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崇拜是民国时期影响最为广泛的个人崇拜运动，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既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产物，更是国民党建构与传播党化意识形态的产物。

孙中山崇拜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孙中山崇拜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一种崇拜现象，是民国社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殊时期的产物。孙中山崇拜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个人崇拜的继承，而且在形式上也大量吸收了传统的质素，从而使孙中山崇拜的传统性较为明显。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社会各界，都努力将孙中山神化为超越历史、超越世界的政治领袖，这一做法本身带有鲜明的传统印迹。而在推广过程中，国民党将纪念仪式神圣化、类宗教化，进一步体现出传统性。

 

 

然而，孙中山崇拜毕竟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文化运动，因此，也必然反映时代的特质，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现代性是世界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具有的共同特性。

其中，国家对社会和国民的控制空前强化和严密，社会迅速被国家权力所渗透和掌控，人们不能也无法摆脱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这种控制是一种细胞式的控制。

国民党执政后，基本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建立了全国性的国家权力机构，大力推行统一化的制度，进行时空重组，包括全面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体现出现代性特征。

就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而言，国民党充分利用该党掌控的国家权力，采用各种现代性的手段和方式，自上而下地将孙中山符号推向社会各层面，从而形成特定的制度性的政治文化，主导和影响国民的思维取向和行为方式。笔者归纳，孙中山崇拜运动的现代性主要表现有：
1、国家通过占有时间、设置政治时间，推广孙中山崇拜。
国民政府规定，全国统一推行公历，建立革命纪念日体系，孙中山崇拜被有效地纳入时间控制之中，对时间进行有效的管理，是现代国家特有的控制机制。
国民党正是通过国家对孙中山纪念时间的设置与操控，从时间维度影响并促成人们形成有关孙中山符号的认知和记忆。

         民国课本中的总理纪念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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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分施展空间权力技术，实现孙中山符号的空间化与普及化。
随着现代国家权力对城市资源的掌控，市政建设被纳入国家建设体系，空间遂成为国家权力渗透的重要场域。国家成功地通过空间微观权力的运作，将孙中山符号普及至全国众多城镇、学校，塑造了人们关于孙中山的记忆。

同时，国民党还透过各种仪式，对人们进行身体的规训，构建集体的崇拜动作及服饰规范，从身体层面展示了现代国家对个人的控制。

3、运用现代传媒宣传和灌输孙中山符号，实施知识暴力。
现代传播技术是建立并维系民族国家的重要手段。国民党利用国家权力控制和经营各种媒体，建立了强大的官方传媒网络，并严密监控民营媒体的政治方向，从而形成官民结合与互动的党化意识传输体系。
因此，孙中山崇拜可以通过这一传输体系，实现其文本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孙中山崇拜理解成国民党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刻意推出的重要政治文化运动。
国民党精心设计和组织，倾力投入，终于将孙中山崇拜书写成一场宏大的国家戏剧，旨在塑造全体国民共同的精神信仰。1936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统一本党理论扩大本党宣传案》，进一步明确“利用无线电及电影，以宣传党义，普及教育”。
可见，国民党对于传媒的宣传功能具有清醒的认识。在传媒宣传方面，国民党特别重视出版。文字可以超越时空局限，成为永久宣传品与纪念品，是可以直接、也可以间接使用的传媒工具。

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等人提出在武汉塑造孙中山铜像。

  在孙中山崇拜运动推广过程中，通过国家权力的主导和运作，官方精心打造了一整套关于孙中山的知识体系，将它们制作成官方的规范版本，再透过媒体的反复宣传和灌输，在全国迅速形成有关孙中山符号诠释的统一和流行的话语系统，并且造成强势的话语霸权，左右广大国民的政治文化生活。

  而且，这一系统配合空间形式，对人们形成一种知识暴力。这样，人们按照国家强制性的主导，从学校和社会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关于孙中山符号的记忆规训，从而对孙中山产生认同和崇拜心理，进而认同国民党、中华民国。 
  孙中山崇拜是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具的政治文化，具有更强的话语霸权和社会渗透力，因此孙中山符号得以深度植入社会生活的深隐层面，从而使民众无可逃避地习得有关孙中山符号的知识，形成普遍的孙中山符号社会记忆。

