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雄涛：清代州县讼事中的国家与个人——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171页-181页

本文原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171-181页。

中国自近代以后，便被放入到世界坐标体系中重新加以审视。从此，如何理解“传统中国”，成为海内外学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且被西方视为显著的“他者”，传统中国具有怎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清代社会处于传统中国的晚期，又是近代转型的前夜，值得认真观察。

学界对清代纠纷解决机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较少涉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这里所称的“国家”，是指以州县衙门为代表的政权组织；“社会”是指以乡族、士绅和保甲为主要力量的民间群体；“个人”则是指卷入纠纷的事主。

早期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的纠纷解决主要倚赖于社会而非国家。瞿同祖先生就说：“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有国家司法机构处理。”即便纠纷告至官府，“诉讼往往由于士绅的介入而从公堂转移到民间。”梁漱溟先生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民间纠纷（民事的乃至刑事的），民间自了。或由亲友说合，或取当众评理公断方式，于各地市镇茶肆中随时行之，谓之‘吃讲茶’。”

然而，随着清代司法研究的深入，国家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如果没有官府的存在，民间也不会具备抑制弱肉强食、聚众械斗的能力。”黄宗智也指出：“在村庄生活中，告诸法庭或以上法庭相威胁是常见的。卷入纠纷的各方几乎总是可以选择官方调解而非社区或宗族调解。”在滋贺秀三和黄宗智看来，国家与社会是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主要角色。

近来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社会力量而言，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与个人的角色更为重要。俞江认为，清代的“诉讼格局已转变为以县衙为中心，乡里调处仅发挥辅助县衙审断的功能”，“纠纷当事人在选择调处或诉讼，以及是否接受调处结论等，具有较大的自主权。”里赞则进一步对纠纷解决中的社会力量持保留态度。他说：“社会力量在以知县正式审断程序之外解决民间纠纷的作用并不明显。清代的南部县和巴县社会纠纷仍十分繁多，而且多属未经社会调解而由个人直接诉诸州县。”在这里，国家与个人被视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两大主角。

那么，在清代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负有纠纷解决之责的国家与作为事主的个人，到底呈现一种怎样的结构？要探究此问题，就需要回到清代州县的讼事之中。

据《说文解字》，讼，“争也”，段玉裁注曰：“公言之也”。又据《六书故》，讼：“争曲直于官有司也。”至少到北齐时，“争曲直于官”的涵义已进入律典。《唐律疏议》曰：“斗讼律者，首论斗殴之科，次言告讼之事。从秦汉至晋，未有此篇。至后魏太和年，分系讯律为斗律。至北齐，以讼事附之，名为‘斗讼律’。”可见，“争曲直于官”曰“讼”，“告讼之事”为“讼事”。“争于官”的语义表明，“讼事”就是个人告争于国家之事。

“讼事”一词，由唐代沿用至明清。明人王士晋曾言：“太平百姓，完赋役，无讼事，便是天堂世界。”清人张五纬也说：“民间讼事不一，讼情不齐。”清代的“讼事”即“词讼细事”，亦称“词讼”或“细事”。《钦定吏部则例》曰：“凡州县等官遇有民间一应词讼细事，如田亩之界址、沟洫及亲属之远近亲疏，许令乡地呈报，地方官据复核明，亲加剖断。”与“词讼细事”相对的概念，是“命盗重情”。在清代，“词讼”与“命盗”， “细事”与“重情”，是案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表达。虽然广义的“词讼”还包括“重情”，但清人所称的“词讼”多为狭义，专指“细事”，即“户婚、田土、钱债、斗殴、赌博等”类别。

清人方大湜曾说：“户婚、田土、钱债、偷窃等案，自衙门内视之，皆细故也。自百姓视之，则利害切己，故并不细。即是细故，而一州一县之中，重案少，细故多。必待命盗重案而始经心，一年能有几起命盗耶？”衙门眼里的“细故（细事）”，由于关系民众利益，并不能小视。更何况，由于数量上的优势，词讼细事实际上超越命盗重案，成为州县司法的主要案件类型。

清代州县的词讼细事，又称为“自理词讼”。 “自理”一词，蕴含着审理权限。《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条例规定：“州县自行审理一切户婚田土等项。”《清史稿·刑法志》也称：“各省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官完结，例称‘自理’。”也就是说，清代的州县对词讼细事拥有自主审决之权。

要而言之，词讼细事不仅是清代州县衙门的司法主业，也是其能够自主审理的案件类型。

州县衙门作为清代的基层政权，代表国家处理个人纠纷。考察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国家与个人，州县讼事无疑是最佳的切入点。而且，还应该超越诉讼的制度文本，进入到实际的发生过程中来观察其运作。

学界对清代州县讼事的发生过程着力不多，比较相关的研究集中于诉讼文书和程序等方面。1987年，滋贺秀三发表了关于“淡新档案”的两篇论文，涉及清代州县讼事的文书与程序。在《淡新档案的初步知识——诉讼案件中表现的文书类型》一文中，滋贺秀三介绍了州县诉讼中的申诉书、诉状指令书原稿、差役复命书、法庭记录、证文与字据以及官厅间文书。正如滋贺秀三所承认的那样，该文只是要做“一份观察记录而非是什么立论”，因而并未对诉讼过程加以探讨。不久，滋贺秀三又发表了《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该文主要着眼于“开庭之前的阶段”，并将“票”分为调查票、取证票、督责票、调解票、遏暴票、查封票、传讯票、逮捕票八类。滋贺秀三在结语中说：“在前阶段中唱主角的是执票差役，开庭则是由长官坐堂主持的。通过以上考察，很明显，从官府解决民间纠纷的作用来看，的确应该把两者作为一个系列整体来理解。”可见，滋贺秀三关注的重心是国家。

