之者”。崔述的根据主要是前十篇与后十篇文体上有所不同，认为尤以最后五篇为不足信。
对崔述的研究，顾颉刚先生叹服不已，倍加赞赏。顾先生说：“古来读《论语》者不知有几何万人，然但视为修身治国之教条而崇拜之，不闻取做学问之物件而研究之也。” 在顾先生看来，柳宗元、袁枚等人谈及《论语》的作者与传流等“学术问题”已经难能可贵，康有为于《论语》没有“析论精详”，但他指出其中“左丘明耻之”一章为古文家所羼入则甚是。所以，崔述“以分析之眼光，比较之手腕而成就其研究之功”，自然为顾先生所激赏。《论语》一书，顾先生认为：“今本乃一至不纯壹之本，乃一三国时凝固之本，其中经汉人窜乱者实不知其几也。”【一】经此探研辨析，《论语》的价值自然大打折扣。
实际上，这种观点成了后来学界对《论语》一书的主流看法。有学者说“《论语》的结集，时间可能晚得多，不是在公元前五世纪，而是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景、武之际”，不承认《论语》有“原始结集”之一事，认为不论其结集时间、篇目多少、《论语》传本还是文字真伪，都还存在问题，从而主张对《论语》进行“分解”式的研究。【二】还有学者认为，《论语》中的资料不能相信，如其中《微子》篇中的一些记载，就不能据以评价孔子，以为“他们分明是庄子学派的人编造，儒家的后生记了下来，略加改造而附在《论语》后面的”【三】。
崔述的研究还影响到国外，受到外国学者的推崇。如美国学者顾立雅（H.G.Creel）就说：“似乎不太可能确定什么时候孔子讲了这些话以及什么时候他的弟子们首次集录成书。首先进行集录的可能不是孔子弟子而是弟子们的某些弟子。正如有人所主张的，现存《论语》中的前十章是原书，接下来的五章是后来某个时候增补的。大抵可以肯定崔述的假定是正确的，这就是，十六到二十章是更晚些的增补。”他在其书的注中还说：“崔氏对《论语》的批判——这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学者对此论题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四】
日本学者木村英一也是如此，他研究《论语》各篇，一一落实各篇写成的时间，认为某些篇成于孔子再传、三传、四传甚至五传弟子之手，这与崔述的看法大体一致。西方有学者对《论语》的怀疑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二○世纪三○年代，“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英国的汉学家韦利坚持认为，《论语》一书二○章，只有第三至第九章是可靠的，其余各篇均系后人所加。这一疑古考证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有一对学者夫妇——布鲁克斯夫妇（白牧之、白妙子）……只相信第四章的前二○节是可靠的，其余都是孔子的学生们在二四○年的时间内逐步加上的。这一结论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新闻媒体对这一结论作了各种很有趣的发挥与引申。”【五】
从主观愿望上讲，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是“史学的研究”，试图能够“寻求真相辨出真的孔子学说来”，但无疑地，其中的偏颇显而易见。文献的比较研究证明《论语》成书不晚，而且人们以《论语》前后对孔子称谓不一，而怀疑《论语》的成书年代，现在也失去了说服力。
从新发现的材料看，《论语》中孔子称谓的差异，有些可能是在传抄中形成的，并不能作为《论语》成书较晚的证据。今本《论语》后十篇中称“孔子”的地方，竹简本有的称“子”。如《阳货》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在简本中以上两章中的“孔子”均称“子”。另外，今本《论语》称“子”的地方，竹简有的则称为“孔子”，说明《论语》中的称谓在抄写过程中会发生一定变化，因此，《论语》的成书时间不能完全以此来判断。【六】
近年来，出土文献的日益丰富，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学者们开始致力于《论语》成书问题的研究，学者们的看法也大体趋于一致。【七】只是对该书的成书时间还有更为具体的可能。
《论语》中记载有曾子临终之言，该书成书时间的上限在曾子去世之后当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论语》成书时间的下限。从《论语》中的句子被传世文献引述看，时间较早的是《孟子》，而且其中多次征引，这样，《论语》的结集时间可以初步定于曾子已死之后、孟子既生之前，具体时间大致在公元前四二八年至公元前三七二年间的不到六十年中。
但是，郭店竹简的发现，我们还可以继续思考《论语》结集时间的下限。
