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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嘉庆时期的浙江海盗与政府对策
2019-05-13 12:43   审核人:   (阅读: )
转自微信公众号:明清史研究辑刊 2019.5.12

内容提要:嘉庆年间,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东南沿海零星的海盗逐渐结成了有组织的海盗大帮,小打小闹的海上抢劫演变为海盗与清军水师的直接冲突,海盗活动不断升级,由地方性事件发展成威胁清廷权威的东南海患。作为边缘群体,海盗的滋生与水上世界的生活节律是一致的。海盗的滋生,一方面是特殊的生态环境下群体生存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地域社会对外部变动回应和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生态/浙江海盗/蔡牵


一个人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须与不同圈子的人们发生多种联系。身处边缘的群体为了维系自身的存在,更需要依赖与外部群体的关系网络来改善自身的不利处境。史实表明,清代中叶的海盗在这方面表现得游刃有余。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扩大自身与海上其他社群的关系网络,并在相生相克的利益争夺中维系和扩张自己的势力。

  

海盗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史的课题,也涉及社会史、海洋史的相关问题。以往的研究囿于政治史的范畴,多侧重于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的探析。但对于海盗群体本身的经历则较少关注。

  

本文以浙江海盗为例,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海盗滋生的原因,侧重地域文化因素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海盗发展、鼎盛及消亡历程的描述,并将这一过程放置于水上世界社群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从而,最终对海盗滋生及维系自身存在的问题做出解释。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海洋大国。在传统中国社会,海洋往往被中央政府所忽视。然而,大小规模不等的海盗活动一直是中国海上生活的常态。当海盗活动对沿海社会构成威胁时,政府不得不倾力清剿,一旦剿灭大股,其注意力又回到陆地,这种状况周而复始,一直到西方人从海上打开国门。

  

所谓海盗,是指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活动(尤其是渔业生产)、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勒赎收取保险费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海上武装集团①。以往学者关注清中叶的中国海盗,主要是福建的蔡牵、朱濆,以及广东的郑七、郑一、郑一嫂、张保仔和郭婆带,他们不但规模大(都曾发展到一万到数万人的规模),而且有比较明确的政治意识(蔡牵等人曾经称王,郑七等人曾是越南海军)。地处中国沿海中心位置的浙江,岛屿众多,港汊纷歧,海盗活动由来已久。清中叶,福建的蔡牵、朱濆形成洋盗大帮,活跃于闽浙沿海,但人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福建与台湾,很少关注他们在浙江的活动。至于浙江的“土盗”,更是为人们所忽略。

  

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叛乱,浙江水师奉调入台平叛,浙江海防空虚,土盗、洋盗乘时而起,越南“夷盗”也乘机闯入,三股势力相互纠结、兴衰更替,与清军水师相持二十余年②。虽然同期闽粤沿海海盗更为猖獗,但考虑到相关研究较多③,而浙江海盗是这一时期海盗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④,本文即以此为视角,揭示这一时期浙江海盗的兴衰。

  

一、浙江海盗生成的社会背景

  

以往史学界总是把盗匪、农民叛乱视为阶级矛盾的产物,这种观点在学术研究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看来,很是偏颇。实际上,某些信仰可以使叛乱随时发生,比如明清时期的白莲教往往成为暴力的载体⑤;某些特定的地理和生态区域更容易发生动乱,农民叛乱是对糟糕的地理生态威胁的合理反应⑥;此外,领袖的魅力总是导致动乱、叛乱发生的最重要因素⑦。

  

清中叶的浙江海域,包括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六府。自杭州湾向南,浙江海岸线绵延2000多公里。浙江海岸支离破碎,港汊纷歧,岛屿众多。据统计,浙江沿海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达3000多个,占中国海岛总数的40%⑧。浙江海洋生物资源异常丰富,舟山渔场闻名遐迩。不仅浙江本地渔民为数众多,外地渔船来往浙江渔场者也十分频繁。

  

渔盐相依,水产品的储运离不开食盐的供给。浙盐以嘉兴产盐最多,黄岩次之。由于清廷长期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导致私盐泛滥,私盐贩子往往与渔船、海盗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渔盐之利推动了浙江造船业的蓬勃发展。唐宋以来,宁波、温州就是全国闻名的造船中心。清代开放海禁之后,宁波船在对日贸易中迅速取代福船,成为对日贸易的主角。

  

造船业的兴盛,又推动了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明清时期,宁波船在国内就发展出北至辽东、南至海南的贸易路线;在国外,已经发展出浙江——东南亚——日本一线的三角贸易。对外贸易的繁荣,使得宁波成为一个著名的区域经济中心,乍浦港则成为对日贸易的第一大港⑨。

  

从上面的描绘来看,浙江沿海是一幅不错的升平图画。但是,以下几个因素使得浙江成为一个随时令朝廷头痛的地区。一是满汉矛盾。清初浙江是郑成功抗清的前哨阵地。江浙士人与朝廷颇有隔阂,清前期的文字狱很多都与浙江有关。影响所及,浙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朱天菩萨信仰,实际就是怀念明故帝崇祯。另外,陆上会党势力往往以“反清复明”为目标,海盗势力受其影响,往往称王称侯,打出“光明”、“天运”年号。二是官民矛盾。江浙素为天下财富之区,朝廷依赖甚重,而压榨亦深,至于清中叶,浙江贪官污吏层出叠见,民不堪命,被迫为盗;相应地,官员腐败,导致军队的战斗能力下降。三是民间矛盾。浙江民间好勇斗狠、械斗之风很盛。温州、台州山地居多,宗族势力较大,每因口角婚姻、山产祖墓、赌博赛会等发生械斗,官府查拿,被追捕者往往遁入山林湖泽为匪。

  

南来北往的商艘货船,令心怀不轨者艳羡。支离破碎的海岸线、路线纷歧的港湾与星罗棋布的海岛,为海盗的神出鬼没提供了合适的地理条件。陷于困境的渔民、农民等,成为海盗队伍取之不竭的后备军。清廷水师的腐败无能,客观上推动了海盗势力的壮大。

  

