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段。这一时期，在思想解放潮流激荡下产生的史学反思和史学变革，使中国史学发展面临着方向性转折。20世纪80年代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这一阶段反思和改革的主要对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1983—1988年关于“史学危机”问题的讨论，成为推动和加速马克思主义史学变革的一个重要杠杆。这场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深刻反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缺失，对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和作用都产生了全新的认识，呼唤出史学改革的全面展开，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当前学界对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讨论已有一些总结和评述，但对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演变的关系认识不够深入，对其作用和意义缺乏充分的估计。本文即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脉络中，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关于“史学危机”问题的讨论及其引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

一、“史学危机”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反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扫除“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误谬，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状态，沿着十七年的道路继续前进。这包括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回到马克思，恢复被教条化、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二是接续十七年时期讨论的学术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以此全面重建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回到十七年”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然而，正当史学界在努力向“十七年”回归与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往昔那些史学命题苦苦缠斗之际，中国社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业已启动，对外开放带来西潮的奔涌而入，社会生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十七年成为昨日的景象，史学的发展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20世纪80年代中期，青年史学家中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呼声，长期的沉寂、迟滞、徘徊终于被打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场大反思、大变革、大转折拉开了序幕。

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大约在1983—1988年之间，1986年达到高潮。首先要指出的是，青年史学工作者是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讨论和史学变革的先锋队和生力军，是向新史学进军的披荆斩棘者。《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曾发表短评《都来重视造就史学新人》，其中提到：“他们带着青年的蓬勃朝气走上史学论坛，是史学队伍后继有人的标志，是史学研究兴旺发达的表现。”青年“是史学界的未来与希望”，“肯于钻研，勤于思考，不迷信权威，不拘泥成说，敢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新意的见解”。青年史学工作者包括一些在校大学生，成为新时期史学发展中最活跃的力量。“史学危机”讨论凸显了老、中、青学者之间的代沟。青年学者多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为传统史学的一部分，认为已陷入困局，必须改弦更张，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严重抉择，因而言辞激烈，忧心忡忡，迫不及待。许多中年、老年学者则不同意“史学危机”之说，以为是危言耸听，只承认史学发展存在问题或是遇到挑战，需要反省和改正。瞿林东指出：目前中国历史学正处于第五次大反省时期。这次反省主要是针对在史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产生的教条主义弊端，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特别体现在青年史学工作者身上，主要以青年为代表。其深刻意义在于现时代提出的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提出的问题都更复杂、更深刻、更广泛。这次反省必将催生符合现时代需要的新史学。尽管老中青学者之间存在具体分歧，但各方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史学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之变。

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全面深入地揭示、检讨了新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缺失。这次讨论反思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参与者之众，可谓空前绝后。有论者称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为“反思史学”，而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正是“反思史学”的高潮。此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和批评，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倾向，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机械化、片面化、形而上学化，尤其是将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简单套用于中国历史进程；片面强调阶级观点，将中国历史简化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历史；唯物史观被解读为一元线性史观，抹杀、掩盖了历史发展本身的结构性、立体性、多元性。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革新派的代表李时岳直言，教条主义就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它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用逻辑推断代替事实分析，挑选乃至改造事实材料或摘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来为推演出来的结论作证。这实际上是采取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运用唯物主义。长期的教条主义倾向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发生扭曲，甚至被用作打人的棍子，扼杀了创造性的研究和学术民主。教条主义成为史学产生种种弊端的症结所在。

五种生产方式学说是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坚固堡垒，成为学者攻击的目标。胡钟达认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陈剩勇说，五形态说在唯物史观的旗号下，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硬塞入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导致向主观唯心主义的蜕变，最终向唯心史观复归。杨生民指出，从苏联30年代以后流行起来的五种生产方式说是一种“超历史的”理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国家依次更替的经历过这五种生产方式。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合法性受到空前质疑，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资格被取消了，这导致1978年后刚刚复兴的古史分期研究陷入萎靡，但也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独立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可以说，“史学危机”的根源在理论，本质上是史学理论的危机，唯物史观的危机。当时学者大多承认这一点。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被严重图式化，已经“解释不了现实中和历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总之，教条化地运用背离了唯物史观，走向了唯物史观的反面。这种理论上的严重失误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批评的集矢之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反思也从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反思，史学研究者的一些新认识、新观点往往肇始于整个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这时对教条主义的反思，体现出对长期束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学思维的突破和科学批判精神的觉醒。

