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郝铁川 原载2019年1月1日蒋安杰主编《法制日报·法学院》

上个世纪40年代，瞿同祖先生撰写了《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提出虽然秦、汉法律是法家所制定的，体现的是法家精神。用汉儒撰写法律章句来解释法律，并以经义决狱开始，法律步入了儒家化征程，魏、晋、南北朝的法律为儒家所制定，他们逐渐将儒家提倡的“礼”掺入法典，至唐而集其大成。法律于是为儒家思想所支配，虽然此后法律条文有变化，法律儒家化的基本精神没有变。

1997年，笔者在拙著《中华法系研究》中，提出汉、唐间虽然吸收了儒家的一些主张，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汉法家化法律的基本面貌，中国两千年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法家。最基本的理据就是封建法典的指导思想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三纲”源于《韩非子》，成于董仲舒，“三纲”的特点是把君权、父权、夫权绝对化，臣民、子女和妻子只能单向的服从义务，而没有权利去反向制约君主、父亲和丈夫，所以封建法典中没有臣民制约君权、父权和夫权的权利规定。而儒家的奠基者孔子、孟子、荀子等恰巧保留了原始社会遗留的原始民主思想，主张君臣、父子和夫妻的关系是双向制约的关系，臣民对君主、子女对父亲、妻子对丈夫拥有一定的道义上的制约权利。因此，封建法典的灵魂是法家的君权、父权和夫权绝对化的思想。

拙著出版后，范忠信兄等批评者有之，饶鑫贤前辈等赞成者亦有之。2018年10月，中国法律史学会东方法律文化分会在常州召开的“质疑成说重述法史”学术研讨会上，杨一凡、武树臣等不少学者对法律儒家化的观点都提出了商榷，似乎愈来愈多的学者都倾向于否定瞿先生的观点。这是学术研究日益深入的表现。

拙著出版后，笔者看到了民国学者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一文（载于《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４期）。关于明朝朱元璋删削《孟子》内容的梳理文章，近来谌旭彬先生又发文提及。笔者认为，通过朱元璋对《孟子》内容的删改一事，更能说明儒家思想没有成为法典的指导思想。

容氏依据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洪武二十七年刻本《孟子节文》，与《孟子》足本比对，梳理了朱元璋所删内容。择其要者有：

第一，不许说人民有尊贵地位和权利。因此，《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等等，被朱元璋删去。

第二，不许说人民反抗暴君污吏的话。因此，《孟子》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等等，被朱元璋删去。

第三，不许说人民应有生存的权利。因此，《孟子》中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被朱元璋删去。

第四，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因此，《孟子》中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等等，被朱元璋删去。

第五，不许说君主横征暴敛。因此，《孟子》中的“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等等，被朱元璋删去。

第六，不许说反对内战的话。因此，《孟子》中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等等，被朱元璋删去。

第七，不许说行仁政救人民的话。因此，《孟子》中的“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等等，被朱元璋删去。

第八，不许说君主要负善良或败坏风俗责任的话。因此，《孟子》中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等等，被朱元璋删去。

以上八条，足以说明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君主的君本思想是尖锐对立的，体现皇帝意志的法典是不可能吸取儒家民本思想的。

瞿同祖先生强调汉唐间的法典是儒家制定的，因而，法典被儒家化了。但瞿先生并未对陈群、刘劭（以上为《曹魏律》起草者），贾充、羊祜、杜预、裴楷（以上为《泰始律》起草者），孝文帝、常景（以上为《北魏律》起草者）等人的思想进行论证，直接说他们是儒家还为时过早，因为，从董仲舒开始，甚至还有人说从战国荀子开始，儒家就逐渐法家化了，此后的所谓儒家实质上是“阳儒阴法”。限于篇幅，这一问题留待它日再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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