乾隆末年,由于东南沿海经济日益困窘,社会矛盾日渐突出,浙江海盗活动出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浙江海盗的成分相当复杂,以渔民、水手等从事海上职业的人居多,也包括其他生活于陆地的人群,“有冤抑难伸,忿而流于寇者;有货殖失计,困而营于寇者;有功名沦落,傲而放于寇者;有佣赁作息,贫而食于寇者;有知识风水,能而诱于寇者”⑩。在广东,“海盗非别有种类,即商渔船。是商渔非盗也,而盗在其中,我有备则欲为海盗者,不得不勉为商渔;我无备则勉为商渔者,难保不阳为商渔而阴为海盗”(11)。渔民、水手的生活极不稳定,稍遇灾害变故,生活就会陷入困顿,有些人就铤而走险当海盗。清人曾镛指出,海盗多为“海滨失业无赖之徒,或托捕鱼,或称水手,或隐为耳目,在岸侦探。地方不察,遂至成群聚党,旁午各出”(12)。一旦成为海盗,他们往往逼迫虏获者加入其队伍(13)。故而,海盗开始时的规模甚小,一旦得势,便会迅速发展。一些远离官方有效控制的地区,特别是沿海岛屿,从事海盗活动几乎成为当地人主要的谋生手段。浙江沿海的岱山、洋山、勒渔山、小乍浦山等岛屿居民,“或数千人或数百人不等,其中有甘心为盗者,有胁逼为盗者”(14)。

  

从嘉庆十年初浙江巡抚阮元审理的一批海盗案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海盗们的真实身份:“李阿虎约同渔伴七人坐船出洋采捕。……李阿虎起意为盗,过船行劫一次。又陈阿陇系临海县人,因在海山砍柴,起意同先获正法之吴阿品在九龙江外洋过船行劫一次。又郑洪鼎系宁海县人,听从在逃之卢加堂约至现获已故之杨万生船内入伙,同在孝顺、牛头等洋过船,迭劫二次。又张清标(等9人)并闻拿投首之李子忠,各被李阿虎、陈阿陇、卢加堂并土匪陆统及黄奎帮盗伙潘美舵先后邀约,拉劫上船,胁逼入伙,各在船接赃一次。又谢阿汤先因带匪觅取淡水,与黄奎帮盗认识,后代渔户向盗买取免劫票照,得受谢银。又许兆先买有食物济匪,得过洋银。周大兴(等18人)并自行投首之吴清松……均被盗邀约,掳劫上船,逼做拉篷、起椗、洗衣、炊爨、服役等事。又庄长、林拂二名,被胁鸡奸。又李文受等九名,均属难民。”(15)

  

除了邀集同伙之外,海盗还要获得作案工具,最主要的无外乎船只和兵器。海盗船只除了直接用渔船作案外,主要依靠抢劫渔船商艘,后来海盗大帮形成,实力强盛,则委托造船商专门打造大船。

  

小帮海盗的兵器相对简陋,多以容易获取的刀棍、鱼叉为主,也有少量适合远距离攻击的鸟枪。大帮海盗的兵器来源较为多样,有的自己打造,有的系抢夺商艘兵船所得,甚至有从水兵手中高价买卖所得。海盗获取其他日用品的渠道更为多样,尤以高价买进日用品闻名。嘉庆帝曾指出,“闻蔡牵等不惜重价,向内地民人私买米石,是以奸民趋之若鹜”,“至奸徒通盗济匪,最为可恨,其中有实系匪徒,同恶相济,亦有沿海居住,畏其焚杀,又不能远徙,致为胁从,凡沿海地方多不能免”(16)。

  

为了避免水师围剿,大帮海盗甚至在沿海僻静地方或是海中孤岛建立物质保障基地,例如,“竿塘本是外洋禁山,人迹罕到,是以蔡逆遣伙大目金在芹角地方,私搭寮厂,赴各处购买硝磺,偷运赴彼,合造火药,并零星收买米石囤积,及制办篷索。匪船若有需用,即赴该处搬运”(17)。

  

高风险的谋生方式与脆弱的社会结构,为海盗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力量。渠道多样的物资供给,使得纠集一支海盗武装变得相对容易。沿海的采捕渔船、商贩舢板都是海盗抢劫的主要对象。当然,这个时候,“间有蜑渔什伍,纠结伺掠商贾,然无联舢拒敌官军者”(18)。后来,海盗大帮在浙闽粤沿海兴起,零星的海上抢劫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帮行劫,各帮联合,定期收取保护费、兜售护航令旗等方式。海盗与水师相遇,也从避战为主转为武力对抗。

  

二、浙江海盗大帮兴起的契机

  

乾嘉之交,清朝中衰。人口压力、自然灾害、民众反叛相继出现,浙江水上世界同样孕育着极大的危机。台湾林爽文叛乱与漳泉水灾接踵而至,闽浙海防空虚与数量激增的福建洋盗相互交织,洋盗引导着越南海盗侵入浙江海域,浙江本地海盗乘势而起。一时间,浙江土盗、福建洋盗与越南夷盗三股势力相互交织,造成了自平定郑氏以来最为严重的海上危机。

  

魏源在《嘉庆东南靖海记》中曾说:

  

及嘉庆初年而有艇盗之扰。艇盗者,始于安南。阮光平父子窃国后,师老财匮,乃招濒海亡命,资以兵船,诱以官爵,令劫内洋商舶以济兵饷。夏至秋归,踪迹飘忽,大为患粤地。继而内地土盗凤尾帮、水澳帮亦附之,遂深入闽、浙。土盗倚夷艇为声势,而夷艇恃土盗为向导,三省洋面各数千里,我北则彼南,我南则彼北;我当艇则土盗肆其劫,我当土盗则艇为之援。且夷艇高大多炮,即遇亦未必能胜。土盗狡,又有内应,每暂遁而旋聚。而是时川、陕教匪方炽,朝廷方注意西征,未遑远筹岛屿,以故贼氛益恶。(19)

  

这段话描绘了清中叶浙闽粤洋面海盗大兴的基本情况。那么,除了“艇盗者,始于安南”这一外部原因之外,还有内部的原因吗?