其次，在方法上，长期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一的方法，将阶级分析法泛化、绝对化，排斥其他多种多样的史学方法。考据学等微观研究方法缺乏理论上的整理总结，满足于性质判定而忽略量的分析，从史学认识论角度进行的史学方法论研究基本空白，尚未产生一部有系统创见的史学方法论著述。而且，相对于其他学科，历史学最少利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和方法论。即便是历史唯物论方法的应用，也普遍存在“机械历史唯物论”的倾向，表现为机械经济决定论、机械政治决定论、把阶级分析绝对化、对历史作用力的单一分析法、线性因果分析法、理论范畴的凝固化等。

阶级分析法绝对化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方法上的一个突出问题。将阶级分析法绝对化，导致忽略对社会各种群体、个人及其作用的研究。认为清官比贪官还坏就是这种方法走到极端得出的荒谬结论。而拔高农民起义，美化农民领袖，也是这种方法的病态表现。这种方法退化为“封建史学观的君统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阶级分析法绝对化还表现为用出身论作为判定历史人物阶级属性的主要依据，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一些学者虽试图用历史主义来制衡阶级观点，但最终被打压，阶级观点遂横行无忌。正如后来李振宏所总结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基本形态是‘阶级斗争史学’，最顽强特征就是阶级斗争思维。在那个年代里，研究课题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问题，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方法，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一切研究都被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阶级话语成为史学研究的垄断性话语。学者们眼中阶级之外别无他物。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立场、观点、方法实现了高度整合。从特定的阶级立场出发，贯彻阶级分析方法，证明阶级斗争观点。特定的阶级立场成为研究学术的前提和保证，阶级分析方法完全被阶级立场所左右。这种立场优先、立场决定的模式，将历史研究变成了偏激的政治评价和道德审判。

理论与史料的关系是史学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五六十年代围绕“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争论，实际上意在克服当时重论轻史、有论无史的偏向，是对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基本纪律的强调和重申，但未能解决历史研究方法的具体问题，还不免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学术价值并不高。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旧话重提，再度讨论史论关系，但语境已经转换，此时更多地针对“回到乾嘉去”、重史轻论的倾向，史论结合是基本共识。要害在于，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所谓“论”仍是有所特指、有所限定的，在这种前提下，讨论自然难以深入下去，取得实质性突破。

再次，在研究内容和对象上，过于单一偏狭，重视政治经济，忽视社会文化，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战争等重大事件及少数重要人物，对冰山尖下深厚的社会基础缺乏分析，形成政治为中心、经济为陪衬、文化为点缀的格局。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骨骼相对发达血肉却不够丰满，给人一种干瘪贫乏之感。

直到80年代中期，各种专史的研究都还不尽如人意。重视经济因素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却没有产生一部严整的经济史。作为史学中心的政治史侧重阶级斗争和政治制度沿革，忽视从政治学角度对历代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得失进行总结。整体的、独立的文化史几近空白，只有文化各部门的专史存在。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思想史、法制史、教育史、科技史等研究，往往只是按照通史的框架填补上相应的材料，只是各学科的附庸、通史的细化而已。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很薄弱，地理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未得到必要的说明。人口史的研究也长期被忽略，近几年才发端。由于对个人心理、群体心理在历史事变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心理史学还无人问津。就社会史来说，不但缺少一部完善的、宏观性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风习变迁的研究，也几乎都还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在这种局面下，马克思主义史学丧失了对社会历史的全面关注和完整认知，历史的内容被历史所遗弃。

20世纪80年代初的史学研究，仍停留在一些传统课题上不能自拔，课题老化现象严重。古代史领域仍然是“五朵金花”的天下，近代史领域的主题仍然是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这导致史学研究出现同质化、过密化、低效率的现象。在某些史学领域中，研究者过分集中，经常在研究课题上撞车，各人掌握的材料和理论方法相差无几，得出的结论也大同小异。很少有人去开拓新领域。以近代史领域来看，关于革命运动的研究接近饱和状态，而广义的文化史研究完全被忽略。宗族制度在近代怎么样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又怎么样？基督教的大规模入侵对中国原有的道教、佛教以及民间宗教的影响如何？近代商业大都会的兴起给传统社会结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基本没有或很少研究。总之，史学研究在课题和内容上存在严重偏颇和失衡，史学研究力量的配置和分布极不合理。史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单一，是史学缺乏活力的外在表征，而根源在于理论方法的陈旧僵化。