孙中山崇拜与民族国家认同

 

国民党执政后，通过时间、空间、仪式等多重维度，将孙中山符号贯穿于人们的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兴起了旷日持久、遍及全国的孙中山崇拜运动。
孙中山崇拜在现代时空重组与仪式操演下，促进了国民对中华民国的集体认同。这一现代国家认同，一方面源于孙中符号逐渐化约为国家的政治象征，另一方面源于国民党在构建和宣传孙中山符号时，始终将其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显现了强化国家认同的特质。
其实，国家认同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体的国家象征构成被认同对象，并经过对这些符号、象征进行仪式化宣传和操演，以达致国家认同。在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时，国民党专门制定了宣传大纲，集中体现了宣传国家认同的政治目的：

民国初年的宣传画

“现在我中华民族，虽已得从封建的恶政，军阀的宰割，与夫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得救出来，开启了中国前此未有之新局，然本党现处之地位，一方有喁喁属望之人心，一方仍有反动势力之觊觎”。
因此，要“向着民族国家远大目的而前进”，国民党要努力“树立中华民国未来之丕基”，要求全国人民继承总理遗教，“同心同德，协力为中华民族，谋革命之实惠与福利，并促进中华民国之独立自由平等，以竟成总理所未竟之革命大业”。
口号有“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拥护中国国民党！”“实现中华民国之独立自由平等！”这些话语无疑都在阐明孙中山与国家、国民党之间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

1929年6月1日，国名党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图为孙中山灵柩登上中山陵

事实上，在整个孙中山崇拜运动中，国家始终是“在场”的。各种崇拜仪式的组织者也都是国家的代言人，国家认同必然在崇拜运动中得以强化。同时，官方强制规定了全国性统一的纪念时间、纪念日，规范了各种仪程仪式，也在强化国人对国家 “在场”的体认，从而不断加深他们的国家观念。
就崇拜运动的话语体系观察，在各类纪念活动中，在反复叙述的孙中山革命历史中，国民党都有意融入宣传其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奋斗史，从而使孙中山崇拜与对党国认同融为一体。
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因此，民众对于孙中山符号的普遍接受，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基层民众更多地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主要认同孙中山符号的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寄望于国民党能够真正贯彻总理遗教，改善民生。

史实表明，孙中山崇拜运动最大的成效在于国家认同的强化，国人在记忆孙中山符号的过程中，强化其原生的民族主义情感，进而形成全民性的民族主义思潮。抗战爆发后，人们自觉呼吁政府抗战，并借此表达抗日御侮的决心，即使南京沦陷后，国人依然在节日与孙中山纪念日举行庆典时，朝向中山陵遥祭。

 

显然，孙中山符号成为鼓舞国人坚持抗战的一面旗帜，也成为前方将士奋勇杀敌的战斗号角。抗战期间，各地继续修建中山公园与中山纪念堂，抗战胜利后，人们从各地到中山陵谒陵，各地重建或新建中山公园等并庆祝活动，这些都反映出国人普遍理解孙中山符号的民族主义内涵。此时，孙中山崇拜与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合而为一。
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新兴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它在抗战中发挥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和动员功能，支持着中国人民坚持全民抗战，并赢得最后胜利。

政治象征表面上仅是一种想象，实际上却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在中国，君主专治延续了两千余年，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缺乏民主、共和的土壤，需要构建和利用统一的政治象征符号凝聚中华民族。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合影

国民党执政后，只实现了表面上的国家统一，各地方实力派却打着国民党旗号行割据之实，但无论如何，孙中山政治象征的存在，促进了中华民国的统一进程。

即使中共也推崇孙中山，因此，孙中山符号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象征。可见，孙中山符号最终成为中国的民族国家象征，是促成国民国家认同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政治文化因素。
中华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着日军全面侵华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能够调动各个阶层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政治象征符号，孙中山符号则契合了国家、社会和国民共同的政治需求。