  

乾隆五十一年(1786)发生的林爽文起义是清代中叶震动全台、影响波及全国的一次反清斗争。十一月,林爽文攻破淡水、诸罗等地,台湾南部的庄大田等人也起兵攻占凤山县。一时间,叛军声势大振,台湾形势岌岌可危。

  

林爽文起义从一开始就将邻近省份牵涉其中,协防闽台海域的浙江首当其冲。叛乱伊始,清廷即下令浙江由提督镇标、温州镇、黄岩镇内抽调3000人,赶赴闽浙交界海域驻扎待命。随着台湾形势的恶化,各路援兵齐集闽浙沿海,浙江水陆兵丁则被大量抽调入台。

  

频繁的兵员抽调和军事调度,打乱了闽浙沿海的海防部署,闽浙交界的海防兵力先行入台平乱,原有汛地由他镇接防。因事出仓促,继任者防务生疏,难免顾此失彼,闽台海域的海盗乘乱兴起,并进入浙江海域。闽浙海防枢纽平阳烽火门即因守将调任台湾,“代者不娴于防,闽贼始识径路而窥浙”(20)。

  

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清廷查拿天地会十余年,闽粤沿海骚动(21)。乾隆五十九年(1794)八月,福建漳泉等地连日暴雨,米价腾贵,饥民流离失所,加上闽浙总督伍拉纳等官员贪污腐败,饥民被迫下海为盗者数量激增,“闽省近来洋盗充斥,兼漳泉被水后,失业贫民,不无出洋为匪”(22)。福建洋盗蜂起,乘机窜入浙江。据称:“闽省盗船每多驶入浙洋,自因浙省土盗为之勾引。”(23)当然,闽盗入浙,更多的是由于水师的追捕。嘉庆八年(1803)三月,福建海坛镇水师追击蔡牵帮,拿获林秋秋等110余名,蔡牵即往北洋逃走,海坛镇总兵孙大刚等连日尾追,于二十七日辰刻赶至俞山外洋,遇见匪船20余只,随督率兵船分为左、右两队追捕,击沉盗船一只。此时,又有盗船4只从屏风洋面赶来接应。孙大刚令右队兵船截捕,其余兵船仍向前追剿。未刻追至七星洋面,以火攻法击沉盗船一只。追至七星澳内,又驶出盗船6只,东台洋面亦有盗船5只赶来拒敌。孙大刚仍令右队兵船抵敌各盗船,“盗匪中伤落海身死者不计其数,盗船且战且走。戌刻追至浙江南麂外洋,拿获盗船一只,生捦盗犯林免等三十五名,大小铁炮七门、器械五十九件、火药二十四斤”(24)。

  

浙江海防空虚与福建洋盗激增的态势,为越南海盗(“夷盗”)的进入创造了条件。越南海盗侵扰东南沿海,肇源于越南的西山农民战争。18世纪70年代,越南黎朝衰微,阮氏兄弟为首的西山农民起义爆发,西山军很快推翻黎朝统治,建立新阮政权,而法国支持南方的“农耐王”阮福映,双方陷入十余年的战争(25)。西山政权因兵员、资金不足,乃招募中国东南海盗,“崇其官爵、资以兵粮,使劫掠充饷。夷艇数百,直犯粤、闽、江、浙,……于是土盗诱夷艇以深入,夷艇倚土盗为声援,几蔓延不可制”(26)。

  

嘉庆元年(1796),越南夷盗借道福建,在洋盗李发枝(又作林发枝)的引导下进入浙江海域。浙江土盗意识到,越南夷盗拥有巨大的船只和精良的装备,与越南海盗联合对抗清军水师、开展活动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越南夷盗也亟须浙江土盗为其提供航道引导、物资供给、泊船取水等方面的协助。双方很快达成和解,互为依赖。自此,浙江的海盗活动步入了浙江土盗、福建洋盗与越南夷盗三足鼎立的全盛时期。

  

三、浙江海盗大帮的活跃与“神风荡寇”

  

越南夷盗进入之前,浙江海盗组织比较松散,且以季节性海盗活动为主。各帮海盗船只不足十条,人数不过百人,各自为战,互不统属。越南夷盗的进入,极大地改变了浙江水上世界的力量态势。

  

越南夷盗为浙江土盗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和借鉴。在长期的海战中,越南夷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协同组织的技巧,具备一定的纪律性,并懂得如何在海上使用大型武器和建立据点(27)。一位被海盗绑票的西方人断言,有了严格纪律的约束,“会造就一股攻则勇猛、防则顽强,即使处于劣势也会拼死到底”的海盗武装(28)。一位清朝官员这样评论夷盗:“船大而高,炮多而壮。匪特商船不敢抗衡,即官兵战船,形势限于仰攻,枪炮窘于逆击,较治土盗稍觉其难。”(29)越南夷盗与闽粤洋盗在与清军水师交锋中的强势地位,为本地海盗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越来越多的海上群体卷入了海盗活动,季节性、偶然性的海盗逐渐演变为长期性的职业匪帮。

  

浙江土盗迅速发展,出现了实力雄厚的海盗大帮。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林彩、庄有美为首的凤尾帮,鼎盛时期拥有海盗船70多只(30)。就连海盗王蔡牵等人都曾一度依附于凤尾帮。江文武为首的箬黄帮次之,该帮主要活动在太平县狗洞门至松门一带,拥有海盗船近20只。活跃于闽浙海域的水澳帮、蔡牵帮、林发枝帮、张表帮、纪培帮等洋盗帮派也时常进入浙江行劫作案(31)。

  

在三股海盗势力的侵扰下,浙江水师攻则难以取胜,守又无险可据,虽连年追捕,却收效甚微,乾隆帝甚至忧虑“似此肆行无忌,日聚日多,且恃有岛屿藏身,岂不又至酿成前明倭寇?关系非小”(32)。

  

水师与海盗实力的变化,使得两者的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海盗俨然以海上秩序的维护者自居,公然进入港口收取保护费,向商渔船只兜售出海令旗。水师不敢出海缉盗,如果遇见海盗活动,有的水师船只甚至袖手旁观。嘉庆初年,一名官员途经浙江洋面,见商船与海盗船“鏖战移时,互有胜负。转战益远,不知所之。而沿海水师亦登桅望,叹不能驾一船相助也”(33)。

  

对官军来说,转机出现在嘉庆五年(1800)六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改变了浙江海上力量的对比。越南夷艇、风尾帮、水澳帮等海盗大帮遭遇飓风带来的灭顶之灾。

  