最后，在作用和功能上，一味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陷入实用主义和工具论。正如庞卓恒所说：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为夺取政权服务，解放后史学又为巩固政权服务。过去史学界的“五朵金花”都是围绕着巩固政权、建设政权的大前提而展开，最终目的是为了证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的大量社会现实问题，特别今天改革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如人的传统观念、人口、政治体制、婚姻、犯罪，等等，“五朵金花说”都无力回答。这就构成了对以“五朵金花说”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最大挑战。以往过度突出政治功能的做法，抑制了史学其他功能的发挥，更使史学沦为政治的工具。

物极必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史学声名狼藉之后，不问现实，醉心于考证，成为一些学者新的选择。但遁入象牙塔，钻进故纸堆，知古而不知今，使历史学矫枉过正，走入另一极端，陷入新的危机。“当历史学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旗号下沦为政治的婢女，又有人提出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当‘为历史而历史’在‘四化’建设热潮中愈来愈不合拍的时候，就有人怀疑历史学的社会价值了。”吴廷嘉疾呼：史学研究脱离现实需要是“史学危机感最深刻的根源”。与现实脱节的史学面临的不是一般性的危机，而是生存危机。

历史学的功能定位未能随时代变动而及时调整，是导致“史学危机”的直接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变，使历史学失去了它在原有社会结构和秩序中的位置，失去了往昔的显学地位，被迫从中心退居边缘，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反差。这是长期依附于政治化社会的历史学的必然命运。历史学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在新时代已无多少用武之地，遭到国家管理层和社会大众的冷落在所难免。

以上四个方面是新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暴露出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让人们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感、焦灼感。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危机”是“史学工作者在改革和开放的时代潮流冲击下所产生的一种忧患意识，它强烈地表达了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反映了要求变革传统史学的时代呼声”。“史学危机”之声四起，表明史学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轨道正常运行，不能满足于修修补补、点滴改进，必须进行一场根本性、系统性的变革。有学者已意识到：1978年以来“十年中国历史学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在没有经过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对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都是在尚没有建立一整套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的情况下仓促上马。尽管空白在不断地填补，领域在不断地开辟，但都在相同的理论层次上平分秋色，这种放射态很难汇聚成新的高度，产生与伟大时代相称的学术大家。也就是说，史学发展应超越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纠偏或补白的层次，进入通盘规划和系统建设的阶段，实现质的转换。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的危机，不是局部的、个别的、偶发的危机，而是一场根本性的、“旧的史学范式的危机”。而危机的根源，首先是由于历史公式论提供了一个对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毫无效用的理论范式。加之“阶级斗争动力论”和“暴力革命决定论”的支配性影响，使历史学具有极强烈的政治偏见和价值偏见。更直接地说，“史学危机是‘五四’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危机”。多数史学工作者基本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史学范式下的史学共同体，在这一范式典范著作影响下成为史学研究者，继续前辈的课题研究，遵从这一范式的典型思维方式和著述规范，用同一原则进行相互和自我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史学范式已呈现理论的外在性和贫乏化、具体方法论的陈旧和贫乏、基本观念的机械唯物论色彩、课题结构陈旧。20世纪70年代末以拨乱反正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复兴，重提50年代乃至30年代的史学课题作为先导。但这些课题的研究已是强弩之末，发展空间也极为有限，诸多核心问题的争论已走到近乎纯粹思辩的境地。社会实践强烈要求一种生动活泼足以适应乃至促进改革振兴时潮的历史学。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形成的知识范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革。

二、“史学危机”讨论引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代化变革

不难发现，在这场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中，自我反思批评的力度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来的最高峰，学者们表达出对现有史学的强烈不满和对未来史学的殷切待望。但反思批判不是终极目的，重建一种适应新时代、新潮流的、理想的新史学才是真正关怀所在。“史学危机”呼唤出史学改革的全面展开，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起点。