郭店楚简研究证明，其中的儒家著作属于久已佚失的《子思子》，同时也证明《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所云“《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是有根据的。【八】《礼记·坊记》中已经出现了“论语”之名，《坊记》曰：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坊记》现为《礼记》中的一篇，但《礼记》确实是直接汇聚原有典籍而成，《坊记》也当为戴圣取自子思之书。西汉时期，孔安国的孙子孔衍曾经上奏朝廷，希望重视《孔子家语》。孔衍的奏言中说：“戴圣皆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记》。今见其已在《礼记》者，则便除《家语》之本篇，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也。”【九】孔衍所说，其言不虚。【一○】
《坊记》中明引《论语》，而且《坊记》与包括《成之闻之》在内的郭店楚简许多篇章明显属于《子思子》，则子思生活的时代《论语》已经成书。
另外，郭店楚简的《语丛》中也引述了《论语》中的句子。例如：
《语丛三》第五○、五一简，据研究，可以隶定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段话，明显与《论语·述而》一致。在《论语》中，这是孔子的话。《语丛》与《论语》句子完全相同，可以说明《语丛》取自《论语》。
《语丛三》第六四、六五简，两简有中线作为界隔，第六四简编线以上有“亡（毋）意亡（毋）古（固）”四字，编线下有“亡（毋）物不物”四字；第六五简中线以上是：“亡（毋）义（我）亡（毋）必”，编线下有“皆至焉”三字。栏在线面的应当接着读，下面实际为对上面的解说。这样，二简应当是“毋意、毋固、毋我、毋必”。【一一】《论语·子罕》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顺序虽有差别，但二者至少应当同源。
看来，战国时的楚国不仅有《子思子》流传，也有《论语》的流传。《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不少语句与其他文献记载的孔子言语相近，情况大致都是如此。出土郭店楚简的古墓，其年代约在公元前三○○年左右，墓葬中的书籍成书应在其前。这就意味着公元前三○○年以前，《论语》已经在南方的楚国流传，也证明子思在其著作中引述《论语》不成问题。
据研究，子思在世的时间约为公元前四九一年～前四○○年【一二】，则《论语》成书的下限当在公元前四○○年以前。所以，《论语》成书的具体时间可以限定在公元前四二八年至公元前四○○年间的二十几年中。
二、《论语》的纂辑应该是由子思主持完成
从编纂学的角度讲，《论语》像那时的许多典籍一样，它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作者”。从字面上看，“论”有集合简册、比次群言的意义；《汉书·艺文志》认为，“语”是众弟子“接闻于夫子之语”。因而，“论语”就是孔门弟子把从孔子那里得来的话汇辑集合起来的意思。【一三】
那么，《论语》的汇辑者是谁？是一个人，几个人，还是一批人？关于这些问题，在没有新的直接材料问世之前，人们只有从《论语》的内证和相关材料的旁证中找出最为合理的解说。但各家的说法仍有一定差异，《论语》的编纂者，有人认为是孔子众弟子；有人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有的认为是有子、曾子弟子；有的认为出于曾子弟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最近有学者提出《论语》为曾子领纂【一四】，笔者认为这个说法近于实际。我们进而认为，说《论语》是子思主持完成更为合理。
子思为曾子弟子，在曾子去世后地位特殊，有儒学领袖风范。说《论语》出于子思，不仅与以前学界的论证相合之处较多，更重要的是符合《论语》记载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与孔子之后儒学传承的实际比较吻合。
在孔子的著名弟子中，有可能纂辑《论语》者，曾子首当其冲，然而，《论语》记其临终之言，则曾子没有主持其事。孔门德行科弟子颜回、冉伯牛早死，仲弓年长于曾子。正如柳宗元所说：“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一五】所以，柳宗元由此认定《论语》为曾子弟子所为。
除了德行科弟子，子夏、有若也是孔子弟子中的佼佼者。但与曾子相比，他们似乎都在其次。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去世后，子夏等人因为有子“状似夫子”，曾经推举他为“师”。对此，《孟子·滕文公上》也有记述：
昔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子夏欲尊有子，以之为孔门正统。子夏等人曾“强曾子”，说明曾子对有子的正统地位不予承认，也说明曾子在孔门中颇有影响，地位不同寻常。同时，这里的记载也反映出孔门内部当时已出现分歧。