在诉讼程序方面，郑秦和里赞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在《清代州县审判程序概述》一文中，郑秦结合宝坻档案试图“勾勒出清代州县审案断狱的实在情形”，他将全部程序分为立案、堂审和判处三个部分，分述了告诉、放告收呈、准或不准、拘提和羁押、勘验、堂审、笔录、责惩与和息乃至审转等程序，最后还简要介绍了批语、判词、看语和批红四种法律文书。此后，里赞在研究南部档案时，将清代州县的审断程序“大略分为理、准、审、断四个基本阶段”，“告状人将词状递送到县衙，州县受理该词状，此程序为理；州县根据词状对案情作出大略判断以确定是否进入审理程序，若批示审理此案，则为准；州县对批准后的案件进行调查、堂审的程序即为审；审理中的案件如果未能通过和息等其他方式解决，州县就会作出官方的裁断，这个阶段为断。”应该说，里赞对州县诉讼程序的概括非常精辟。

在文书与程序之外，关注讼事发生过程的主要是黄宗智。他认为：“清代的民事诉讼是按三个不同阶段进行的。头一阶段从告状开始，到县官作出初步反应为止。接着是正式堂审前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衙门与诉讼当事人以及可能的调解人之间，通常发生不少接触。最后阶段是正式堂讯，县官通常会作出明确的判决。”简而言之，“先是官方的初步反应，接着是官方与民间的互动，最后是官方判决”。很明显，黄宗智对诉讼过程的观察也以国家为主轴。

国家与个人是清代州县讼事的共同主角，若要分析二者的结构关系，就必须还原个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位置。在传统的精英史观中，个人的活动很少被重视。但随着研究视角的下移，诉讼档案中的个人印迹日益清晰。

在巴县、淡新和宝坻档案之后，学界又发现了黄岩、南部、冕宁、紫阳等地的诉讼档案。虽然从数量上看，这些档案文书相当庞大，但归根到底，它们只是历史过程中的沧海一粟。即便一项研究穷尽所有已知的诉讼档案，在方法上依然是“以偏概全”。毋宁说，历史研究本来就是一项立足于“片面”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管窥”始终是历史学的路径之一。事实上，学界有关诉讼档案的代表性研究，均是以特定地域为蓝本，而最后均以揭示“清代”规律为宗旨。而从另外的视角来看，清代州县的诉讼文书均为官僚文牍体系的产物，尽管在细节上互有差异，但在结构上却共性颇多。有鉴于此，本文以巴县档案为中心，尝试重构清代州县讼事的发生过程；进而以此为基础，探讨其中国家与个人的深层结构。

讼事在州县衙门的发生，源于民众的呈告。官府在收到呈词之后，对是否决定介入作出批语，即“准”或“不准”。从诉讼程序来看，民众的呈告和官府的批准，只是州县词讼案件最初的两个环节。但是，从诉讼过程的角度来说，国家是否批准个人的呈告，并非必然。

清代官府对讼事的态度，一如名吏刘衡所言，“状不轻准”。或曰，“呈状惟以少准为主”。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州县理讼能力不济。瞿同祖先生曾指出，清代的州县衙门其实是州县官的“一人政府”。虽说州县官有幕友辅佐司法，但依然有相当多的职能需要州县官亲自履行。比如，“州县官主持庭审、决定缉捕、审讯罪嫌、宣布判决、决定和实施刑罚、主持验尸及其他勘查。”汪辉祖在湖南宁远知县任上曾说：“月三旬，旬十日，以七日听讼，以二日较赋，以一日手办详稿，较赋之日亦兼听讼。”名幕出身的汪辉祖，尚且要耗费七成以上的精力用于听讼；其他州县官力所不逮，以致积讼成习，就在情理之中了。二是体恤民众兴讼耗财。清代诉讼代价之高昂，连反对“息讼”的崔述都承认：“书役之鱼肉，守候之淹滞，案牍之株连，有听一人一朝之讼，而荒千日之业，破十家之产者矣。”汪辉祖也认为：“累人造孽，多在词讼。如乡民有田十亩，夫耕妇织可给数口。一讼之累，费钱三千文，便须假子钱以济，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亩则少一亩之入，辗转借售，不七八年必无以为生。其贫在七八年之后，而致贫之故，实在准词之初。”故而，他主张“核批呈词，其要有三：首贵开导，其次查处，不得不准者，则摘传人证。”三是担心亲邻争讼构怨。黄六鸿曾说：“民之有讼，出于不得已而后控；官之听讼亦出于不得已而后准，非皆乐于有事者也。闾阎雀角起于一时之忿争，因而趋告，若得亲友解劝延至告期，其人怒气已平，杯酒壶茗便可两为排释，岂非为民父母者所深愿乎。”刘衡也持类似的看法：“民间细故，或两造关系亲邻，其呈词原不宜轻准。诚以事经官断，则曲直判然，负者不无芥蒂，往往有因此构怨，久而酿祸者。”在“状不轻准”的三个因素之中，理讼能力不足为内因，亦为根本。

