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

陈寅恪的新宋学及其以宋代史学方法治史的主张，能够理解并做到者为数不多，自然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即使有也是心或非之而口不言。蒙文通是有心立异者之一，除前引两条记载外，1944年暑期，蒙文通撰《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再次提出“汉人之经学，宋人之史学”的分歧：“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此涉学者所能知也。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则今之言者于此未尽同也。近三百年来，宗汉学为多，虽专主西京其事稍晚，然榛途既启，义亦渐明。惟三百年间治史者鲜，今兹言史者虽稍众，然能恪宗两宋以为轨范者，殆不可数数觏，而况于南宋之统绪哉!”

有学人认为，蒙文通重申“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似在回应陈寅恪所倡导的尊奉北宋司马光之史学的“新宋学”。其实，关于经学的西汉东汉之别，蒙文通或是有所误会，或是故作别解，从迄今所见的相关文献中，似不见陈寅恪特别推崇汉代经学的旁证（《白虎通义》仅指纲纪）。而关于整个宋代学术，陈寅恪所推崇的朱熹也在南宋之列，只有史学着重于北宋司马光，但也并未轻视否定南宋。蒙文通在史学方面的立异又有两重讲究，一是经学与史学，二是北宋与南宋，这两方面彼此牵连。

近代蜀人治宋史，当以刘咸炘为先，他鉴于“近日美风弥漫，人崇功利，其弊大著”，在蒙文通等人的催促下，计划复宋学、修宋史。近代学人如梁启超、孟森、傅斯年等推崇宋代史学，多尊北宋，至于为何尊以及尊什么，各有分别。刘咸炘则称：“北宋史家，成欧阳永叔、宋祁子京、司马光君实，三人著史皆有所长，然于史学皆无所论说。”并认为：“编年本止账簿之本相，记注之初型，纵加变化，要不能免于方直，如《资治通鉴》虽有镕裁，亦不过为政治史之简本，无多味也。”后来蒙文通兼治宋史及其治法取径，颇受刘咸炘的影响，强调：“宋之为宋，学术文章，正足见其立国精神之所在，故于宋史首应研学术，则知宋之所以存，次制度，则知宋之所以败。”主张治宋史当先明宋学，通宋学才能治宋史。

蒙文通特尊南宋史学，固然与刘咸炘密切相关。据他自称：“双江刘鉴泉言学宗章实斋，精深宏卓，六通四辟，近世谈两宋史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余与鉴泉游且十年，颇接其议论。及寓解梁，始究心于《右书》、《史学述林》诸篇，悉其宏卓，益深景慕。惜鉴泉于是时已归道山，不得与上下其论也。后寓北平，始一一发南渡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并于一途也。”

刘咸炘

不过，仔细推敲蒙文通的叙述，其治史有意与时流异趣，除了刘咸炘的影响外，另有机缘用心。

蒙文通敦促刘咸炘重修宋史之时，对于宋代学术史事尚未深究。蒙文通后来说，自己听陈寅恪详论汉人经学宋人史学后表示：“而余意则不与同，以汉人经学当以西汉为尤高，宋人史学则以南宋为尤精，所谓经今文学、浙东史学是也。当时虽尚未有撰述，实早已成熟于胸臆中矣。”此前蒙文通固然有所留意于宋史和宋学，但要说早就胸有成竹，稍嫌言过其实。其自称寓北平时才集中阅读南渡诸家之书，由是懊悔原来治学无宗统、无史学，即为明证。