 

    国民党权力渗透与孙中山崇拜地域差异

孙中山崇拜运动随着国民党权力渗透逐渐向全国推展，但该党控制各地权力的时间、力度和强度并不同一和均衡，而是存在着强弱差距，由此造成了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地域差异。
1. 城乡差异
中华民国是党治国家，国民党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党化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化的孙中山崇拜随着国民党党权的扩张而不断推展。国民党政权是权贵型和精英型政权，其党员构成、地域分布都体现出城市化与精英化的特征。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职员合影

‍‍‍‍‍‍国民党号称以党治国，其实在广大农村难以实行，不仅党员大量集中在城市，而且党员人数有限，更加制约国民党基层组织力量的发挥。
大体而言，国民党对乡村控制较薄弱，“党化”进程未能有效推展，地方政府只得依靠保甲制度及地主士绅的支持，与前清、北洋乡村政权基本类似，因此，国民党基层政权仍旧比较弱化，“党治政权”只是具文。
由于在乡村控制能力薄弱，国民党一方面通过官方教育系统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及党化教育，实现对乡村青少年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通过社会教育系统与保甲训练等管道实现对普通农民的思想控制，藉以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

其实，广大乡村能够上学的青少年为数极少，因此，相对于城镇而言，乡村的党化教育难以普及，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控制薄弱，孙中山崇拜的推广程度影响较小。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城乡差异成为社会局限的重要内容。
2. 地区性差异
国民党执政后，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也基本建立了对全国的控制。由于党员数量与组织规模的局限，党内派系纷争，地方实力派长期割据，甚至多次发生混战，加之列强侵扰和分裂中国，因此，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组织基础比较薄弱。

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央对一些省区失控。如河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四川的刘湘、杨森，西康的刘文辉及边疆地区政要，表面服膺中央，实际割据称雄，处于半独立状态。国民党中央在这些省区政令不行，中央党权无力向地方覆盖和渗透。因此，国民党在各地的渗透力不同，导致孙中山崇拜运动推广存在颇多差异。

蒋系掌握了中央权力，主要控制区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蒋介石自奉孙中山传人，遂利用中央旗号，主导全国各地党政部门，大力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蒋系所辖省区，崇拜运动成效显著。

广东是孙中山故乡，又是国民党革命根据地。自孙中山逝世后，全省官民深切缅怀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崇拜运动最为高涨，堪称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模范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虽然不是蒋系控制的省区，但官民继续热心推展孙中山崇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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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29日，梧州中山纪念堂在梧州市北山举行奠基典礼，该纪念堂为第一个中山纪念堂。典礼参加者除梧州各界人士外，还有汪精卫、谭延恺、甘乃光、李宗仁、黄绍弘等。