当时,一支越南夷盗船队进入浙江海域,为首的是越南“善艚队大统兵进禄侯”伦贵利。伦贵利,原姓王,广东海澄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应募参加越南西山军船队,跟随保德侯陈添保与农耐作战,因战功封侯。嘉庆初年,连年战争使西山政权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为补给军需,阮氏委派陈添保等人,以“巡海”为名,劫掠中国东南沿海。伦贵利带领后支28艘夷艇进入浙江海域(34)。

  

当时,浙江水师在名将李长庚和巡抚阮元的整顿下,渐有起色。土盗在水师的连续攻击下,被迫向闽浙交界海域游弋。当越南夷艇在台州三盘洋抛锚下碇之后,浙江土盗和福建洋盗很快在附近集结,水澳、凤尾、蔡牵三帮各六七十只相继加入。水澳帮停靠在玉环岛周边岛岙,凤尾帮和其他小帮散布在大陈山、石塘一带,蔡牵帮踪迹不定,在温、台洋面来回游弋。一时间,集结在台州附近的海盗船达200多条,人数近万,而浙江三镇水师仅有三四千人。一场实力悬殊的恶战一触即发。浙江巡抚阮元一面紧急调派大小船只70余只,与海盗对峙;一面奏请调动闽粤水师北上会剿。接到调令的福建海坛镇水师却一直未曾露面,形势异常危急(35)。

  

六月二十一日,海盗联军进据台州松门山下,准备次日抢滩登陆。当天夜里,一场谁也未曾预料的飓风降临(官方文献称之为“神风”)。一时间,风雨大作,巨浪滔天,“贼船撞破,覆溺殆尽,仅余一二艇漂出外海。其泅岸及附败舟者,皆为水陆官兵所俘,获安南伪侯伦贵利等四总兵,磔之。以敕印掷还其国”(36)。另据记载,当时“大风暴雨,黑浪山立,漂全股盗船于台州松门杳冥间,若有神人追逐。沿海守兵,乘风威下击,如屠豕羊、捕蝗蝻然”(37)。

  

这场飓风使越南夷盗遭到灭顶之灾(38),水澳帮和凤尾帮也损失惨重,一蹶不振。不久,凤尾帮头目庄有美因家人被福建官府收监入狱,被迫带领帮众向官军水师投诚。凤尾帮在浙江土盗中实力最强,鼎盛时拥有70多条船,横行于温州、台州洋面,偶尔南下福建劫掠,箬黄帮、蔡牵帮曾一度依附于凤尾帮。

  

林亚孙为首的水澳帮与凤尾帮实力相当,长期活跃于闽浙交界。那场飓风来临之前,浙江巡抚阮元设计离间林亚孙与蔡牵的关系,林亚孙遂与蔡牵帮展开一场恶斗后离去。不料,水澳帮同样在台湾海峡遭遇了飓风,损失惨重。九月,返回浙江的林亚孙在东臼洋遭到水师围攻,失败身亡。

  

凤尾、水澳两大帮的相继覆灭(39),引发了浙江、福建海盗新一轮的权力争斗。侯齐添原为凤尾帮小头目,后与蔡牵连帮行劫。飓风后,侯齐添收拾凤尾帮、水澳帮残余30多条船,自为一帮。蔡牵帮自侥幸逃离松门之后,修整夷艇装备,吞并凤尾帮余众,一举成为闽浙沿海实力最强的海盗匪帮。在浙江洋面游弋的还有小臭帮、小猫帮、卖油帮、补网帮等小帮。

  

嘉庆六年(1801)十月,蔡牵夫妇在台州石塘洋谋杀侯齐添。侯死后,张阿治被推举为总盗首,统领30条船,改称“穷嘴帮”,下分三个小帮,每帮十多条船,分别由陈角、郭潭、纪江均担任小头目。不久,郭、纪两人先后在福建被歼灭,陈角转投蔡牵同伙曾茂。曾茂投诚后,陈不知去向。嘉庆十三年(1808),因蔡牵败绩、朱濆被毙,张阿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被官府抓捕,张阿治率500人、炮80余前往福建投诚。

  

黄葵帮又称再兴帮、新兴帮,头目陈黄葵,原为凤尾帮的一支,那场“神风”之后,依附于侯齐添。侯死后,陈黄葵自立一帮。嘉庆十年(1805),黄葵帮遭到黄岩、定海两镇官军围剿,损失惨重,复被训导叶机率领乡勇击败。三月,陈黄葵率余部500多人赴玉环向浙江水师投诚。

  

其他小帮海盗也相继败灭。嘉庆六年(1801)五月,小猫帮张阿恺90人分别向玉环、太平、黄岩水师营投诚,余部徐亚六等24人被象山乡勇擒获于玉环冲担屿,小猫帮灭。六月,温州镇水师擒补网帮丁亚歪48人于东臼洋,补网帮灭。次年(1802)八月,卖油帮盗首杨课率其党115人赴玉环营投诚,卖油帮灭(40)。小臭帮则于嘉庆十四年(1809)投诚。小臭帮头目张然,长期与蔡牵不和,投诚后被编入浙江水师,协助官军追剿蔡牵帮(41)。这年四月,骆卢仔为首的小差帮遭遇温州、定海两路水师夹击,损失殆尽,只剩下三四条船。七月,小差帮遭遇飓风,骆卢仔溺水身亡,余二船44人,被平阳知县周镐擒获,“浙洋土盗尽平”(42)。

  

值得注意的是,嘉庆五年以后,浙江海盗各帮的式微,并未使浙江海面安静,相反,由于福建洋盗大帮的闯入,浙江海面更为动荡。

  

福建洋盗长期活跃于闽浙沿海。福建山多地少,渔业、航海业发达,洋盗(也叫洋匪)相伴而生,“其为之若儿戏,然三五成群,片语投合,夺取小舟,驾出易大,习为固然也”(43)。早在明末,福建洋盗就盘踞在浙江大陈山一带,“伪立头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为输银之多寡,或五十两,或三十、二十两不等”(44)。乾隆末年至嘉庆五年之前,福建洋盗中,水澳帮实力最强,蔡牵、张表、林发枝、纪培等帮实力稍次。

  

嘉庆五年的“神风”之后,闽浙洋面各帮海盗相继败灭,蔡牵帮却收拾各帮残余,一跃成为闽浙海域实力最强的洋盗大帮。此后十年间,蔡牵一直是闽浙沿海最为著名的海盗头目。

  