无论是“状不轻准”还是“呈状少准”，都显示出国家对讼事的抑制立场。于是，如何开启讼事，成为个人在争讼中的首要难题。

以夸张的言辞耸动官府，是民众在告状中的惯用技巧。曾任职地方的魏锡祚有切实体会：“查阅两期呈词，多以浮文闲字填砌满纸，而于起衅缘由、情事始末，俱极朦胧。或语句不全，或文义不顺，字多费解或隐跃不明。”常见的作状手法，无非正反两面，一曰逞强，一曰示弱。所谓“逞强”，指将被告描绘为凶恶无理，仗势欺人。比如，某原告为了使官府相信“诬索”事真，在状词中频繁使用“恃妇悍泼”“惯诬度日”“主摆”“不饱”“叠踞”“诬索扰害”“痞索凶毁”等套语。但对于熟知词状伎俩的州县官和幕友而言，此举很难奏效：“所呈显系捏饰，着自凭众理处，毋得滋讼取累。”至于“示弱”，则是原告将自身描述得凄惨无助，以求官府怜悯。比如，有事主词称“氏栖身无地，日食难度，无银还母，且母年近七十，病甚垂危，养葬无资，遭此掯骗，氏母女难以活生，喊控叩乞。”然而，仅靠道德话语也难以打动官府：“着即投人理讨，毋庸涉讼。”由此看来，套语堆砌的告词难以得准，而博得官府的同情也非易事。

清代讼学发达，讼师秘本广为流传。词状套语仅仅是讼师技巧的皮毛，讼学的真正要诀是一整套紧扣事实与事理的叙事方式。讼师秘本中的《十段锦法门直解》精炼地将此种说理技巧归纳为“主语”“缘由”“期由”“计由”“证由”“截语”等十个逻辑环节。虽说此类技巧不乏上下其手的空间，但究其表述逻辑，还是要围绕事实与事理进行展开。从诉讼档案来看，仅仅依靠修辞技巧来告状，效果显然有限。

事实上，即便民众呈告的纠纷属实，官府也不会轻易准状。比如监生张聘三以“凶闹痞踞”告黄朝忠，官批：“黄朝忠何得向该生凶闹痞踞，其中有无轇轕，着即投人理处息事，毋庸控伤讼累。”从批词来看，官府并不否认“凶闹痞踞”的事实，只是对“有无轇轕”表示怀疑。但是，“决讼断辟”本是州县衙门的职责所在。孰是孰非，只有在唤讯之后才能理断清楚。然而，官府却将它推回给事主——“着即投人理处”。类似的批语在黄岩档案中有更直白的表达：“即是所控尽实，事亦轻微，着遵批自邀房族查理可也。”连事实确切的控告都难逃批驳的处境，不得不说，官府对讼事的抑制已经变为压制了。

“状不轻准”的抑制政策，意味着国家势必要对讼事进行“选择性准理”，将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在刀刃上。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发生殴伤的纠纷。细故之事一旦斗殴成伤，官府如不加以干预，可能会酿成重案。因此，当事主在告词中声称被凶殴且指明要害时，官府通常会批准——“候验唤查讯察追”。有的事主被殴伤之后，会立即去县衙喊控。所谓“眼见为实”，官府没有不准之理。还有的民众，被殴伤后直接喊控府衙，从而批转县衙理断。不少民间细事，若非殴伤，难以触动官府。

对于殴伤是否属实，官府也不会轻信。比如，在一件欠银凶伤事中，事主以伤初告，官批“果否被殴受伤，姑候查验察夺”。二十天后，票验无伤，告词被官府驳回。不久，事主再告，依然被驳。直到事主被殴，由其兄“抬辕喊控，当堂验明”，案方得准。应该说，事主屡告屡驳，致被殴伤，官府的消极理讼，实为肇因。个人寻求国家司法救济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反过来，民众又将殴伤转化为一种告状策略。官府对此也很警惕。有的事主以伤呈告，官府批准验伤之后，倘若票验无碍，案件会被撤销。也有的案件，验、唤同时进行，尽管刑仵回禀无伤，但案件并未因此缴销。需要说明的是，验伤无痕并非一定是无中生有。在巴县档案中，验伤一般都在呈告七天以后进行，若是普通拳殴，彼时很难留下明显的伤痕。

在初告即准的词讼中，事关伦常的户婚案相对较多。首先是牵涉妇女的案件。妇女卷入的讼事，一般包括逼嫁、谋产、拐逃、拆婚、欺奸等。相较于普通的田宅、钱债等经济纠葛，这些讼事由于关系到家族与伦理，更能引起官府的重视。正因为如此，由妇女出头告状在清代词讼中非常普遍。其次是以尊告卑的“首状”。虽然名称不是“呈告”，但首状其实与告词并无二致。在这些首状中，真正具首亲生子孙的只是少数，更多的是叔伯婶娘具首子侄。此类关系虽是“血浓于水”的至亲，也是彼此勾连的利害相关方。当然，首状被准也只是相对容易。比如有胞叔具首侄子，初告也被驳回，最后还是因伤得准。正因为首状相对容易受到官府的重视，民众为了使讼事被准，还会窃名出首。可以说，民众为了开启讼事，总是努力在困境中寻找官府理讼闸门的罅隙。

将词讼细事批回给民间调处是清代官府的常见做法。但要澄清的是，此类“官批民调”并非国家对讼事的积极应对。

首先，官府的批调并无多少拘束力。诉讼档案显示，官批的调处之人通常并无确指，“着自凭众理处”和“着即投人理讨”是官批调处中最常见的用语。所谓“自行投人理处”，与其说是批调，还不如说是推诿。事实上，即便官府对调处之人略有所指，也毫无强制之意。在一份仰请族长调处的县谕中，官府的言辞极为恳切，“此因该族长素来公正，言足服人，帮饬传知，并非以官役相待，亦不烦亲带来城，不过一举足、一启口之劳。”官府之所以如此勉力相请，实因调处纠纷并非乐事。县谕调处的身段尚且如此之低，“自投理处”的约束力，概可想见。