控制广东时间最长的“南天王”陈济棠，竭诚信奉三民主义，他极力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但是，陈济棠崇拜孙中山也有个人的政治考虑。他多年割据广东，为凝聚全省民心，遂利用孙中山故乡的地缘优势，抢夺孙中山符号和三民主义，作为分裂割据的象征资本，并联合胡汉民等党国元老及西南省区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控制的中央抗衡。
1933年1月，李宗仁、胡汉民联合陈济棠，与福建蒋光鼐、蔡廷锴等签订了《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草案》，宣示“依共信互助之原则，共存互勉之决心，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进行全面的合作，以策三省之安全，进而达到抗日、反蒋，实现三民主义的建设”。于是，三民主义成了两广反蒋势力走向联合的重要政治象征基础。
冯玉祥是冯系军事集团首领，他长期控制的河南也是孙中山崇拜盛行的省份。这与冯氏本人景仰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有关，但也表明冯玉祥不愿承认蒋介石的孙中山传人身份，并直接借崇拜孙中山抬高自己，与蒋系中央抗衡。
孙中山逝世后，冯玉祥立即下令所属部队下半旗致哀，并主张孙中山安葬于北京，将天安门内作国葬场，建议再将黄兴、蔡锷均移葬于此，以鼓动革命精神。冯玉祥强调“孙中山临死之时，犹言余是其好朋友也”。显示他与孙的特殊关系。
其实，孙中山生前与冯玉祥只有几封书信往来，但后来冯氏却引用这些书信的说辞与蒋介石对抗。因此，在北方各省，河南的孙中山崇拜运动推广最为深入。在冯氏控制陕、甘等省时，同样大力推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发动官民修建了众多孙中山纪念场所。
与此相似，广西是新桂系地盘。该系首领李宗仁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得到孙中山提携，他在广西极力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同时，与粤、冯、阎等反蒋军事集团，以及汪精卫、胡汉民、西山会议派等政客连手，集体与蒋系控制的中央抗衡。广西也由此成为推广孙中山崇拜较为深入的地区。
总理遗教是孙中山符号的基本内涵，也是极具政治价值的象征资本，因此成为国民党各派系力图争夺的资源。各派系首领争相标榜自己是总理信徒，积极推广孙中山崇拜，争夺孙中山符号象征资本。
国民党执政后，西南诸省军阀摄于国民党的强大实力，遂相继表态归顺中央，并在辖区做点推广孙中山崇拜的动作以应付中央，其实并不普及和深入。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西迁重庆，中央对西部省区的政治控制不断强化，孙中山崇拜运动因此在西部各地广泛开展，对动员西部民众投身和支持抗战、树立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起到了促进作用。
山西省的孙中山崇拜运动较为沉寂。军阀阎锡山以山西王自居，国民党执政后，阎锡山多次参与反蒋联盟，有时充当盟主，图谋争夺中央权力，因此对孙中山符号和总理遗教较为冷漠，不愿积极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
仅就纪念日而言，山西省没有总理逝世及诞辰纪念，显然不够重视孙中山系列纪念日。在空间的建构中，以孙中山符号命名的公园、纪念堂、道路、学校等均较少，但是，山西却充斥崇拜阎锡山的文化场景，体现了阎锡山自立称雄的政治野心。
至于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则因军阀或宗教领袖控制，孙中山崇拜现象也不普及。
盛世才盘踞新疆多年，惯于政治投机，对孙中山崇拜的态度也充满实用主义。他一度表面归顺中央，但后来转向亲苏。此外，在一些城市内部，又存在着差异，主要是指有租界的城市。城市的租界主要由外国势力控制，国民党权力未能深入其中，孙中山崇拜也难以推广。
客观而论，各地方实力派对孙中山及其主义并无多少体认，只是将孙中山符号作为象征资本，根据自身利益和政治需要，决定对待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做法，时而崇拜，时而弃置，显示了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地域差异与国民党权力渗透之间的互动关系。
总体而言，孙中山是各派势力均能接受的政治领袖，因此，孙中山符号遂成了国民党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政治象征。

                           孙中山崇拜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孙中山崇拜运动是国民党运用执政的权力强势推向全国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该党专治统治的产物，同时又为国民党实施专治统治提供了政治文化资源，因此，必然造成一定的负面效应。作为一种个人崇拜，孙中山崇拜鼓吹对孙氏个人权威的服膺，无疑带有浓厚的传统帝王崇拜的历史积淀，体现了王朝专治的政治文化。
而且，国民党极力神化孙中山，将总理遗教与三民主义定于一尊，作为全体国民的指导思想，甚至视为国家根本大法，不容讨论，不得僭越和违拗，严禁非党化意识形态，显然是专治文化主义的体现。
因此，在国民党的政治思维中，孙中山符号应该是一党专治的象征资本，蒋介石更将该符号视为个人集权的合法性来源。
1. 利用孙中山“以党治国”理念，为实行国民党zhuanzhi统治制造理论依据。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提出“以党治国”理念。他认为，“以党治国”应坚持民权主义，认为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因此，必须杜绝“以党专政”。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滥用孙中山“以党治国”的训政理念，将党权凌驾于国家之上，又将蒋氏个人权力凌驾于党国之上，民权主义则弃之如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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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4月，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提出“以党治国”理念。图为1915年9月25日，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本部的合影。