史学改革首先体现在理论上，主要工作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笼罩下解救出来，将其重新激活。1979年之后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进行正本清源的再研究，“去真正和马克思见一见面”，或称之为“回到马克思”（蒋大椿语）。“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不是重念紧箍咒，而是给予人们肃清教条主义、极‘左’政治的铁帚，给予人们解放思想、探求真知的钥匙，促进历史的再认识。”这种研究基本摆脱了断章取义的弊病，致力于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探究经典作家创造理论的方法和时代条件，发掘出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研究和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对斯大林的历史理论作了客观的评判。

在1979年发端的“回到马克思”的思潮中，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也取得突破。王学典指出，从1978到1988年，初步打破了一些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这些史学观念主要有：革命与改良水火不相容、改良绝对坏论；清官不如贪官论；农民领袖做皇帝是蜕化变质论；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是农民起义失败论；封建统治阶级始终不能自行调整政策论；只有“反攻倒算”没有“让步政策”论；镇压农民起义的民族英雄是罪魁论，等等。其中影响最大、攸关全局的是史学界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三个传统史学观念的纠正。

此时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呼吁。张艳国指出：我们缺乏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根据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形成反映中国历史特色的、根植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用这种体系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局面。在历史的述作中，往往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性叙述代替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同一性的解释，把众多的史料拿来给经典论述作注。这种旗帜鲜明的中国化主张，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从依傍外人走向独立自主，从而实现创造性发展。

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单向决定向双向互动转变。在过去，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历史学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动地位，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用具体史实印证和注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开始形成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历史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丰富和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这就是说，历史学不再是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下属和分支，而是能够以自身的研究充实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作用于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以往那种绝对神圣、绝对权威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其次，方法的革新也颇为显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封闭性被打破，一度出现了史学方法研究的热潮。人们普遍认识到，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方法，对历史研究起指导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代替史学的方法，史学方法是史学工作者特有的认识工具。各种研究方法的层出不穷、争奇斗艳，成为新时期史学的一道绚丽的风景。

新时期之初史学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论”的引进。在史学研究中引入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方法，令人耳目一新，学者欢呼响应。吴廷嘉表示，汲取改造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法本身的有机内容”是富有意义的课题。系统论是对统一规律的发展和补充，“帮助我们不要离开事物的总体结构和内在联系去理解一分为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原则的具体化，“是由当代自然科学成果所首先揭示的辩证唯物论的又一基本原理”。现代系统论主要流派之一耗散结构理论所具有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大有裨益。系统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和而不同。刘文瑞认为，系统论“同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一致性，能使二者紧密结合，更加完善；它同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不同点，则能使历史研究更加全面、更加精确、更加严密、更加深入”。这就为系统论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历史学领域争取到生存权利和成长空间。

一直固若金汤的历史学方法终于被“三论”轰开一个缺口，其他各种各样方法的涌入不可阻挡。随着对法国年鉴派史学的引进和介绍，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也开始进入史学领域，形成跨学科研究的潮流。王学典指出：“走向跨学科研究去，无疑已成为1986年以来中国史坛一股最有影响的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复苏的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学与历史学实现了比较有效的结合。有学者提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的主张。在王晴佳强调的计量历史学、比较历史学和历史心理学新时期史学方法开拓的三个方向中，跨学科的色彩也非常突出。

除新方法的引介和试验外，如何重新认识和运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阶级分析法也是许多学者关心的问题。李时岳指出：不能因为发生过绝对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失误而否定或贬低阶级分析方法，应进一步研究其运用原则、适用范围。阶级分析方法指引人们在考察阶级社会的历史运动时，把握住阶级划分这一事实；透过个人的意向看出他所承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揭开各种社会思想的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显示其阶级属性和阶级实质。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限于阶级分析法。关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理论，关于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理论，对于研究历史都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这一认识为在历史研究中全面把握唯物史观提供了指引。