其次，事主的告状，常常是民间调处失败之后的行动。兹举例说明：在三件告词中，官府分别批示“着自投约证理处，毋得饰词滋讼”、 “姑着凭证清理，毋遽兴讼”，以及“邀同中证族众自行理处，毋庸呈控取累”。事实上，这三件讼事的原告早已词称“投彭双和等理剖”“叠凭众理”“叠理剖还”。也就是说，原告正是在民间投理无果之后才来告状的。官府此时的批调，无异于让民众回到业已失败的调处之中。实际上，如前文所言，“民之有讼，出于不得已而后控”。官批调处的“证”“约证”“中证族人”，常常是纠纷发生之后当然的调处人。事主绕过民间调解而直接呈告，无异于舍易求难。只是，此种调处由于缺乏足够的权威，容易陷于失败。

再次，批回调处的效果并不理想。从诉讼档案来看，的确有一些事主在状词被驳之后，遵批自行理处。但不久之后，又因调处失败而再次呈告。在这些再告的呈词中，时常会有“藐批未准，愈为得势”之类的表述。从讼事的发展来看，此话并非都是套语。国家作为更高的权威，其对个人告状的反应，直接影响着当事各方的情势。如果呈词被准，官府干预的压力会传导给被告。反之，如果告状被驳，就意味着原告失去了官府的支持，被告自然更加得势。在此意义上，国家对个人呈告的驳回，客观上压缩了讼事的调处空间。

因此，国家将讼事批回给个人自行调处，其实是对讼事的消极处理，本质上是一种鸵鸟政策。

在原告积极呈告的同时，被告也会相机而动。如果被告自知理亏或者畏惧讼累，通常会求助族邻或是约保，让其出具拦词，自行息事。所谓“拦词”，一般是在“呈词尚未上格”之时，由调处人向官府提交的撤告词状。对于民间的主动调处，困于讼事的官府当然乐见其成。

通过对词讼告准过程的梳理，我们发现，民众的呈告和官府的批准并非程序上简单的一来一往，实际过程要更为曲折。尽管民众为了耸动官府而广泛运用修辞，但客观效果比较有限。更何况，即便官府承认纠纷属实，也倾向于将其驳回。官府将案件的批回，常常被概括为“官批民调”，并解释为一种国家对社会力量的主动吸纳。但是，从诉讼档案来看，即使民众在告词中声称已经投理失败，官府依然将其批回调处。而批调的对象，无论是约保、中证、族邻，还是泛泛地指称“凭众”或是“投人”，其实都不具备真正的约束力。这类批调的实质，与其说是对调处的一种指示，还不如说是对官府“不予介入”的宣告。所以，官府对自行投理的批语，不仅没有增加原告在纠纷解决中的力量，反而还有所削弱。凡此种种，都证明国家对个人告状的批驳本质上是一种消极应对。在“状不轻准”的立场之下，事主不得不竭尽全力开启讼事。表面上看，装点词讼、窃名出首、由妇具呈乃至以伤相告，都是不耻于官府的词状技巧，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事主在困境中不得已的选择。同时，民众在呈告之后的主动调处，也与抑讼政策内在相关。

综而言之，“状不轻准”是清代州县衙门的基本立场，面对国家的抑制，个人讼事的开启充满困难。

官府对呈告的批准，意味着国家同意对个人纠纷进行干预，州县讼事进入到新的阶段。

官府即将采取的行动，主要通过批语加以表达。在清代州县的准状批语中，有一些常见的用语，比如：巴县档案的“候唤讯察断” “候勘唤讯断”，淡新档案的“候催差速传讯断”，等等。即是说，国家接下来的主要步骤是“唤”和“讯断”，而个人对应的状态是“候”。至于国家的行动何时实施，个人要等候多久，并不明确。虽然州县自理词讼有“定限二十日完结”之制，但实践中并不能严格贯彻。在缺乏“期间”制度的约束下，官府的“唤”和“讯断”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而民众的“候”也因此变得被动。

然而，在候审的过程中，虽然讼事可能因官府的消极理讼而陷入停滞，但原被两造仍力图通过诉禀对抗来推动诉讼进程。

诉和禀是清代州县讼事的重要步骤，过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郑秦在论及州县审判程序时，从立案环节直接转到了堂审，没有提到诉和禀。滋贺秀三则对告、诉和禀未作区分，他说：“如果我们要为以‘呈’或‘禀’的形式提出、观其内容被统称为‘状’或‘词'——我们一般称之为’诉状‘——的东西确定一个性质，那可将其定义为陈述冤情、请求执行和催促执行的请愿书。”诉、禀、告三种文书，虽然内容相近，但功能不同。

为了表明诉和禀并非单纯的文书类型，而是有着明显的程序特征，有必要对清代州县讼事中的文书略作交代。《大清律例》“诬告”条有例文提及民众的呈状：“凡词状止许一告一诉，告实犯实证，不许波及无辜，及陆续投词牵连原状内无名之人。”这里所言的词状主要有告状、诉状和投词。由于民众的呈告时常被官府驳回，案件只有被批准才算真正进入衙门，“告”便成为州县讼事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在文书类型上，“告”主要表现为“告状（词）”和“呈状（词）”，其它形式则还有以尊告卑的“首状”，以及具有特殊身份色彩的“禀状”等。不管文书的名称和形式如何，只要功能是请求官府准理，就属于“告”的范畴。与“告”相对的行为，称为“诉”，其主要功能是以被告为主的相对方提出抗辩。在文书形式上，“诉”主要是“诉状”以及少数情况下“告”和“禀”的混用。除此以外，倘若争讼各方要进一步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再次投递词状。这里的词状与“告”和“诉”都不同，性质上是一种续状。从文书类型上看，主要表现为与告、诉词状格式相若的“禀状”。之所以主要用“禀状”，是因为在清代的文书中，“禀”是下级对上级进行报告的通用文体。也正因为如此，呈递给州县官的各种文书，告、诉以外的基本上都是“禀”。本文把民众在告诉之外的、继续陈情的“禀”称为“续禀”。