不无巧合，在陈寅恪、冯友兰等人关于宋代新儒家渊源的讨论展开之后，1935年，蒙文通利用暑假，在北平“略读东莱、水心、龙川、止斋诸家书，欲以窥宋人史学所谓浙东云者”。探赜索隐的结果，由此治史稍知归宿，与人异趣。在他看来，“北宋之学，洛、蜀、新三派鼎立，浙东史学主义理、重制度，疑其来源即合北宋三派以冶于一炉者也”。而“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余皆逊之……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哲学衰而史学亦衰……六代精于史体，勤于作史；宋人深于史识，不在作史而在论。六朝人往往不能作志，为之者亦勤于缀拾而短于推论。宋人则长于观变而求其升降隆污之几”。因此，“子长、子玄、永叔、君实、渔仲，誉者或嫌稍过，此又妄意所欲勤求一代之业而观其先后消息之故，不乐为一二人作注脚也”。此言显然是针对陈寅恪的看法而发。由此看来，陈寅恪、冯友兰等人关于宋学渊源的讨论才是蒙文通重点关注宋代的重要契机，而推重南宋，既与蒙文通的学承相连，又与其有心立异有关。

蒙文通所著《中国史学史》，肯定《资治通鉴》的“长编之法，今昔所推。所以搜罗放佚，考正异同，其事之巨且伟也”。同时特别强调：“南渡之学，以女婺为大宗，实集北宋三家之成，故足以抗衡朱氏。而一发枢机，系于吕氏。以北宋学脉应有其流，而南宋应有其源也。北宋之学重《春秋》而忽制度，南渡则制度几为学术之中心。”他沿袭元代黄溍的看法，将南宋浙东之学依来源和趋向分为义理、经制和事功三派六家，“惟浙东之学，以制度为大宗，言内圣不废外王，坐言则可起行，斯其所以学独至而无弊”。南宋浙东诸儒，“言史必以制度为重心”，相比之下，北宋史家略逊一筹。“盖治法密于唐，自北宋人视之，若谓徒法之不如徒善，故北宋史人皆高谈性道，不识治法，虽激论变法，而北宋究无能论法者”，所以“北宋言史而史以隘，专主人治而遗史之全体。是北宋之言史专于理道之旨义每狭而浅，未若南宋之广且深矣”。据此，他认为：“南渡之究史者众矣，而实以三派六家为最卓。其与北宋异者，自欧阳、司马之俦论史不言制度，而南宋诸家则治人与治法兼包，义理与事功并举；班、荀以降，治史固未有忽于典制数度者也。”

蒙文通既然于两宋史学以史识、推论为高，好义理，重制度，又对北宋司马光等人不法《春秋》寓褒贬，略法制而偏重人治（因恶王安石而强调在得人不在法）不以为然，尊南宋自然是顺理成章。这样的看法是否合乎两宋史学的分别，抑或其有心与尊北宋史学的陈寅恪立异而不免看朱成碧，可以检讨。不过，其所认定的北宋史学与陈寅恪所表彰的显然绝非一事。

蒙文通

陈寅恪好借序跋评论他人著述时阐述发挥自己的方法见识，尽管所论对象未必完全符合其心中理想。所以，将相关议论视为陈寅恪自己的思想表达则可，若以为所评著述的固有价值，则或许有所出入。同样，陈寅恪表彰古人治学方法如合本子注、长编考异之类，也有宋儒求珠还椟之意，本来已经超越，却要借此说话。此非依傍积习，而是针对学界多以东欧北美为取向的时势，表达其对于固有学术文化的敬意，力求重振、延续并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内在活力。

陈寅恪看重北宋史学，显然并非由于北宋史家不讲义理，忽视制度。就义理而言，他推崇南宋的朱熹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便是明证。就制度而论，陈寅恪关于隋唐制度及其渊源的著述，不仅是其代表作，而且已成经典。至于如何讲义理论制度，却大有讲究。陈寅恪与傅斯年之所以重视北宋史家的长编考异之法，是受了近代欧洲新史学的影响。在傅斯年看来，“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傅斯年断言：“综之，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虽工拙有异，同归则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陈寅恪甚至表示，“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不必过于讲究文章风格技巧。