2. 利用孙中山训政设想，为实施zhuanzhi性训政寻找法理依据。
孙中山认为，从革命党武装起事，到革命完成、实现民主共和，需要经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其中训政阶段应由革命党训政，实行“以党治国”。
1928年8月，国民党宣告统一完成，由军政阶段转入训政阶段，实行“以党治国”、“以党训政”。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代会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训政阶段政权托付于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全代会）领导国民行使；治权则托付于国民政府行使，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中政会）指导监督国民政府。

 

法案还特别规定，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获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换言之，如果不服从、不拥护国民党，就不能享有国民之权利，并禁止国民组织政党。
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时期的任务是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展开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凡一省之内所有各县已实行自治，就可以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时期。
但直到1931年，国民党才颁布《训政时期约法》。之后，也从未认真实施地方自治。1935年，国民党承认：“全国一千九百余县在此训政即将结束之际，欲求达到《建国大纲》之自治程度，能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犹杳不可得，更遑言完成整个地方自治工作。”
党内革新派对此严厉批评说：本党“提出实行训政，并未本着民权主义的精神，实行训练民众，行使四权，致使保甲组织，只便宜了土豪劣绅的抬头，毫无助于民权之发展” 。“民权主义的理论，本来标示权能分开，五权分立，但在以党训政时期，于权能关系，实未能根据原意运用适当，以致民意不张，政治失监察之效，官僚窃弄，社会成钻营之风”。
因此，“今日的本党，已为官僚主义及派系主义所腐蚀，失掉民主之精神……政府各机关多泄沓因循，虚张粉饰，丧失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各级官吏多瞒上欺下，鲜有救国救民的抱负，无论政府机关或党务机关，一切措施多与人民相隔离，成为腐败的衙门”。
蒋介石等党内寡头口头标榜要落实孙中山宪政思想，实际上却利用训政理论实施一党专政，建立蒋氏个人集权统治。这一事实已被当时颇多民主人士所揭露。
3. 利用孙中山崇拜运动钳制思想，推行宗教式的党化教育。
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具革命性的思想是民权主义。但是，国民党却违背孙中山的民权思想，通过官方运作，强势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对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礼，背总理遗嘱，唱党（国）歌，并将孙中山地位抬升至各大宗教崇拜的神祇之上。
这样，孙中山崇拜被官方定位为全体国民的最高信仰，因而蜕变为宗教式政治和社会运动。这无疑严重侵害了国民“信仰之完全自由权”，根本背离了孙中山主张的民权主义。
国民党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的真实目的并非实行孙氏遗教，而是强制传输党化意识形态，即被蒋介石等篡改、阉割和扭曲的儒化三民主义。国民党透过推行崇拜运动将蒋版三民主义理论定于一尊，并查禁和取缔其他“异端”学说，包括孙中山晚年改造过的三民主义。