从类型上讲，“诉”仅存于与“告”相对的特定阶段，而“禀”则可见于案件了结前的任何阶段。这里之所以把诉和禀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相对方的一种抗辩，或者说，诉和禀是当事人之间对抗的主要阶段。在案件批准之后，官府不能驳回，民众正好可以利用候审间隙陈述己见。如滋贺秀三所言，“诉讼不管进行到哪个阶段，如果两造以及其他什么人，已经没有什么新的诉讼要求而沉默了，该案就因此而了结。反之，只要当事人反复地提出一些申告，诉讼就还没有结束。”如果说在告准和讯断两个环节，官府还是一个主要参与方的话，在诉禀阶段，官府更像一个旁观者，被动地接受呈状和进行批复。

先说诉。诉状提出的时间，一般在词讼告准之后，尤其是官府差唤以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告状能否得准本身是一个未知数。在告状未准之前提出诉状，会显得多此一举。另外，在告状未准之际就主动提出诉状，实质上增加了案件得准的可能性，如果不是理直气壮的话，更像是自投罗网。所以，除了互告的情形之外，诉状提出的时间点一般有两个：最常见的是签发唤票之后，包括唤票和验票一同发出的情形；另外就是在票验回禀以后。一般来说，被告在官府发出唤票后，会适时提出诉状。不提出诉状而消极应诉的情形比较少见。

诉状的提出者主要是告词中列名的被告，有时也包括其他牵连方。清代状式的被告人数以一至三人居多，五人以上的情形也偶尔有之。不过，诉状的数量一般少于被告的人数，因为有些被告没有提出诉状或是被其他诉状所吸纳。诉状的提出者一般是告词所列的被告及其亲属。有时候，还有被添唤之人提出诉状。其他参与者提出诉状，或有撇清关系的目的，或有帮诉的成分。绝大多数情况下，诉状都是由被告提出。

诉状的内容与告词针锋相对，各执一词，让人真伪难辨。比如有的诉状据理反驳。在一件房土争占事中，孀妇杨邓氏告称：“故夫杨春生存日，摘留祖坟山余土草房四间，氏抚子大贵住种，有族堂侄杨大成、杨大荣串无聊杨三屡次估拏衣物，欺占坟山房土。”而杨大成等人则诉称：“蚁父怜伊赤贫，将蚁等祖坟山未拆茅蓬暂借枝栖，连年催搬，推延抗踞”，并将“坟山摘约抄粘”，官批“候质审”。从后来质讯的录状来看，杨大成等人所诉理直。当然，也有硬着头皮应诉的情形。比如在一件苟合透拏事中，谢元发告称：其妻“张氏另佃殷济川之房，隔壁连居……蚁转佃严姓房屋，济川欺蚁忠朴，把阻张氏不随蚁搬。”殷济川的诉状则是另外一番说辞：“元发挟蚁拆伙忿恨，酒醉凶来蚁家，抄毁蚁家具什物，蚁当近阻，被伊拳伤胸膛等处”，官批“候质审”。质讯的结果表明，殷济川的诉状所言为虚。以上两例都属于胜负一边倒的案件，告词与诉状各有一方为真。

实践中，不少案件的双方均有过错，各自在状词中陈述了部分事实，但都有偏颇。比如在一件家产事中，张福泰告称：“沈通庆等违悖遗命，霸吞伊父给蚁女张氏防老提出三十余石租田，透去契约，逼蚁女改嫁。”沈通庆之母则诉称：“氏夫在渝娶张福泰之女张氏为三妾，未育子女，夫故数载，张氏与氏母子同住，且食洋烟，氏素无怨言，今正福泰串张福兴来氏家，主唆张氏透卷氏夫衣物回渝。”从后来堂讯的录状来看，张福泰坚称沈通庆之母“起意将女儿另嫁”，沈通庆则称“张氏屡次向小的们肆闹称说要另嫁”，一方逼嫁谋产，一方少艾改嫁，均非虚构。告状和诉状都站在己方的立场上，对案情进行有利阐述的同时并对他人进行指控。

从诉状的内容来看，无论其或真或假，亦或是半真半假，都有其功能。诉状的提出，主要是取得对案件事实的对等阐述权；如果缺席，无异于在听讼之前就先输一筹。从诉讼档案来看，被告如果不提出诉状的话，一般会尽力和息。既不和息也不提出诉状，完全被动应诉的情况并不多见。总的来看，“一告一诉”的格局是清代州县讼事的基本形态。

再说续禀。如果说诉状的提出是两造之间初步对抗的话，那么续禀则是对抗的深入。从功能上来讲，续禀有两类，一类是程序性续禀，包括催禀和添禀。前者是催促官府采取积极的行动，后者是根据案情请求添唤证人。另一类是内容性续禀，主要是进一步对相对方提出的案情陈述进行辩驳。这二者有时单独出现，有时夹杂在一起。内容性续禀是案情的叠加，是告和诉在事实抗辩方面的延续，这里不再赘述。

程序性续禀则是对告理过程的补充。前已述及，在清代州县讼事中，由于没有“期间”制度，“候”的后续行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也给诉讼过程增加了变数。词讼案件的事主如果久候难待，就会催禀。