蔡牵,福建同安人,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流落至霞浦水澳村,补网为生,稍长,佣工自食,一说以弹棉花为业,乾隆末年因躲避官司下海为盗,不久即成为首领。蔡牵崇尚义气,“善捭阖,能使其众”(45),手下称他为“大老板”或“大出海”。其妻吕氏,人称蔡牵妈,足智多谋,统帅着一支女海盗武装(46)。

  

闽浙海盗遭遇嘉庆五年的“神风”扫荡之后,各帮纷纷瓦解,蔡牵乘机吞并各帮残余势力,迅速壮大实力,控制了自厦门港以北直到山东的广阔海域。每年春夏之际,蔡牵帮乘南风北上行劫浙江、江苏等地(47)。秋冬时节,扬帆南下,进入闽台海域(48)。蔡牵规定,凡出洋商船须纳通行税,谓之“出洋税”,交税者可得“免劫票”(出洋商船交税“番银四百圆,回船倍之”(49)),不纳税的商船则予以扣留,勒取赎银。蔡牵还多次联合厦门以南的朱濆帮入浙劫掠。嘉庆十年(1805)冬,蔡牵“聚百余艘复犯台湾,沉舟鹿耳门,以塞官兵;又结土匪万余攻府城,自号‘镇海王’”(50)。

  

四、阮元之策、蔡牵之死与浙江海盗的中场谢幕

  

浙闽粤海盗活动的不断升级,促使清廷采取措施遏制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嘉庆四年(1799)是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大权在握的嘉庆帝把眼光转向了东南海上。经过与廷臣的一番讨论,嘉庆帝主张采取强硬的海战政策,重新确立清廷对海洋的有效掌控。

  

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去世,时任浙江学政的阮元奉旨进京帮办丧葬事宜,署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在京期间,阮元参与了嘉庆帝组织的海防讨论,并力主对海盗采取强硬的海战政策。同年年底,嘉庆帝任命阮元出任浙江巡抚,全权负责剿灭浙江海盗事宜(51)。

  

嘉庆五年(1800)年初,阮元抵达杭州府城。当时,越南夷艇盘踞在台州大陈山及温州三盘岙一带,浙江土盗与福建洋盗“恃艇贼之强”,在舟山、黄岩附近游弋,三股海盗呈掎角之势。浙江提督仓保计划对海盗展开一次火攻,不料消息走漏,海盗实施报复,在清军进攻前一天的晚上,海盗冲破海岸防守,上岸大肆抢劫,临走之前还放了一把大火。定海镇总兵李长庚闻讯赶来,率领师船一直追到闽粤交界海面。五月,阮元在巡抚衙门召集浙江文武官员及地方名流,商讨剿灭海盗的对策,众人议论的焦点集中在严立保甲和振兴水师两个方面,其中尤以严格保甲制度、切断海盗陆路供给为重。随后,阮元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是严格沿海保甲制度。凡沿海村庄,不论土著客籍、畸零单丁,全部按姓名、年龄、职业编入保甲册,“十丁立一甲,十甲立一总甲;一村立一总保;一山一岙立一岙长。给以费,使之互纠通贼者,获之有赏”(52)。甲内没有家属者,不准下海采捕;有家属在甲内者,由邻里出具保结,方可离岸下海;甲内没有家属但受雇为水手船工者,由船主出具保结担保。为保证保甲得到有效执行,阮元一面起用地方教谕等文职官员,到沿海各地进行巡查;一面侦察、攻破海盗窝藏据点。

  

其次是整编渔甲,防止渔户与海盗相互勾连。渔户泊船海上,飘移不定,“小者割网偷鱼,大者劫财掠货”,是编排保甲的重点人群和最大障碍。阮元规定,出海渔船须在停靠码头编为保甲。十船一甲,派渔总一人,按号稽查各船。商船由口岸会馆担保稽查。商船进港前,由船主所在会馆先行查验,确认无误后出具保单,再由守汛官兵验看之后,方可入港。海上有盗,严禁商船出海。遇到官军水师与海盗交战,渔户还要听从调遣,跟随出战。

  

第三,发展地方团练,充分发挥保甲的军事职能。阮元一方面鼓励沿海村庄发展团练武装,挑选卓有声望的人担任团练首领;另一方面任命各级官府的杂佐官员出任乡村团练的帮办,加强官方对民间武装的有效控制。为加强乡村团练武装之间的协作,阮元令各村遇盗以鸣锣为号,他村听到锣声,必须火速救援。一时间,“沿海之旗连续如云,有警鸣锣相召,在田业农者闻声并集,故贼不敢近岸”(53)。各地还因地而宜,设置堡垒、深堑、炮台等防御工事。

  

在嘉庆帝的严令之下,这些措施在福建方面也开始推广开来,并逐渐见效。在嘉庆十二年(1807)初,据被捕的海盗供称:“蔡逆帮船原有三十余只,因沿海官兵杜绝接济,各贼船内食米、火药俱已缺乏,并兵船四路查拿,有私自驾船逃散的,此时仅存船二十五只,势甚穷蹙。各船内俱以地瓜丝度日,欲投朱濆合帮,又恐朱濆擒拿献功,心疑不决。”(54)

  

至于振兴水师,阮元也颇多筹划。

  

康熙年间,清廷收复台湾之后,闭关自守,以致清军战船年久失修,水师战斗能力日渐低下。乾隆年间,浙江水师遇到缉捕海盗,多雇佣轻便坚固的同安梭船协捕,但是,若遇商船稀少,往往雇募不及。乾隆末年,浙江地方官奏请仿照同安船打造战船60只,分派定海、温州、黄岩三镇使用。乾隆六十年(1795),新式战船改造完成。同年底,越南夷盗进入浙江海域。与船高炮巨的夷艇相比,同安梭船明显过于矮小,战船改造的提议再起,但因当时朝廷忙于镇压内地川楚等省的白莲教起义、国库紧张而未果。阮元到任伊始,定海教谕王鸣珂提出御艇之计,备大船,配精兵,利器械,择善将。阮元深表赞同,随即实施浙江水师的振兴计划。

  