国民党五全大会通过《统一本党理论扩大本党宣传案》称，“严厉取缔曲解三民主义之著述”，“严厉取缔鼓吹阶级斗争之谬说”，规定“凡关于文学社会科学之一切著述，均须以本党主义为原则”，必须“采用各种通俗宣传方法”，统一理论，作为“拯救目前颓局之惟一良药”，将扩大宣传作为“阐扬主义，统一理论之惟一工具”。
其实，在五全大会召开前，孙中山崇拜运动就已经形成宗教式的崇拜热潮，并成为颇具宣传绩效的全民性党化教育，为国民党“统一理论”、强化一党专政的思想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全大会则要求继续推展党化教育，进一步统制国民思想。
在现代极权国家，一般都拥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执着于单一意识形态的单一政党，通常由一个人即独裁者来领导。国民党推广孙中山崇拜，目的是使国民在崇拜运动中确立三民主义为唯一思想信仰，由此统一于党化意识形态之下。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显然是对人们思想的绝对钳制。
4. 蒋介石自居总理传人，夺得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合法继承权，建立个人集权体制。
国民党执政后，党内派系纷争，各派首领都标榜是总理信徒，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蒋介石等更争相诠释与发挥孙中山遗教，激烈争夺孙中山政治遗产继承权。因各派势力无法整合，遂形成集体领导体制。
经过长达10余年的角逐，蒋介石依恃军事优势，多次成功分化和消解了反蒋派系的挑战，逐步整合派系势力，成为新的军政强人。直到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实行战时体制，1938年5月，该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策动下，推出“总裁制”，蒋氏终于如愿以偿，以个人集权体制取代了集体领导体制。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大学召开，图为蒋介石在珞珈山检阅军官训练团。

在意识形态领域，蒋与戴季陶连手，掌握了孙中山遗教的官方诠释权，并根据政治需要篡改与演绎孙氏学说，炮制蒋版三民主义。蒋氏以戴季陶等为文胆，将儒家学说与三民主义相杂糅，推出“儒学化”三民主义。表面上，蒋介石言必称总理，到处演讲三民主义，鼓吹实行总理遗教。
实际上，蒋介石在1930年代一度信崇法西斯主义，并与三民主义嫁接，提出“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的口号，可见，蒋介石所诠释的三民主义，已经在诸多方面弱化或抽去了孙中山学说的民主性内核，蜕化为蒋氏实行个人独裁的资本。  
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模式，经过派系共治的党内集体领导体制，最后蜕变为蒋介石个人集权体制，蒋氏以党的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汪精卫叛国投敌后，蒋介石终结了“蒋汪共治”体制，正式以总裁身份“行使总理职权”，从而全部继承孙中山政治遗产。
于是，孙中山崇拜增生出蒋介石崇拜，全国各地出现大量以蒋介石字“中正”命名的中正路、中正公园等，同时举行总裁诞辰纪念活动。此时，蒋介石崇拜运动取得了政治合法性，这正是蒋氏推广孙中山崇拜的最终目标。蒋氏曾大力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最终利用战时环境初步实现了这一目标。
孙中山符号在推广过程中，除了通过组织化的仪式外，还通过市政建设如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图书馆等多种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的管道进行传布，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孙中山符号暴力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中山公园

自孙中山逝世至1949年，国民党从时间、空间与仪式等多重维度，对孙中山形象进行建构与宣传，将孙中山符号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致使三民主义日常化，从而通过隐性权力技术控制人们的思想。
于是，孙中山符号充斥于公共空间，甚至出现于私人用品之上，这是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侵蚀。国民党对孙中山政治象征的建构、独占与争夺，折射出国民党在国家统治技术方面的灵活性。
这也表明，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初期，国家权力渗透方式既有表面暴力的一面，也有隐性暴力即隐性控制的一面。孙中山符号无处无时不在，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强大符号暴力，显然，这是国民党实行专治文化政策的产物。

 

国民党运用专治权力推展孙中山崇拜运动，致使孙中山符号深入人心，国人由此了解了三民主义，党化教育取得了某些功效，这有助于一党专政的巩固。但是，国人从实践层面检视，国民党只在嘴上高呼遵循总理遗教，实际上却违背三民主义，实施专治统治，导致国家衰弱，因而他们对国民党逐步产生失望与反感，崇拜运动随即走向发起者愿望的反面，成了解构一党专政的销蚀剂。