有若立派不久，可能因为学识不高，难以服众，孔门后学又发生分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人向他请教：
“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有夫子之表，无夫子之里，无法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因而受到责难。其中的“此非子之座也”一语，已经否定了有子的特殊地位。
有子，今本《论语》载其言论四处，三处称子（有子），一处称名（有若）。但称名者为与鲁哀公问答，故此章为特例，并不与前者矛盾。另外，冉有、闵子骞也偶一称“子”，说明他们也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人物。但他们还都远不至于达到可以领纂孔子遗说的地步。
在孔门“四科”中，子夏长于“文学”，与《论语》主题不洽。子夏尊重曾子，地位不及曾子。更重要的是，《论语》记录子夏言行，全部直称“子夏”，无一处称“子”。《子张》篇两处说到“子夏之门人”，如记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听说后进行解释。“从记事角度和描述的语气、语感，显然不是子夏及其门弟子自为，不是己称，而是他称，是熟悉子夏的同辈或他门弟子所录所称”【一六】。《论语》的最后编定者不会是子夏。
《论语》的材料来自众弟子所记。从《论语》本身的材料看，其中除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称谓，对于诸事的记录方式、语气也透露了其汇编聚集的痕迹。孔门弟子有做笔记、随时记录的习惯，就像《论语》中记录孔子答“子张问行”以后“子张书诸绅”那样，《孔子家语》中的许多篇，如《入官》、《论礼》、《五刑解》、《正论解》、《曲礼子贡问》等篇所记的“退而记之”、“志之”、“识之”等，都是弟子随时记录孔子言语的情形。这些材料中的“志”、“识”、“记”有“记录”的意思。《礼记·礼运》篇中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中的“志”，在《孔子家语》的《礼运》篇中作“记”。《礼运》篇中，不论“记”还是“志”，都有“记载”、“记录”、“志书”之义，朱彬《礼记训纂》引刘台拱解此字曰：“识也，识记之书。”
《论语》为孔门弟子所记，史书记载非常明确。刘向说《论语》为孔子弟子“辑而论撰”，王充《论衡·正说篇》说《论语》为“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应该都是可信的。《论语》中不仅以“子曰”的形式叙述孔子的言语，而且记有许多孔子与弟子的问答，其中涉及弟子有名姓者就有三十人，这些材料当不会出于一人或者少数几人，其中内容是由这些弟子或其再传弟子记录而成。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论语》出于曾子门人，阅读《论语》，其中厚重的曾子言行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曾子门人，他人一般不会如此。另一方面，论者又指出，《论语》形成于孔门后学分化的背景之下，而孔门的严重分化又难以聚集这么多的材料。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合理的推论只能是众弟子将材料汇聚到一起，最后主要由一人进行整理、选辑、编订，而这位整理编订者应在孔门之中地位尊隆，而且是曾子门人。符合这种条件的人只有子思。
我们认为，研究《论语》的成书应当与《孔子家语》联系起来考虑，这样会使问题更加清楚。以前，人们认为《孔子家语》出于王肃的伪造，现在，阜阳汉简、定州竹简的发现证明了传统看法是错误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一些篇章和《孔子家语》相同，通过比较研究，证明《孔子家语》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价值甚至要超出《论语》。【一七】
关于《论语》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孔安国的《孔子家语后序》说《家语》乃“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认为《家语》和《论语》都出于“诸弟子各记其所问”，说《家语》与《论语》“并时”。尔后，“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所以，如果说《论语》有“语录”性质，而《家语》则与“文集”相近。《孔子家语》是弟子记录的汇编，其中虽然有后来增加、整理的成分，但基本还是原始面貌的保留。