第一,打造新式战船,铸造巨炮。为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阮元带头捐献俸银,地方官员与浙江绅商踊跃参与,前后共筹捐十余万金,阮元遂委托闽籍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在福建承办。同时,阮元在杭州、温州铸大炮400余门。嘉庆六年(1801)四月,30艘新式“霆船”造成,“最坚壮,加以大炮,兵威大震”(55)。而浙江土盗却因失去越南夷盗的庇护而陷于孤立。船坚炮利的水师迅速剿灭凤尾帮、水澳帮残余和其他小帮。

  

之后,浙江水师迅速将矛头指向宿敌蔡牵。嘉庆七年(1802),李长庚先后在霍头洋、东臼洋大败蔡牵帮。次年(1803)正月十五日,蔡牵前往普陀山进香,随行船只不多。李长庚获信,迅速领兵围攻,装备精良的浙江水师大败蔡牵,蔡牵力竭乞降。闽浙总督玉德贪功好利,檄令浙江水师停止追击,但蔡牵修整船只后扬帆逃遁。经此一战,蔡牵“畏霆船甚,厚赂闽商更造大于霆船之船,先后载货出洋,伪报被劫。牵连得大海舶,遂能渡横洋、渡台湾”(56)。

  

第二,任命水师总统,整合闽浙两省水师力量。浙江海盗难以肃清的重要原因是福建方面的不合作态度。嘉庆五年(1800),越南夷艇、福建洋盗与浙江土盗三股势力进犯台州之际,阮元几次行文海坛水师请求援助,后者不应。浙江定海镇总兵李长庚与前后继任的玉德、阿林保等闽浙总督矛盾颇深。浙江巡抚清安泰力保李长庚,继任的阮元于嘉庆五年(1800)保举李长庚统领浙江三镇(定海、温州、黄岩),以期号令统一。

  

李长庚,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后外放浙江衢州营都司,迁乐清协副将,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升任福建海坛镇总兵,“邻海有盗,误指所辖界,坐褫职。罄家财,募乡勇捕获巨盗。起用,补海坛游击,迁铜山参将”。李长庚作战勇猛,海盗极为忌惮,盛传“不畏千万兵,但畏李长庚”(57)。后积功升至定海总兵。嘉庆九年(1804)六月,蔡牵劫台湾米数千石及大横洋台湾船,此时朱濆断粮,蔡牵分米与朱濆,两帮联合,闯入闽海。福建海坛镇总兵孙大刚、副将张世熊等追击蔡牵,驻足不敢进攻。浙江温州镇总兵胡振声护送木料船到福建,受命出战,直冲蔡牵船队,而福建水师未能跟进,胡振声战死(58)。嘉庆帝闻讯震怒,逮金门镇总兵吴奇贵、副将张世熊等,治以不援之罪。阮元奏请李长庚为闽浙水师总统,统一号令。嘉庆帝旨准,谕令李长庚统带浙省兵船20只,浙江温州镇、福建海坛镇为左右两翼,各配船20只,共船60只,专捕蔡牵,各驻防将领随时策应。八月,李长庚率三镇水师在定海北洋大破蔡牵、朱濆联合船队。蔡牵责怪朱濆“不用命”,朱濆愤而离去。

  

嘉庆十年(1805)三月,在闽浙水师的攻击下,浙江土盗大帮黄葵帮500多人赴玉环乞降。其余海盗小帮补网帮、卖油帮、七都帮、红梅帮等也先后被剿灭。浙江土盗只剩下张阿治、小肥饼、邱獭等数帮。当年夏天,随着浙江巡抚阮元的离任,闽浙水师联盟出现危机,李长庚再次遭遇福建方面的牵制。蔡牵横行海上,李长庚疲于奔袭,劳而无功,多次受到嘉庆帝严旨申饬。嘉庆十二年(1807)十二月,李长庚与福建方面的张见升联合追击蔡牵,至黑水洋,当时蔡牵“仅存三艘,皆百战之寇,以死拒。长庚自以火攻船挂其艇尾,欲跃登,忽炮中喉,移时而殒。时战舰数十倍于贼,见升庸懦,远见总统船乱,遽退。牵乃遁入安南外洋”(59)。

  

李长庚死后,嘉庆帝再次调整闽浙海防部署,调阮元复任浙江巡抚,以李长庚部将邱良功、王得禄分任浙江、福建提督,合力追剿蔡牵。浙江剿灭海盗的形势再次好转。

  

嘉庆十三年(1808)初,从安南返回的蔡牵获得朱濆的给养资助,再次与朱濆合帮,带100多条船进犯浙江,土盗张阿治也乘机滋扰。为瓦解蔡朱联盟,阮元一面派出线民散布蔡牵企图吞并朱濆的谣言,一面采取分段截击的战术。朱濆帮疑惧不定,游弋在韭山洋一带。浙江副将项统出兵迎击,朱濆惊惧,向南逃窜,进入福建海域时与福建总兵许松年遭遇,中炮身亡。蔡牵见势不妙,迅速逃往福建外洋。浙江水师趁机一举击溃张阿治的穷嘴帮。

  

嘉庆十四年(1809),浙江黄岩、温州两镇水师联船重创穷嘴帮残余亚卢帮。七月,再次返回浙江的亚卢帮在台州外洋遭遇飓风,匪首溺水身亡,余众两船44人,被平阳知县周镐擒获。至此,浙江土盗覆亡。不久,浙江水师提督邱良功在松门击退企图进犯的蔡牵帮。

  

八月,闽浙水师合兵进袭蔡牵帮,获胜,蔡牵由衢港逃往外洋。不久,官军侦察到蔡牵在黄岩渔山洋一带出没,浙江水师提督邱良功率兵迅速南下,十八日早上发现蔡牵帮踪迹,邱良功指挥官兵展开猛攻,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也率军加入战斗,“得禄舟进附牵舟,诸敌兵隔不得援。牵铅丸尽,以番银代。得禄头腕皆伤,掷火焚牵舟尾楼,复冲断其柁。牵知不免,举炮自裂其舟,沉于海”(60)。蔡牵之死,标志着浙江海盗大帮时代的终结,其余各股残余势力也在此后相继投诚或是被剿灭。

  