蒙文通虽然指名陈寅恪，所谈论的对象却更像是傅斯年。实际上傅斯年与蒙文通之间的分歧更为直接明显。蒙文通遭北京大学历史系解聘，背后起主导作用者至少包括傅斯年，而且傅斯年明确说尽管北宋史学已远超前代，可惜南渡后无甚进展，以致元明时生息奄奄。所以蒙文通将傅斯年视为清代汉学考订文籍一派的余绪。不过，傅斯年强调有一份材料出一分货，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意涵，并非一般所以为的那样简单。所谓近代史学为史料编辑之学， 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二是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而由事实之经验。所以，史料编辑之学，并不是仅仅简单机械地将史料罗列在一起。史学就是史料学的重要体现，在于如何整理史料以及如何认识整理史料之于研究历史的作用。具体而言，“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而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强调运用比较方法整理史料，更值得深思的还在以下两点，即：“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近真与头绪，既是“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两个层次，又是比较不同史料所能达到的两个目的。这一论述揭示如何通过历史记录接近历史事实的路径做法，以及如何寻求看似散乱的历史事实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联系两大命题，深得史学研究之真味。近真包含不断通过各种不同的记录接近本事即第一历史，以及了解当事人所记各异的心路历程即第二历史，并将二者相互比较参证；得其头绪更使得无数纷繁现象背后的相互联系逐渐显现，有序连接，无限伸展。即使精神思想史，看似有求其是与求其古的分别，实则由求其古而至求其是，使之相辅相成，可以让史料与史学复归一体。

陈寅恪

史学当然不仅是史料，但史学绝不能没有史料。治史无疑必须具有见识，可是见识的高下须有经过验证的凭借依据。史学需要义理，而义理不能是无法验证的玄学。凡此种种，都必须求证，不仅实事求是，信而有征，更要虚实互证，而不能师心自用地自以为是。就此而论，蒙文通虽然推许南宋的兼包并举，对于同时代学人还是不免门户之见，尚不能洞穿门户，以致兼通。其坚持难以征实目验的今文家言，与陈寅恪将史学做到如生物学地质学那样准确的追求不无分歧。只是陈、蒙二人的分别或许并不如蒙所自称，反倒是钱锺书指陈寅恪讲宋学，做汉学，虽不无讥讽之意，却能体现陈的治学态度和办法。陈寅恪的中古制度研究，注意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的分别和相互作用，与杨树达《论语疏证》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蒙文通强分轩轾的南北宋，在陈寅恪看来也是可以熔为一炉，不必刻意划分此疆彼界，并且褒贬抑扬的。

要以长编考异、合本子注法求出义理的本意及演化，并在实证连缀中显示背后的宏大关怀，方能合于本事，体现高明。达到这样的境界，则考史与史学相辅相成，史料与史观互为表里，而义理、制度本来就是浑然一体，无法割裂对立。心中不分，自然眼中无间。当然，要随时随处保持高度自觉，绝非轻而易举。

号称治学着重中古一段且十分推崇宋代史学的陈寅恪，虽然很少直接着手撰写宋史，实则以宋为制高点，为天平中心，为治整个中国历史的承担，而不以赵宋一朝为断代，不以史学为专门，所以治学能够据有宋代学术文艺的高度，否则不仅不能理解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治宋史也难以达到应有的境界。由此可以总结如下：其一，要把握宋史、宋学、宋代史学、宋代思想学术的区别与联系，不宜用后来分科治学的眼光看待宋代历史及其思想学术文化，尤其不能用近代以来区分经史以及史料与史观的观念研究宋代。其二，应讲宋学，做汉学，此宋学即陈寅恪所谓新宋学，而非清代汉宋分争的宋学。一方面，如钱穆所说，治宋史必须通宋学，如治国史必须通知本国文化精意，而此事必于研精学术思想入门，不以专家饾饤之学画地为牢；另一方面，在宏大关怀之下，将包括义理等在内的一切虚玄思想还原为历史，巧妙地发明曲隐，加以征实，既有道理，又可目验。其三，以宋代为张目挈领之纲，将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纵横贯通，解释材料史事既具有系统又不涉比附。如此，方可有望达到新宋学的高度意境，开创中国学术文化的崭新气象。

（本文摘自《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桑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注释从略，标题为编者所拟）

信息来源：

澎湃·私家历史，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21165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历史地理研究资讯》2019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