有人推测，《论语》的结集可能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因为“以常情而论，孔子殁，‘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以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一八】我们认为很有道理。《孔子家语》中有《终记》一篇，记录孔子临终前的一些情形，似乎可以说明这样的推测不误。只是此时所汇聚起来的可能是弟子们各自记录整理的孔子言行，它应该就是《孔子家语》的雏形。而从孔子言语中“取”出“正实而切事”的《论语》，很可能是此后的事情。
《孔子家语》之称为“家”，其中记录孔子身世、生平，又有《本姓》叙述其家世源流，说明《孔子家语》属于“孔氏家学”【一九】的范畴。而《家语》与《论语》“并时”的情况表明，二者的整理与编订者只能是子思。
三、《论语》具有明显的“正实而切事”特征
与《论语》成书问题密切相联的是其性质与特征。《论语》是怎样编订的？为什么编成现在的样子？这些都与该书纂辑的指导思想有关。细细推论，孔安国在《家语后序》中说《论语》“正实而切事”，这应该是《论语》最为明显的特征。而该书的这一特征，又进一步证实它确实由子思最后编定。
新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有《从政》篇，经学者们研究，发现其中的“四毋”说与《论语·尧曰》倒数第二章“子张问政于孔子”中的“四恶”相同【二○】。《从政》篇的“四毋”说，下面紧接着论述“五德”，两者就在同一枝竹简上，我们的研究认为，《从政》的“五德”与《论语·尧曰》倒数第二章“子张问政于孔子”中的“五美”一致。
《从政》篇现存竹简中，仅仅“闻之曰”就出现了至少一三次，经比较研究，《从政》篇中的“闻之曰”与“子曰”相同，意思正是闻于孔子之言。以“闻之曰”起始的每一节都集中论说一个主题，彼此相对独立。将《从政》篇的这些竹简与现存在《礼记》中的《子思子》四篇（即《坊记》、《中庸》、《表记》、《缁衣》）进行对照，不难发现其结构非常一致。《孔丛子·公仪》记穆公对子思所说“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表明《子思子》中有很多是专门记述孔子的话。《从政》篇与郭店楚简、《礼记》四篇等子思著作又在内容上有密切关联，所以，我们认定《从政》篇应该属于《子思子》的佚篇。【二一】
发现《从政》篇属于《子思子》有重要的意义，一则说明《子思子》书中有多篇都是以“子曰”、“闻之曰”的形式大量排比孔子言论；二则说明其中子思所记述的孔子语录就像他本人所说：“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二二】由此可知，《子思子》中大量的孔子言论，有不少应该就是“闻之于人者”，虽然“不失”夫子之“意”，但可能“非其正辞”。相比而言，《论语》所记则肯定是孔子“正辞”，也就是孔安国所说的“正实”。
《论语》的“正实而切事”与《孔子家语》等比较更加明显。《论语》的所谓“正实”，可以理解为它十分符合孔子一贯的思想主张。这些话，即使不是他常常说起，也一定可靠有据。相比之下，《家语》中的长篇论说，就被讥为“颇有浮词”。就像现在，人们研究孔子，似乎更习惯于像《论语》前面各个篇章中的“善言法语”，其他大量资料仿佛都有疑问。倒是朱熹对《家语》的理解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据《朱子语录》记，他认为《家语》“非王肃所作”，但其书“多疵”；又说《家语》“是当时书”，但“杂记得不纯”。朱熹毕竟对《论语》研究较多，所以对《家语》情况也看得更准确。
其实，依今天的眼光看，众多的孔子遗说都有这样的特征，这是孔子遗说流传过程中造成的。朱熹所说《孔子家语》的“多疵”或者“不纯”也是这样，稍微细心观察《家语》的整理与流传就不难理解。《家语》经过了弟子们的加工，各篇文辞或有参差，但都不离孔子“本旨”。孔安国《家语后序》谈到《家语》成书的有关情况，从中看出《家语》的形成与传流过程是复杂的。今本《家语》先后经过了“七十二子各共叙首尾，加之润色”、“好事者或各以其意增损其言”等过程，因而，书中便出现了“颇有浮说，烦而不要”的情况；《家语》的辗转流传，自有文字的更改，其中既有改“古文”为“今文”的过程，也有收拾乱简，重新整合的过程，除了孔安国所撰次的本子，还有“散在人间”以及公卿大夫所持的本子，所以又出现了“同是一事，而辄异辞”的情况。
如何理解孔门后学“润色”孔子之言，《孔丛子·公仪》所记子思的话其实就是最好的回答：“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然而，经过后人的整理，这些大量的孔子遗说毕竟显得“颇有浮说，烦而不要”。我们认为，《论语》的所谓“正实”，就是相对于这类情况而言。
《论语》不仅“正实”，而且“切事”，《论语》的这一特点也应该与子思的纂辑有关。让我们从分析《论语》文本开始观察。
《论语》的结构如何？《论语》中的每一篇有没有主旨？《论语》的资料是无序的随意排列，还是有序的精心比次？这当然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但对这些问题，后人的理解却有不同。
