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持续升温，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本文尝试采用知识图谱的方法，选择SSCI、A&HCI两大数据库在1978年至2018年间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文献作为分析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文数量逐年增长，形成了以区域研究、政治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研究领域，而尤以政治学为重心，主要围绕政治转型、官僚体系、网络审查等问题展开，并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中国政治转型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核心议题，以沈大伟、黎安友、狄忠蒲等人为代表的“调适论”成为近十余年间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近几年来传播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增长明显，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新的学术热点之一。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海外研究；知识图谱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持续升温，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厘清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状况，梳理其研究的演进历程，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国内现有的研究多侧重于主题归纳与内容分析，对“研究对象”内在的学科“网络”和知识“结构”挖掘不够，本文尝试使用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的方法通过对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数据库（A&HCI）中1978年至2018年间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821篇文献进行分析，尝试描绘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学科网络、核心领域和研究热点，以期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作出整体性、综合性、趋势性的理解和把握。

在知识图谱的生成和绘制方面，本文主要借助CiteSpace软件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进行宏观勾勒。该软件是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可视化知识图谱软件，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原理，采用“寻径网络”等算法对特定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进而呈现该领域知识演化的关键路径。“共被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概念最早由美国情报学家亨利•斯莫尔（Henry Small）在1973年提出，是指“两篇文献共同出现在了第三篇施引文献的参考目录中，则这两篇文献形成共被引关系。通过对一个文献空间数据集合进行文献共被引关系的挖掘的过程就是文献的共被引分析”。一般认为，通过“共被引关系”的挖掘，可以揭示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知识拐点，实现对相关研究领域演化的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以及对领域发展前沿的探测。不可否认，纯粹的计量分析未必能真实、准确地展示学科发展的内在脉络，因其对数据的高度依赖，分析结果也可能会与该领域的主流认知略有差异。但是，计量分析的优势也极为明显，即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形象地展示该领域大致的发展趋势、网络结构和研究热点。

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基本概况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对SSCI和A&HCI两大数据库1978年以来收录的所有数据进行文献检索，以学术论文、会议论文和评论三类文献类型作为限制条件，共获得821篇相关文献。从发表时间上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前20年与后20年两个阶段。在前20年，所发表的相关文献共计83篇，只占发表总数的10.1%，研究成果极为稀少。998年后的20年，共发表论文738篇，其中1998年至2007年间发表153篇，2008年至2017年间发表数量则出现猛增，共发表580篇，平均每年多达60多篇（2018年因数据不全,目前只有5篇，故未计入）。特别是2016年、2017年两个年度，每年相关主题的论文都超过90篇（参见图1）。

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间，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并不活跃。之所以如此，有学者指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西方政治科学的主流范式从政党研究转向国家一社会关系研究；二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简单化看法使得相关研究者不怎么关注中国共产党；三是中国政治的发展和变化使得西方学者纷纷投身于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等问题的研究，从而冲淡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但本世纪以来，这种研究的低迷态势得以明显扭转，中国共产党研究重新回到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明确发出应该“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的呼声。特别是近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研究在海外不断升温，显得尤为活跃。这并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与共产党国家体制并存，以及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因素都使得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为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甚至从“他者”的角度重新认识西方自身的关键。