蔡牵帮覆灭以后,闽浙沿海的海盗活动趋于缓和。次年(1810),广东洋面的张保仔、郑一嫂等海盗向清廷投诚。至此,大规模的海盗匪帮逐渐退出东南海上,清廷对于水上世界的关注也随之转移。随着阮元等人的离去,稍见起色的水师和海防体系迅速瓦解,小打小闹的海盗抢劫再次成为水上世界的生活常态。到鸦片战争期间,伴随着西方列强在东南沿海的扩张和鸦片贸易,海上贸易形态发生巨大改变,西方军事行动加速了清廷海洋控制能力的衰微,水上世界出现了权力真空,海盗活动再次兴起,并一直持续到民国初期。

  

在新中国的史学界,民众反抗一般被冠以农民起义的名号,“海盗”曾一度被称为渔民起义。现在看来,仅仅从政治、阶级矛盾来解说海盗问题,显然是不可取的。

  

清中叶浙江海盗的勃兴,固然有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原因,但生态环境和经济因素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海盗首领的魅力不容低估。当然,一般的海盗活动并不总是会发展成威胁王朝统治的海患,渔民、商船、海盗、水师等海上群体在日常情况下会保持某种生态平衡,如果出现特殊的内部或外部的原因,这种平衡就会被打乱。

  

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清廷为应对危机,抽调闽浙沿海的海防力量增援台湾,由此引发福建洋盗向浙江海域的转移,而稍后越南夷盗的进入则彻底打破了海上相对均衡的态势,海盗实力大增,浙江土盗大帮相继出现。浙江海域出现了越南夷盗、福建洋盗与本地土盗三足鼎立、各有消长的局面。海盗实力的扩张,已威胁到清王朝对沿海社会的有效控制。为平定海盗,清廷不断调整海防政策。浙江巡抚阮元采取积极的陆防、海战政策,切断海盗大帮的关系网络,打击、分化海盗各帮。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终结了越南夷盗和早期海盗大帮。后在官军的努力下,浙江土盗和蔡牵匪帮相继平定。

  

然而,清廷无意探究海盗滋生的深层原因,也对调整海上群体的关系没有兴趣。时隔不久,随着西方人的进入,国运衰微,海盗再次兴起,并伴随着清王朝的终结。

  

注释:

①刘平:《清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②刘平按,闽粤大帮海盗一般被称为“洋盗”或“洋匪”、“艇匪”,但在谈到“夷盗”时也被称为“土盗”;浙江土盗也有被称为“洋盗”者;越南海盗常被称为“夷盗”,也被称为“艇盗”、“艇匪”。

③相关研究参见Chung-shen Thomas Chang,Tsai Chien,The Pirate King Who Dominates the Seas:A Study of Coastal Piracy in China,1795-1810,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Arizona,1983.Dian H.Murray,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1790-181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译本《华南海盗,1790-1810》,刘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Robert J.Antony,Like Froth Floating on the Sea: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China Research Monograph,Institute of Asia Stud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3;[日]松浦章《中国の海贼》(东京东方书店1995年版)、《东亚海域与台湾的海盗》(卞凤奎译,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版);季士家《略论蔡牵的反清斗争》(《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蔡牵研究九题》(《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蔡牵研究论述》(《清史论丛》1993年第九辑);关文发《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刘平《乾嘉之交广东海盗与西山政权的关系》(《江海学刊》1997年第6期)、《清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郑广南《中国海盗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④柳亚平的硕士论文《清中叶浙江海盗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是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我是柳亚平论文的指导教师,他在写作中,我们时常探讨。本文在写作中曾经参考该文以及柳亚平的《阮元平海盗》(《文史天地》2010年第7期)一文,特此致谢。

⑤Susan Naquin,Shantung Rebellion: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中译本《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刘平、唐雁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⑥Elizabeth 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中译本《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⑦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⑧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编:《浙江省情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6页。

⑨参见[日]松浦章《东亚海域与台湾的海盗》,卞凤奎译,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0-71页。

⑩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87《海防》。

(11)嘉庆《雷州府志》卷13《海防志》上。

(12)(清)曾镛:《答秦观察问防海事宜》,载(清)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85《兵政十六·海防下》。

(13)例如,嘉庆十四年十一月,黄岩镇总兵童镇升等带领兵船追捕蔡牵盗船,生擒盗犯214名,其中蔡成等100名讯系被劫难民,或“被胁在本船接赃”,或任作拉蓬、起碇、炊爨、洗衣等务,或被逼胁鸡奸。参见“内阁抄出浙江巡抚蒋奏折”,《明清史料戊编》第6本,第563页。

(14)(清)丁日昌:《批复苏松太应道等核议水师章程》,载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0《兵政十六·海防》;以及徐裕福、沈师徐辑《皇朝政典类纂》卷339《兵十九·水师》。

(15)“嘉庆十年浙江巡抚阮元奏折”,载《明清史料戊编》第5本,第487-488页。

(16)《清仁宗实录》卷160、卷162。

(17)刑部“为内阁抄出闽浙总督阿林保奏”移会(嘉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载《明清史料戊编》第6本,第525-526页。

(18)《海寇考》,载《台湾关系文献集零》第9辑,台北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

(19)魏源:《圣武记》卷8《嘉庆东南靖海记》。

(20)焦循:《神风荡寇记》,载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9《宰辅》39,《补录》。

(21)参见David Ownby,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中译本《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2)《清仁宗实录》卷2。

(23)《清仁宗实录》卷73。

(24)刑部“为内阁抄出闽浙总督玉等奏”移会(嘉庆六月初九日),载《明清史料戊编》第5本,第468-469页。

(25)被清军擒获的安南总兵范光喜供述安南之事称:“阮光平既代黎氏,光平死,传子光缵,其中称新阮;黎之甥阮种奔暹罗,暹罗妻以女弟助之,克复农耐,谓之旧阮,岁为新阮患。”焦循:《神风荡寇记》,载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9《宰辅》39,《补录》。

(26)《海寇考》,载《台湾关系文献集零》第9辑,台北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

(27)刘平:《关于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98年第9期。

(28)[美]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刘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29)(清)汪志伊:《议海寇情形疏》,载(清)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85《兵政十六·海防下》。

(30)焦循《神风荡寇后记》称:“浙贼凤尾、闽贼水澳最强。”载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9《宰辅》39,《补录》。也有资料称凤尾帮系福建海盗,如“闽盗凤尾引夷艇入浙,共百余艘,长庚追击至温州,沉其一艇”。参见陈衍纂辑《福建通志列传选》卷5,台湾文献丛刊第195种。一说凤尾、水澳帮“皆闽盗;箬横小帮,浙盗”。参见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7。

(31)Chung-shen Thomas Chang,Tsai Chien,The Pirate King Who Dominates the Seas:A Study of Coastal Piracy in China,1795-1810,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Arizona,1983,pp.43-46.