最常见的催禀是催唤。清代的讼事没有“缺席审判”之说，如果原、被一方未被唤到，就难以讯断。在乡土社会，路途不便，差唤一次并不容易，反而闻差逃纵却简单得多。一旦差唤失败，讼事就会陷入停顿。为了尽快结案，一方就会向官府催唤另一方。另外一种常见的催禀是催审。在官府的唤票发出之后，原、被、证各色人等就会到衙门候讯，十多天乃至更久都属平常，住店就成为不小的开销。更有甚者，官府有时还会将词讼案件的原被证等锁押。在此情形之下，费时费钱的候审就变为成本难料的环节，正如汪辉祖所说，“讼师词证以及关切之亲朋相率而前，无不取给于具呈之人，或审期更换，则费将重出”。事主所能做的，就是向官府催审。

催禀之外，还有添禀。为了防止讼案扩大，官府在差唤之时，会适当控制差提的范围。不过，为了证明利于己方的案情，随着诉禀的深入，争讼的一方或者双方都可能禀请添唤证人。基于抑制词讼的一贯立场，官府对增加证人深怀戒心，不会轻易允准。但如果事主坚持的话，官府一般会同意添唤。在各方强执一词的案件中，添禀证人对于结案非常重要。倘若关键证人缺席，即便官府进行堂讯，也是劳而无功，不得不等待添唤证人之后再行覆讯。倘若差役在奉票差唤人证时故意拖延，事主会恳请官府提比原差，州县官也会视情况进行责打。更严厉的情形，差役会被“掌责枷示革黜”。倘若事主没有将重要证人添唤，要么讯而难断，要么因此败诉。所以，为了赢得官司和免受拖累，事主会尽量添禀人证。

在诉禀阶段，随着各方的陈述和举证，部分词讼案件的案情会逐渐明晰。随着讼事的推进，巨大的讼累时刻都在考验事主争讼的决心。如果词讼的审断结果大致可以预料，而诉讼成本又在显著增加的话，继续争讼对各方而言都非明智的选择。因此，见好就收与适时止血，就成为优劣各方的一致立场，和息也就自然地登场了。诉禀阶段和息的时间点可能在提出诉状之后，也可能在续禀以后。总之，是发生在案情走向明朗之时。

在清代的文献中，“一讯而结”时常被当作高超的司法技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来讲，诉讼都是“难以承受之重”。对前者而言，理讼能力有限；对后者来说，诉讼成本高企。所以，迅速地了结词讼于官于民都是上策。问题是，如何能够一讯而结？仅靠一纸告词显然不能做到。因此，事主通过诉词来进行抗辩，凭借续禀来叠加案情和增添证人，都是特别重要的审前准备。更何况，乡土社会传唤的艰难和纵逃的便利，为原、被、证各方的到案留下了隐患。在没有“期间”和“缺席审判”的诉讼制度之下，讼事很容易陷入停滞。期待力不从心的官府推动诉讼进程，并不现实。惟有民众利用一己之力，以催禀的方式，督促官府备齐人证，确定审期，以便尽快将讼事了结。

相对于命盗案件而言，清代的官府在词讼上缺乏明显的纠问色彩，更凸显“不告不理”的被动特质。理讼能力的不足，使得官府的被动更趋消极。通观讼事的诉禀环节，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在准案之后，“球”已经到了官府手中，事主应该以“候”为主。但在官府差唤之后，事主不仅适时地提出诉状，而且还努力进行催禀和添禀。可以说，没有个人的积极诉禀，很多讼事会陷入停滞。也正因为国家对讼事的消极姿态，使得背负讼累的事主在诉禀初见分晓时，往往选择见好就收或者及时止血，以和息了事。“打官司”这个俗语表明，讼事在相当程度上是民众之间的对抗，而诉禀就是这个对抗的主要方式。

在清代，判词的制作并非词讼案件的必要环节，案件的结果常常是通过“讯断”来传递的，而“具结”则是与之相联的必要程序。因此，与“审判”或“审断”相比，“讯结”才是诉讼终结阶段的完整表述。

里赞在研究清代州县审断时，曾作出“理不一定准（审），审不一定断”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申说的是，断也不一定结。虽然官府总是希望“一讯而结”，但讯结其实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州县讼事的讯结，可以分为讯、断和结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

当词讼案件的原告、被告和证人等被唤到以后，书吏会将案件送审。在候审期间，如果争讼各方没有停止的话，讼事就进入到“讯”的阶段。

讯，又称“听讼”。“听”意味着，讯的过程中官府更多居于被动，以民众的辩驳为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争讼各方对案情的陈述，主要是通过单方面的状词来实现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了厘清案情，质对便成为讯的主要方式。因此，这一过程时常也被称为“质讯”或者“质审”。讯的记录，巴县档案称之为“录状”，淡新档案则以“录供”名之。虽然称谓略有不同，但样式和内容完全一致：“录供是粘贴在名单后面的墨笔记录，由负责记录的胥吏在闭庭后作成，并经长官审阅确认。并不是一问一答的形式，而是每个出庭者另起一行，将其供述概要整理为一段后记入。而且，最后多将长官发言的概要即’堂谕‘一并记入。”尽管录状看不到各造之间的言语交锋，但是，每人对案情都有自己的陈述。因而，质审之名，并非虚言。从录状的内容来看，民众的供词远多于官府的谕令。较之判词，录状对案情本身和讯断过程的记录，明显更为完整。

诉讼档案中的录状显示，有讯即有谕，但此谕并非一定是定断。从主观意愿上来讲，民众和官府都希望初讯即可定断。但是，在讼案积压的情况下，官府给予每一件讼事聆讯的时间并不太长。如果民众不能在聆讯之前，将影响定断的证据和证人尽量呈交给官府，官断就不易作出。实际上，初讯不能定断在清代州县讼事中比较常见。倘若初讯没能查明案情，官府就只能谕令覆讯，而无法作出定断。出现这种情形时，官府一般会谕令勘察，或者断令差唤关键证人。在勘验回禀或者证人唤到之后，官府会择期进行覆讯。