本文检索所得的821篇文章分别发表在347种期刊上，平均每种期刊上刊载2.38篇，分布极为分散，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这一主题的研究涉及的学科极为宽泛，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刊文量最高的前十种期刊分别是《问题与研究》（Issues & Studies，59篇）、《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53篇）、《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47篇）、《近代中国》（Modern China，23篇）、《中国：国际期刊》（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19篇），《亚洲观察》（Asian Survey，13篇）、《中国研究》（China Journal，10篇）、《中国评论：大中华跨学科期刊》（China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10篇）、《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10篇）、《近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10篇）。这10种刊物共计发表论文254篇，占总数的30. 9%。从研究领域看，这些文献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相对集中的十大领域分别是：区域研究、政府和法律、政治科学、国际关系、商业与经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社会科学、公共行政。在作者数量方面，821篇论文共由949名作者发表，另有4人匿名。整体而言，作者群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占到总体的66.626%。其中美国学者发文304篇，占比37. 028%；中国学者发文243篇，占比29. 598%。接下来作者人数最多的依次是英国、中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其中发文多于5篇的共有6人，最高产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蔡文轩，共发表11篇论文（包括合作研究），香港科技大学的洪长泰发表了7篇，诺丁汉大学的西蒙•阿普尔顿（Simon Appleton）、香港城市大学的陈汉宣等4人各自发表了5篇，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安琳－玛丽•布雷迪（Arrne-Marie Brady）、华盛顿大学的狄忠薄（Bruce J. Piekson）等12人各自发表了4篇，16人各自发表了3篇，还有109位作者各自发表了2篇论文。

三、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流期刊与主流作者

相关文献刊载量高的期刊并不一定是该研究领域的主流期刊。CiteSpace中的“共引期刊”分析可以得出受学术界关注的期刊的分布情况。共被引频次反映了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也反映了哪些期刊是获得西方知识界认可的主流期刊。在参数设置上，本文将时间跨度设置为1978—2018年，时间片段（Time Slice）设置为每2年一个时间分区，分析对象设置为被引期刊（Cited Journal），分析对象的筛选标准设置为前50个，即选择每一时间片段中被引频次或出现频次最高的50个数据，我们采用寻径（Pathfinder）算法对图谱进行修剪，运行CiteSpace软件后得到共被引期刊的图谱（见图2）。

经过数据分析以及对原始数据的对比，我们发现《中国季刊》在某些引文中亦被标记为China Q，因此两处节点应作数据合并处理。经合并处理，我们发现共被引频率最高的期刊是《中国研究》，共被引达到298次，共被引频次居前十位的期刊还包括《中国季刊》（共被引207次）、《当代中国》（共被引136次）、《亚洲观察》（共被引116次）、《近代中国》（共被引109次）、《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共被引95次）、《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共被引94次）、《美国社会学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共被引83次）、《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共被引78次）、《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共被引77次）。这些高引用期刊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知识构架与主体结构，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最有影响力的阵地。很显然，共被引次数靠前的期刊与发文量高的期刊之间并不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部分发文量高的期刊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共被引次数居前十位的期刊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刊物。《中国季刊》、《当代中国》、《中国研究》、《近代中国》、《亚洲观察》都属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刊物，囊括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文学、商业等诸多学科。不少的刊物在汉学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譬如，《中国季刊》即是一份创刊于I960年的综合性老牌刊物，原由伦敦的“文化自由协会”（Congress for CultureFreedom）创办，最早由年青的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出任杂志主编。1960年代末自由文化协会解散后，《中国季刊》正式移交给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该刊现在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是中国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杂志之一。另一份期刊《中国研究》创刊于1979年，原名为《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1995年更名为《中国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目前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陈佩华（Anita Chan）和安戈（Jonathan Unger）担任主编。《当代中国》则创刊于1992年，目前由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研究学院的赵穗生出任主编。该刊在美国编辑、英国出版，是北美一份为学者、商界及政府决策者提供当代中国信息的重要期刊，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文学、商业、历史、国际关系及其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第二类是政治类刊物，其中被引频次高的代表性期刊是《美国政治学评论》、《世界政治》和《民主杂志》三种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是美国政治学协会的官方期刊，创刊于1906年，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政治理论、美国政治、公共政策、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等。《世界政治》创刊于1948年，主要侧重于发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论文。《民主杂志》创办于1990年，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民主研究论坛的官方出版物，主要侧重于发表关于世界民主、民主政体和民主运动的研究成果。