《论语》各篇有无主旨，与对该书首篇的理解有关。皇侃认为每篇都有主旨，并为之一一说解。朱熹也这样认为，朱夫子谈第一篇说：“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朱熹认为《学而》篇是全书思想的根本所在。清人翟灏《四书考异》则以为不然，刘宝楠也认为皇疏“妄有联贯”，他说：“《论语》章次依事类叙，无所取法，与《孟子》篇章迥殊。”所以，刘宝楠编《论语正义》，将皇侃所概括的各篇主旨尽行删除。
《论语》有无主旨的分歧，决定于对该书内容的理解。我们认为，《论语》首篇首章对于理解这一问题具有至为关键的意义。因为对于本章，传统的理解可能并不准确。
《论语》开篇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传统上，人们认为“学”即学习，“时”为时时、常常，“习”为复习、演习。全句意思是学习了知识而能常常复习。由此造成了对全章理解上的偏差。
有学者于此发现了问题。关于“学而时习之”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都是把它当作学习方法，但仔细分析全章三节，对照孔子一生活动，参考《论语》其他关于学习方法的论述，似乎这里讲的不是学习方法，而是概括了学者可能遇到的三种不同的境界，勉励学者端正态度，树立坚持真理的君子精神。【二三】
在这样的基础上，又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说，认为这里的“学”不是动词，而是名词，指的是孔子的“学说”。“时”不应解作“时常”或“按时”，而应解作“时代”（可引申为社会）。“习”不应作“温习”讲，而应作演习、采用讲。这样一来，全章的意思大体是：
孔子说：“如果我的学说被时代（或社会）所采用，那不就太值得高兴了吗？（退一步说，如果时代没采用），可是有很多赞同我的学说的人从远方而来（和我一同讨论问题），不也很快乐吗？（再退一步说，不但社会没采用，而且人们也不理解我的学说），我也不恼怒，不也是一位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吗？
这样理解不仅符合前后连贯的体例，符合首篇首章开宗明义的惯例，符合孔子的实际情况，而且文字训诂通顺。【二四】
我们认为上述新解是正确的。“学而时习之”中的“学”和“时”与《庄子·天下》篇“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相近。学：有作动词用的“学习”，有作名词用的“学说”等，这里应为后者，指思想主张，对社会、人生的总体认识。程树德《论语集释·学而上》即指出：“‘学’字系名辞。”清人毛奇龄《四书改错》曰：“学者，道术之总名。”这样理解，还突出了《论语》首章的思想中心，不至于让人感到孔子的这些话有些散乱，没有主题。后人编辑孔子之言以成《论语》，把本章放在首篇，又作为首章，必定不应只谈论学习、交朋友一类的事情，该有较为重要的主题。这样理解，也与整篇的主旨更加吻合。
将《论语》首篇首章这样理解，突出了“人不知”情况下的君子人格主题问题。而且它不仅与《论语》的末篇末章照应，更与《论语》首篇末章互相照应。《论语》末篇末章云：“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里谈的是“知”的问题；《论语》首篇末章云：“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里谈的是“人不知”的问题。结合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尤其是孔子晚年对于人生的感悟，就不难理解这一点有多么重要。相比之下，《论语》开篇与首篇末章的照应应该更为重要，更为直接。
这样，《论语》内在的严密逻辑就很清楚了。《论语》首篇围绕做人这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以下各篇分别谈为政以德、守礼明礼、择仁处仁等，层层剥离，依次展开。《论语》首篇十分重要，《朱子语类·论语二》引宋人吴寿昌说：“今读《论语》，只熟读《学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余自然易晓。”这的确是通读《论语》掌握其真谛的中肯之言。
《论语》注重做人、修身，这正是曾子门派的特征，这一特征或许就是孔安国所谓的“切事”。子思学于曾子，从上博竹书《从政》篇等看，子思不仅谈论心性问题，也十分关注为人、为政等世间现实，他谈论心性也是他深刻思考社会人生的表现。正因如此，子思纂辑《论语》，才首重做人。梁人皇侃《论语义疏》说：“此篇章语君子、孝弟、仁人、忠信、导国之法、主友之规，闻政在乎行德，由礼贵于用和，无求安饱，以好学能自切磋而乐道，皆人行之大者，故为诸篇之先。”子思这样条次编辑，既符合乃祖孔子原意，又与其师曾子保持一致，还与子思自己的思想通贯。《论语》这种清晰的思想主旨和内在逻辑，又说明其最后纂辑完成者就是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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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顾颉刚遗著、王煦华整理：《孔子研究讲义按语》，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二年。