尽管录状无法真实再现堂讯的场景，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一窥端倪。在大多数录状中，涉讼各方对案情的陈述会趋于一致，这与讯前“各说各话”的词状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慑于官威，民众不敢轻易道出谎状中的不实之词；另一方面是证据和证人已经齐集，案件的事实在质审之下不难呈现。在此情境之下，官府便会作出定断。当然，录状中的众口一词，不能排除被迫供述和故意装点的可能。也有少数的录状，争讼各方对案情的供述依然有着显著的差异。可见，即便官府的威势也不能迫使双方对事实的认知达成一致。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官府只能断令覆讯。即便强行定断，也未必能够结案。

同时，巴县档案显示：即使听讼时官府未能定断，但是自知理亏的一方，会在讯而未断的节点寻求和息。民众寻求和息的努力，并未随着审断的到来而停止。

在初讯即断的情况下，如果民众对官断的结果不满意，可能会选择复禀。倘若官府觉得复禀有理，会因此而覆讯，并予以改判。但是，官府也很可能在覆讯之后，仍依原断。当然，讯后复禀并不一定会引起覆讯，官府有时只会作出批语。一般而言，如果民众在复禀中并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官府都会加以批驳。还有一种情形，民众的讯后复禀并非是藐断不遵，而是力促官断的执行。有些事主为了使官断落实，步步为营，颇费心机。

可以说，在官府的讯断之后，民众并不一定都会服从。他们可能试图通过复禀获得更有利的结果，也有可能通过复禀确保官断的执行。

具结是词讼案件的结案程序。官府通常会在讯断结束之后，让各方尽快具结。如果民众接受官府的定断，就被要求分别在各自的具结文书上画押。由于官府对词讼有限期结案的压力，强制具结在所难免。倘若具结涉及到物品和产业的转移或者银钱的给付，一般会在实际执行之后画押。如果事主对官断不服，也会拒绝具结。

从理论上讲，具结是结案的标志。但是，清代的中国并无判决生效的观念。只要事主不服官断，即便已经具结，讼事依然没有终了。对于事主的讯结复禀，官府通常会在批语中进行申饬。有时候，官府的申饬比较积极：“查此案甫经讯结……如果藐断不遵，殊属可恶，候唤讯严究，若有虚诬，定干重惩。”不过在申饬之后，并未见到“候唤讯严究”的实际行动。有时候，官府的申饬会语带推诿：“案经讯明断结……等何敢抗违不遵，着即凭证理处，毋庸寻讼。”巴县档案显示，无论具结在多大程度上出于民众的自愿，一旦画押，官府通常不会再理。

概而言之，在词讼案件讯断之后，事主的复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事主坚持复禀，官府可能会进行覆讯；如果事主在复禀中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官府一般会通过批语驳回。在具结之后，倘若事主再行复禀，官府通常会以“案经讯结”为由进行申饬，不愿再理。

无论在讯结或是讯而拒结的情况下，倘若民众对州县的讯断确实不满，复禀之外的救济途径，还有上控。

最常见的途径是控府。这时，事主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依然是能否得准。有时候，事主控府会被直接驳回。也有的上控案件，知府不会驳回，也不会批县，而是让民众自行赴县呈禀——“是否朦混屈断，着自赴县衙具实呈明，覆讯究断”。当民众辗转赴县禀案时，县衙又以“案经断结，毋得狡渎”驳回。总之，民众选择上控也并非易事。

由于知府有总领属县之责，对于上控的案件，通常会批回州县讯断。州县接批之后，不得不审慎覆讯。嗣后，州县还要将案件的讯断结果详覆府衙。如果案情明确，原断无偏，即便事主控府，州县衙门也会仍依原断。倘若州县讯断不公，民众矢志上控，则可能会改变原断。巴县档案中有一件租佃钱债讼事，历经两次控府、一次控道、三次县讯，最终讯断具结。此类讼事，由于牵涉多方，纠葛异常，如果没有当事人的执著上控，可能终为难了之案。

巴县档案中的讼事，发生复禀和上控的情形并不鲜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常讼事往往攸关民众的生存与生活。倘若官府讯断不公，民众当然不肯糊涂了结。清代的州县衙门，官员的水平和吏治的清廉都不容高估。司法的公正，在很大程度上倚赖于民众行动的制约。清代的诉讼，没有“终审”之说，只要民众认为确有冤抑，在制度上就开放给民众禀控的选择。否则，在一个完全依照官僚系统自我监察的制度之中，民意将无法安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众的禀控，是对清代州县讼事最为真实有力的监督。

总的来说，清代州县讼事的讯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讯、断、结环环相扣，任何一环受挫都可能导致案件的周折。讯而难断和断而难结都是州县讼事中的正常现象，复禀和上控的发生也所在多有。学术界以往常将州县诉讼的焦点放在“审判”之上，在过度化约讯结过程的同时，也忽略了民众行动对诉讼的意义。虽然官府是讼事的主持者，但“听讼”与“质讯”都折射出，民众的辩驳是其主要形态。录状的记录也支持这一点。尽管讯断由官府作出，但对结果的接受与否却归之于民众。如果对讯断不满，民众会进行复禀，虽然这种复禀并不一定能推翻原断。即便在官威之下具结，民众也未必会真正“完案”，“上控”即是另外一种抗争。知府乃至更高的衙门通常会因案情而有所区别，或直接驳斥，或着自赴县，或批发县衙。如果县断果真不公，民众又矢志上控的话，上级官署还可能专札催覆，如此则翻案可期。总之，清代州县讼事的讯结，是一个充满博弈的过程。官府审断公正与否，以及个人对断结的是否接受，都直接影响讼事的结果和终了。