(32)《清高宗实录》卷1482。

(33)(清)陶贞一:《书禁海船军器疏后》,载(清)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85《兵政十六·海防下》。

(34)当时越南乌艚船100余只,总兵12人,分前、中、后三支,每支总兵四人,伦贵利等人为后支总兵。

(35)焦循:《神风荡寇记》,载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9《宰辅》39,《补录》。

(36)《清史稿》卷350,列传137《李长庚》。关于安南四总兵,另据伦贵利供称:“(总兵)四印,其一贵利自佩,其三,三总兵佩,曰耀、曰南、曰金。南、金俱没于海,耀则前日不知其为总兵而已斩矣。”焦循:《神风荡寇记》,载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9《宰辅》39,《补录》。

(37)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7。

(38)据称:“未几,安南新阮内附,受封,守约束,艇匪无所巢穴。其在闽者皆为漳盗蔡牵所并,有艇百余。”《清史稿》卷350,列传137《李长庚》。

(39)凤尾等帮名目,在后来的史料记载中,仍然不时出现,这与其残余头目重新组帮有关,例如嘉庆十二年四五月间,官方得到的情报称:“浙省定海以北洋面,现有由闽击败逃回之凤尾帮盗首张窍嘴及小差帮盗首王得等土盗船五六十只。”刑部“为内阁抄出闽浙总督阿林保奏”移会(嘉庆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载《明清史料戊编》第6本,第537页;又如“十四年四月,(王德禄率水师)遇凤尾帮贼于海坛外洋,跃身过船,砍取首级”。参见陈衍纂辑《福建通志列传选》卷5,台湾文献丛刊第195种。即使在嘉庆十四年蔡牵被打死后,凤尾帮仍有活动,当时蔡牵义子小仁、文福等余部请求向清军投诚,“愿将船只、炮械全行交出,并称在洋攻击凤尾帮内余党,贼乘杉板逃去,抢贼船一只前来献功”,参见刑部“为闽浙总督方维甸等奏”移会(嘉庆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载《明清史料戊编》第6本,第568页。至嘉庆十五年(1810)初,“凤尾帮张治等及朱渥全帮亦已率伙投诚”,参见《清仁宗实录》卷226。

(40)焦循:《神风荡寇后记》,载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9《宰辅》39,《补录》。

(41)《清仁宗实录》卷213。

(42)焦循:《神风荡寇后记》,载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9《宰辅》39,《补录》。按,海上风暴不仅对海盗生命构成威胁,对于水师也是一样。嘉庆十年十月,定海镇总兵罗江太及署乍浦营参将刘成业率领兵船追剿蔡牵,在江、浙交界的尽山洋面遭遇飓风失事,至次年二三月仍无踪迹,最终清廷决定“照阵亡例给予恤典”,参见“嘉庆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上谕”,载《明清史料戊编》第6本,第503页。

(43)(清)蓝鼎元:《鹿洲公案》,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44)(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张延登请申海禁》。

(45)魏源:《圣武记》卷8《嘉庆东南靖海记》。

(46)道光《厦门志》称:“嘉庆初,(蔡牵)有船百余艘,其妻尤骁诈,同时盗匪朱濆、张保仔、凤尾、矮牛、红头、白底诸帮及零星土盗皆附之,呼为‘大出海’。闽、粤、浙三省沿海受其害,漂驶无定。”参见周凯《厦门志》卷16《旧事志》。

(47)在江苏,“吴淞为苏松要害,海寇蔡牵屡阑入为患”。参见陈衍纂辑《福建通志列传选》卷4,台湾文献丛刊第195种。

(48)当然,如果遭遇水师围剿,蔡牵帮东逃西窜,并不顾及风向。例如,嘉庆十一年七、八月间,蔡牵活动于浙洋,经提督李长庚统率兵船,拿获李安等一起,“续据兵船暨玉环、定海、象山、平阳等厅县及教职叶机等拿获该帮盗犯李中等三十二名;又据玉环、定海、象山、平阳、太平等厅县会营先后拿获土盗叶阿殿等三十五名;又据乐清、太平二县拿获济匪窝盗犯人叶纪魁等二名,均经提省发审”。参见兵部“为内阁抄出浙江巡抚清安泰奏”移会(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明清史料戊编》第6本,第522-523页。

(49)魏源:《圣武记》卷8《嘉庆东南靖海记》;以及《清仁宗实录》卷108。

(50)魏源:《圣武记》卷8《嘉庆东南靖海记》。一说蔡牵自称“镇海威武王”,建元“光明元年”,参见《纪御海寇蔡牵事》,载《六亭文选·愈喑集》卷1。

(51)《清史稿》卷364,《列传》151《阮元》。

(52)(53)焦循:《神风荡寇记》,载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9《宰辅》39,《补录》。

(54)刑部“为内阁抄出闽浙总督阿林保奏”移会(嘉庆十二年三月初四日),载《明清史料戊编》第6本,第530-531页。

(55)陈衍纂辑:《福建通志列传选》卷5,台湾文献丛刊第195种。

(56)魏源:《圣武记》卷8《嘉庆东南靖海记》。

(57)《清史稿》卷350,《列传》137《李长庚》。

(58)道光《厦门志》卷20,《列传·忠烈》。

(59)《清史稿》卷350,《列传》137《李长庚》;魏源:《圣武记》卷8《嘉庆东南靖海记》。

(60)《清史稿》卷350,《列传》137《王德禄》。刑部“为闽浙总督方维甸等奏”移会(嘉庆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载《明清史料戊编》第6本,第568-570页。王德禄后来奏称:“(嘉庆)十四年八月,在浙江鱼山外洋,将蔡逆本身坐船轰击沉溺,该逆落海淹毙,奴才右额角亦被贼□炮子中伤,晕绝复苏。”参见兵部“为内阁抄出浙江提督王得禄奏”移会(道光八月十八日),载《明清史料戊编》第6本,第585页。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13年第4期 第150-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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