第三类是社会学刊物，其中被引频次高的代表性期刊是《美国社会学学刊》和《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学刊》创办于1895年，是该领域的第一本美国学术期刊，它倡导了社会学各个领域的开创性工作，重点是理论建构和创新方法。《美国社会学评论》则是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的会刊，创办于1936年，致力于发表社会学学科的原创性论文，尤其是那些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发展和方法创新以及有助于推进对基本社会过程的理解的研究成果。

通过CiteSpace对“共被引作者”进行分析，我们生成了共被引作者分布情况图（如图3）。据图显示，节点较大者代表了在整个共被引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节点。共被引频次最高的前几位学者分别是魏昂德（Andrew Walder）、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狄忠蒲、墨宁（Melanie Manion）、李成、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不难看出，美国学者在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占据了绝对的话语优势，而且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政治科学领域。魏昂德、沈大伟、黎安友、狄忠蒲四位学者的共被引频次均超过70次。魏昂德主要关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长期致力于对中国社会进行细致的观察与研究。沈大伟可能要算在中国内地最具知名度的中国问题专家，他长期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2008年，沈大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转型“调适论”的典型代表。黎安友同样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其研究集中在中国近代史、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领域。狄忠蒲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他较早将“政党适应性”概念引入对中国政治的研究。

中国学者在SSCI及A&HCI收录的期刊中发文量并不少，然而我们通过分析“共被引文献”后发现，中国学者很少进入高被引群体，这说明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话语权。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经济、区域研究等相关学科；与西方主流话语的融入度相对较差。就中国学者的地理分布来看，他们主要集中在香港、北京、上海等地，以上述各地综合性高校的海外归国学者为主体。语言能力和研究视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地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对话。

四、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核心文献与学术前沿

按照此前的方法，本文绘制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文献的共被引知识图谱（如图4）。所谓文献共被引是指两篇文献被同一文献引用的现象。一般来说，共被引频次可能随时间产生变动，基于共被引关系形成的文献网络构成一个动态结构。在情报学中，文献共被引分析往往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关键文献和研究前沿。图4清楚地展示了1978年至2018年间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节点文献。图中节点的大小反映文献共被引的频次，节点间的连线表示文献间存在共被引关系。共被引次数越高，其学科关系与关注中心愈为接近。图谱中知识网络的位置偏于右侧，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前20年整个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前期成果相对有限，不足以构成共被引网络图谱。仔细观察该图谱，我们不难发现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中 存在三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网络，这揭示了近20年间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可能存在研究重心的转移。左下角的知识网络以社会学研究为中心。中间部分侧重于政治学研究，节点众多、网络复杂，反映出政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点。最右上角的部分则代表了近年来传播学等新兴学科热点。

在CiteSpace生成的文献共被引网络中，关键文献节点指的是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聚类的节点。它们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占据着知识流动网络中的关键位置，是从一个研究方向向新的研究方向转变过程中的核心节点。通过对图4的分析，我们提取了其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10篇文献（参见表3），这些文献可被视作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核心文献，代表了相关研究领域重要的知识拐点。这10篇关键文献共包括7本专著和3篇论文。在3篇论文中，2篇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另1篇发表于社会学期刊《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值得关注的是，有两本著作都出自狄忠蒲。这些文献的作者大多数都从事政治学研究，另有少数学者从事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从时间上看，这些文献发表在2003—2013年这10年期间，这表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丰硕成果，并由此奠定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要路向和学术基础。

通过对表3中文献的梳理和研读，我们发现，这10篇文献主要涉及政治转型、官僚体系、网络审查三方面的议题，反映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心所在。