清代州县讼事的发生过程显示，由于国家对词讼以压制为基本立场，因此个人在寻求诉讼救济时显得格外艰难。

压制诉讼是清代的国家政策。表面上看，“无讼”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片面地强调“息讼”，其实是以“无讼”之名行压制诉讼之实。“健讼”话语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压制诉讼的失败，另一方面也反映国家理讼能力的不足。表面上看，“健讼”一词指讼事繁多，颇有诉讼自由的意味。但实际上，“多”与“少”，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王志强的研究，巴县档案中的中国，每10万人的新案起诉数量大约为600-800件，远低于同时期英格兰的数量。可见，清代的讼事在绝对数量上并不算多。那么，“健讼”所传达的“多”，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多”，即讼事超过了国家的司法能力。进而，压制诉讼就显得理所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讼”与“健讼”表面上好像是一对矛盾的现象，实际上是清代诉讼压制政策在话语上的正反两面。

有了现实困境和道德话语作为前提，清代国家的诉讼压制政策在州县讼事的告理过程中就显得十分明显。

当民间纠纷告向官府时，国家的对策以抑制为主。危言耸听之类的词讼技巧很难触动官府。即便纠纷已然发生，国家还是尽量将讼事推回给个人。只有当讼事涉及家庭、伦理，以及斗殴升级等秩序攸关的情形时，国家才会“选择性准理”。在讼事的候审阶段，尽管衙门会照例传唤被证人等，但传唤何时发出，人证何时到来，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如果官府传唤受阻或是无人催促，很多案件会陷入停滞。对于事主添加人证的请求，官府也不会轻易批准。在讼事的审断环节，官府往往希望“一讯而结”，无论事主对具结是否自愿，一旦画押，民众对讼事的请求会再次遭到官府的压制。

在国家的诉讼压制之下，个人在讼事告理中的选择与行动，变得尤为艰难。在呈告阶段，事主无论是装点词讼、窃名出首，还是由妇具呈、以伤相告，都是对“选择性准理”政策的策略性应对，而反复呈告更折射出国家对讼事的抑制和个人的无奈。在讼事的候审环节，没有事主的积极诉禀，很多讼事可能讯断无果，甚至是无法堂讯。当讼事进入讯结阶段时，虽然事主不服审断结果，理论上可以再禀或者上控，但是，复禀被驳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初告，而上控的诉讼成本也会显著增加。从理论上讲，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此种自由，无疑是一种困境下的自由。面对国家，个人非常艰难和被动。争讼之路的每一步向前，个人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诉讼中止的大量发生是清代讼事的一个突出特征，学界时常将其归入调解，并解释为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前文的研究显示，讼事呈告环节的“官批民调”既无指向性又无约束力，本质上是一种消极推诿的“鸵鸟政策”。诉禀阶段的和息，更多地是事主的一种止血行为。因为在强大的讼累面前，继续争讼带来的胜果或翻盘，都显得微不足道。同样出于讼累的考虑，原被双方在讼事的任何阶段放弃争讼、不了了之，都是可以理解的选择。在那些被官府强行推回给事主自理的讼事中，自力救济所产生的重伤命案，应该也不是个例。

总体而言，清代的州县讼事在理论上是一种“压制之讼”。在这种“压制型诉讼”中，国家和个人都深陷困境，力不从心。国家之困，表现在面对诉讼的无力应对；个人之难，表现在争讼过程中的举步维艰。在“压制型诉讼”中，国家的理讼责任和个人的诉讼权能都没有能够完全展开。

“压制型诉讼”的形成，根本上源自传统中国后期的“集权-弱势”型治理。自秦代开始，中国构建了一套以皇帝为核心的集权体制。在力图独尊的皇权面前，矗立着两个强大的制衡力量——在中央为权臣，在地方为方伯。在由秦至宋的千年时光里，皇权逐步取得了在中央和地方的独尊优势。明清以后，皇权的扩张继续加强。在中央，相权罢置；在地方，州县虚空。皇权在日益独大的同时，治理模式也承受着空前的压力。清代的州县体制，被有意弱化为“一人政府”。虽然有专业的幕友和庞大的吏役参与佐治，但是，前者既无名义又无实权，后者朝不保夕且唯利是图，都不能真正为州县长官分忧。清代的州县表面上拥有国家权威，实际上只是一个弱势政府。国家的权威使得个人的讼事向其集结，而弱势的政府却无力治理。在此情景之下，“压制型诉讼”就成为必然了。

“压制型诉讼”的提出，有助于深刻理解传统中国的纠纷与秩序。一方面，传统中国的地方治理，主要是一种通过司法的治理。这种治理的水平如何，与司法运作的效能息息相关。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司法水平有“拔高”的嫌疑，或者认为是一种充满温情的“情理司法”，或者认为是一种官民合作的“官批民调”。清代的“压制型诉讼”表明，国家和个人在诉讼机制中都力不从心，纠纷解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限度。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的讼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治理型诉讼。国家对讼事的处理，往往以治理的秩序和效率优先。在治理能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民间纠纷实际上被刻意压制。清代州县讼事的告理过程显示，国家的压制并没有使个人之间的纠纷得以化解，反而让个人寻求国家的司法救济变得更加艰难。“压制型诉讼”提示，国家的司法能力应该更加强化和开放，才能有效地解决纠纷。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法学研究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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