                    孙中山崇拜的终结：与民间社会及民间崇拜的疏离

就一般意义而言，国民党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获得了较大成功，国民普遍知道崇拜对象的姓名和中华民国“国父”的尊号。但是，孙中山崇拜并未真正深入民间，许多民众只限于感性认知，对孙中山符号的意涵和价值缺乏了解，因此，孙中山崇拜并未真正深入民众思想，官方通过孙中山崇拜运动传输的党化意识形态亦未深植于民间社会。
1、在推广孙中山崇拜时，国民党明确将孙中山定位为党的总理，并非全体国民的领袖，也不是“人民的大救星”。
固然，这样的定位使国民党垄断了孙中山符号的政治资源，得以谋求政权合法性，但却造成孙中山与民众之间产生距离。因此，社会舆论对孙中山是党的总理之定位多有诟病。而且，国民党将崇拜运动制度化、强制化，迫使人们参与，使部分民众产生逆反心理，进而疏离崇拜运动。
孙中山倡导民生主义，关心民间疾苦，关注农民土地问题，但他生前并未实践民生主义，更未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执政后，与前清、北洋政权一样，官员惟知征收苛捐杂税，并肆意贪腐，罔顾民生，“平均地权”更弃之不行。

 

土地问题不能解决，民生得不到改善，农民就不可能信仰三民主义。其实，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往往笃信天命，信仰流行的宗教和神灵，并相信这些祭拜对象能带来精神慰藉、报功现世。因此，他们即使被官方强势纳入孙中山崇拜运动，也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崇拜心理，更难以建立宗教式的信仰。
比较而言，多数农民的崇拜体系仍然停留于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新兴的孙中山崇拜虽然进入农村，但未能融入农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2. 孙中山崇拜的时间维度与空间形式，有悖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俗。
现代时间对处于传统生活环境的中国农民并无约束力。进入民国后，政府与国际接轨，采行公历，但农民的时间仍然处于以农历为核心的传统时间体系。虽然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废除农历，但在广大农村，农民们依然按照传统农历时间生产和生活。因此，除植树节外，总理纪念周、孙中山纪念日都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无关，影响力势必受限。
同时，孙中山崇拜的空间形式，基本存在于城镇，对居住闭塞、分散的农民而言，其辐射范围自然极其有限。所以，孙中山崇拜的时间维度与空间形式，严重脱离了广大农村和农民群体，这是孙中山形象不能深入民间的客观原因。
3. 孙中山崇拜形式政治化和现代化，与传统民间信仰方式脱节。
国民党试图按照西方政治模式在中国建构现代性政权，标榜推崇科学，自然不会采用中国传统信仰方式宣传孙中山崇拜。早在1929年举行奉安大典前就规定：“凡香烛、牲醴及迷信等物，一概免送”。又明令禁止为孙中山建庙和将孙中山符号用于迷信活动。这些举措意在以现代理性的形式圣化孙中山，杜绝用传统迷信的方式神化孙中山。
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信仰仪式经历了不断的操演和积淀，已经渗入国人的意识深层，影响广大民众的信仰习惯。当国民党推广孙中山崇拜时，颇多基层民众自然也会以传统信仰方式参与崇拜运动。
民国中期，社会舆论普遍宣传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许多地方拆毁神像，将庙宇改建为中山公园或中山纪念堂，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将孙中山崇拜置于与民间宗教对立的地位，导致官方政治信仰与民间信仰发生冲突。
国民党努力将孙中山塑造为新的偶像，并向民间推广，却割断其与传统信仰间的联系，显然令恪守传统信仰的基层民众难以接受。
总体而言，国民党在塑造孙中山符号时，致力于新式偶像与新传统的发明，完全忽略了广大民众传统的信仰习惯，导致了孙中山崇拜与民间崇拜及文化的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崇拜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最终导向失败。于是，孙中山始终只是一个空泛的政治符号，故而孙中山崇拜运动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而消解。
4. 崇拜形式单一化和教条化，与民间文化严重疏离。
孙中山崇拜仪式是现代抽象化的，仪式单一化、无情感、无具像，很难引起参与大众的共鸣，反复的仪式操演使人厌倦，无法制造感人的崇拜氛围。孙中山纪念仪式除逝世悼念活动与奉安大典中运用音乐烘托气氛外，一般仪式中没有音乐。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歌咏形式宣传孙中山崇拜，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孙中山崇拜宣传中，也曾出现纪念歌曲，但歌词政治化、文言化，大众难以理解和接受。最著名的是《总理纪念歌》，歌词冗长，没有运用民间广泛采用的比兴手法，曲调来自外国，调式为大调，而非中国人喜唱的小调。因此，该歌曲得不到民众的认可，故无法在民间传唱。
对于偏离政治中心的广大农村而言，孙中山纪念与崇拜仪式颇难推广，更无法与后来的毛泽东崇拜相比。毛泽东崇拜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农民群众被广泛动员和参与到这场崇拜运动。
在广大农村，家家户户张贴毛泽东画像，两旁对联为“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小广播”，并接入各户，每个生产队（村）都有代表毛主席送温暖的“赤脚医生”，使农民感受到毛泽东的关怀。
歌唱毛泽东的歌曲，从《东方红》、《浏阳河》、《毛主席的光辉》，到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等，都广泛吸收民间音乐元素，运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比兴手法，朗朗上口，成为流行歌曲。