政治转型一直是海外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高热议题。共被引频次高的经典文献中，沈大伟、裴敏欣、狄忠蒲等人的著作均属于这个领域，且分别代表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国家体制的走向的不同看法。经历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以后，中国在政治上将市场经济与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结合在一起，挑战并超越了西方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中国国家体制的走向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关注。在近20年来的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研究中，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大体存在三种具有差异性的看法。第一种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在经济发展到足够程度后会逐步转向西方民主化道路。这种看法在根本上其实是延续了“华盛顿共识”的观点。第二种看法则对此表示悲观，认为中国的内在结构必然“崩溃”，改革将难以推进。这种论调以美国加州克莱蒙•麦金纳学院国际与战略研究所所长裴敏欣出版的《中国蹒跚转型：发展型威权政府的局限》为代表。第三种看法则是以沈大伟、黎安友、狄忠蒲等人为代表的“调适论”，并日益成为当前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这类研究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能动行为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具有应对变化的调适能力。中国既不会绝对转向西方式民主国家，也不会走向崩溃，而是将延续其体制结构。

在官僚体系的研究方面，美国西北大学的史宗瀚等人于2012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如何在党内获得提拔：解读中国中央委员的晋升之路》一文。他们使用贝叶斯模型（Bayesmn Model)，以第十二至十六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后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突出的经济增长会影响官员在党内的位置，政治忠诚等因素提升了官员的党内地位，政治忠诚和维持稳定成为高级干部最重要的素质。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飞速扩张，近几年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日益凸显。2013年，哈佛大学教授金加里（Gary King）和他的学生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通过专门设计的电脑系统，对1382个中国网站进行定位、访问并下载相关信息，最终随机选择了127283篇社交媒体上的网贴进行量化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允许社交媒体发展，但是禁止煽动性行为。

在图4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图中部分节点的年轮，这其实是采用突现检测算法（Burst Detection Algorithm）得出的特定时段内引发学术共同体密切关注、被引频次激增的文献突现性文献。突现性文献包含突现值和突现时间两个维度，突现性高的文献意味着其在相应的时间区间里受到了特别关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所在研究领域在相应时间区间的研究前沿。表4显示，在2000—2003年间，倪志伟（Victor Nee）关于“市场转型”的研究、谢宇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构成这一时段的突现性文献，这表明该时段与此两个议题相关的社会学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2004年至2016年间，狄忠蒲、裴敏欣、沈大伟、史宗瀚、边燕杰等学者的研究突现度最高，政治学主题成为这一时段的研究中心，而且一直持续至今。2016年之后，金加里关于社交媒体研究的论文风靡一时，反映出传播学等新兴学科有望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热点。上述突现文献的突现时区的历时性演进大体反映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前沿热点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也与图4中呈现的三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网络结构大体吻合。

为了进一步探究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趋势，本文再次利用软件对近五年的数据共被引文献进行聚类。通过聚类分析，本文发现近五年的相关研究中，社交媒体、权力分享、国际视野三类主题的聚类效果最为明显，显示近几年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这三个议题上。以社交媒体为例，金加里2013年发表的论文构成了传播学相关议题研究的典范，此后的几年间，大量有关社交媒体的研究呈现学科内的爆发性增长（见图5最下侧“#0”聚类），相关研究已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新兴的热点之一。

五、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分析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的计量分析和知识图谱的绘制，尽管计量方法因受数据、算法的影响和制约而精度有限，也难以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理解文本的内在脉络，但却不失为我们深化认识的方式之一。作为科学计量的一种方法，CiteSpace文献可视化软件宏观地勾勒了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相关研究大致的趋势、结构及热点，为我们绘制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知识图景”。研究发现，1978—1997年间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成果稀少，研究较为低迷，近20年来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趋于热门，最近两三年间则是研究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海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区域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政治学研究很长时段内都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心，主要围绕政治转型、官僚体系等问题展开，并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其中，中国政治转型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核心议题，以沈大伟、黎安友、狄忠蒲等人为代表的“调适论”成为近十余年间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因为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近几年来传播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呈现明显的增长，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新的学术热点之一。另外，参与其间的中国学者虽然为数不少，但影响力还相对有限。

原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海外汉学研究 2018年12月6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qhvS5gNhC9aKaAs8SO0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