【二】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孔子研究》一九八六年创刊号。
【三】李毅夫师：《研究孔子思想必须正确使用资料》，《齐鲁学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四】（美）H.G.Creel着，高专诚译：《孔子与中国之道——现代欧美人士看孔子》之《附录：〈论语〉的确实性》，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五】程钢：《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载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二○○二年。
【六】梁涛：《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简帛研究网”○二/一一/○四。
【七】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郭沂：《论语源流再考察》，《孔子研究》一九九六年第四期。又见其《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二篇第一章，上海教育出版社，二○○一年；梁涛：《〈论语〉的结集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简帛研究网”○二/一一/二○；《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简帛研究网”○二/一一/○四；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吉林人民出版社，二○○二年。
【八】李学勤师：《先秦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九】《文献通考》卷一八四《经籍考十一》。
【一○】可参看杨朝明：《〈礼记·孔子闲居〉与〈孔子家语〉》，见《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二○○二年。
【一一】庞朴先生于此有说，见《〈语丛〉臆说》，载《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一二】孔德立：《子思生卒年考》，“孔子二○○○网”二○○二年一一月二八日。
【一三】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吉林人民出版社，二○○二年。
【一四】贾庆超：《曾子领纂〈论语〉说》，《东岳论丛》二○○三年第一期。
【一五】《柳河东集》卷四。
【一六】同注【一四】。
【一七】详请看杨朝明：《〈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礼记·孔子闲居〉与〈孔子家语〉》等文，见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二○○二年。
【一八】黄立振师：《〈论语〉的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孔子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一九】李学勤师：《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二○】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三/○一/○八。
【二一】杨朝明：《上博藏竹书〈从政〉篇“五德”略议——兼说〈从政〉应该属于〈子思子〉佚篇》，待刊。
【二二】《孔丛子·公仪》。
【二三】刘家齐：《“学而时习之”章新解》，《齐鲁学刊》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二四】李启谦师：《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孔子研究》一九九六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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