毛泽东曾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使农民充满感激之情，崇拜自然易于推广。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崇拜与民间文化紧密联系，遂成为近现代最深入民间的政治领袖。今天湖南、江西、陕西等地汉族农民、云南丽江纳西人、四川、西藏、青海等地藏族人仍将毛泽东奉为神明，建有毛庙，或者将毛泽东像悬挂于家中，以求保佑。
毛泽东崇拜成功固然与毛泽东个人的成就、人格魅力、全能政治等有关，但也与其宣传形式的多样化、民间化密切相关。相形之下，孙中山崇拜明显存在不足。
总体而言，国民党推广的孙中山纪念仪式存在着过度政治化的倾向，体现出强调工具理性的特征，缺乏仪式应有的多样性、群众性、生动性与表演性，从而丧失了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与亲和力。
民众在孙中山崇拜仪式现场虽然能够感受到某些政治号召力，但由于缺乏一整套与民间文化紧密链接的仪式及符号系统，因而当大众脱离崇拜仪式场域后，崇拜仪式便失去活力，难以发挥后续的精神影响。

 

孙中山崇拜运动是一项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国民党利用国家权力，从时间、空间、仪式、教育与传媒等多重维度向全社会强势推广孙中山符号，表明该党成功地掌控和运用了向社会和民间传输特定政治符号的重要权力技术。它能够透过日常生活控制实现国家权力的延伸，应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统治方式的重要转型。
国民党利用国家权力设置总理纪念周与孙中山系列纪念日，举行政治化的崇拜仪式，并通过仪式演示权力与权威，目标是使民众认同孙中山符号和党治国家，灌输党化意识形态，推行现代性政治话语与行为方式，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这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主要方式。
一旦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弥漫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就可以改变人们原有的生活逻辑，尤其是当时间与空间发生置换，国家仪式取代传统民间仪式，意识形态与现代话语系统取代传统及地方性知识，现代领袖崇拜取代民间神祇及帝王崇拜，就会使人们更易受到国家权力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
此时，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增强，因此，国家得以强势主导，使孙中山崇拜运动深入社会各个层面。
但由于自身的缺失，孙中山也未能真正化幻化为民间崇拜的神祇，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崇拜运动并没有真正获得成功。
不过，这场崇拜运动毕竟使孙中山成为中国人共同景仰的政治领袖，应是值得肯定的政治成果，也表明运动具有成功的面向。
孙中山符号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政治象征资源，它不仅在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促进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这既是国民党政府极力推销孙中山符号及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孙中山符号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特别是民族主义象征，民众积极认同并参与塑造的结果。

 

1949年后，孙中山被毛泽东奉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仍然为中国人民所景仰，今天海内外华人将孙中山视为中华民族的伟人。每逢孙中山纪念日，大家都会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胡锦涛将孙中山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
可见，孙中山是凝聚海内外华人共同奋斗、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面旗帜，“孙中山”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象征符号而世代流传。

说明：

本文选自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原题为“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转载自公众号：东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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