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史学工具的史料考据法的合法地位也逐渐得到恢复。1980年前后出现一股势头不小的“考据热”，通过对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学方法的介绍，历史学的实证精神开始复苏。“考据热”使史学刚摆脱“理论厌倦症”又陷入 “理论低谷”。在随即到来的“史学危机”讨论中，考据学倾向因远离现实也被作为反思的对象。不过，考据作为一种工具仍然得到有限度的承认。赵光贤认为，研究历史的最重要目标就是去伪存真，因而在进行研究之前对于所用的史料必须先做考证工作，这是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工作。李时岳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建立和发展阶段，把史料批判方法当作资产阶级的垃圾而弃之不顾是重大失策。史料批判方法作为一种技术方法仍然有用。材料正确是一切科学的前提，史料批判方法作为达到材料正确的技术方法，作用不容忽视。霍俊江还专门探讨了灰色系统方法与考据学的关系，认为灰色系统方法通过建立模型，对间断性记载的间断区间进行补遗，为考据学提供了新手段。

新时期以来的史学方法不再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及阶级分析法，而是形成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体系：最高层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中间层有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作为解释分析工具，下层有考据学等技术性方法作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花独放的时代终结了，史学方法已形成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就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而言，系统论、计量方法、比较方法和心理学方法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手段，历史唯物主义的色彩却不那么鲜明了。

再次，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发生巨大的转变。1978—1988年的历史学被称为由侧重阶级和阶级斗争史“转向全面建设的十年”。以往唯物史观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忽视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李时岳提出，历史首先是人的发展史，史学必须重视对人的研究。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把握人的本质，从社会发展的规律中来说明人的智能、人的作用、人的贪欲、人的屈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做到主客体的统一。因此，历史研究工作的重点，不仅要从主要研究阶级战争（革命）转向研究整个社会，而且要在研究社会的客体的同时着力研究社会的主体——人的发展。

而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正是侧重研究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新时期我国社会史学的三种基本理论主张，以冯尔康为代表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说，以乔志强为代表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说，都主张社会史是一门着重研究历史主体——人的专门史。社会史研究被视为史学通向柳暗花明的一条途径，被当作反叛无可救药的教条化史学、拯救中国史学的希望所系，最终发展成为80年代中后期史学研究中一个最有活力的新方向、新领域，成长为中国史研究领域中最令人瞩目也创获最丰富的部门。更重要的是，社会史的复兴，不只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应用了一种新的研究手段，而是具有全局性、整体性意义，对于更新人们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模式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对历史学有再造之功。

在社会史之前，文化史已开启复兴之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起了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历史反思深入到民族文化深层，推动着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文化史研究“作为当时文化思潮和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肩负着冲破教条、呼唤改革的使命”，“是时代变动、思想解放和学术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结果”。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史学化危机为转机的枢纽。“史学危机只是旧的政治化史学的危机，在这场危机里面孕育着新的文化史学的蓬勃生机，也就是说史学面临着新的转机。”“旧史学的哀鸣，正是新史学的啼声。以文化史为内容，以各种新方法为特点的新史学浪潮正在蓬勃兴起，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文化史成为突破甚至取代以往政治史、革命史模式的一种新路向、新选择。

文化史研究被看作中国史学飞跃发展、超越过去的一个契机，新旧史学转换的一个载体、一个通道。正如周朝民等人所说：当文化研究必须依赖各文化专题的研究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时，中国史学可以借着各类文化史专题的深入研究，调整自己的研究课题，拓新自己的学术领域，引入新的理论与方法，形成新的史学体系。应该打破中国史学以往几十年“知有阶级而不知有文化”“知有农民起义而不知有思想意识的作用”“知有政治斗争而不知有心理情感”“知有五朵金花而不知长青之理论之树”的古旧陈腐的框架，借着文化热潮的波动，建立起富有时代气息，90年代文化性格的新史学体系。这表达出一种试图以文化史为支点带动历史学的整体变革、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的热切期待。

文化史和社会史在建立新史学体系方面具有相通相近之处，构成新时期“史学奋飞的双翼”。“社会史和文化史从不同的方位出发，实际上是沿着同一目标双轨运行的认知活动。”文化史和社会史都是对于中国民族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特质与价值的反思，都体现出从研究取向入手全面改革历史学体系的努力。二者都力求避免将历史视为一系列规律的自身运动的倾向，“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对历史进行“全息”式的观察和理解，肯定一般群众的日常社会生活在历史上的本元的地位，注重这种生活所反映的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心理特征及其总体的深层结构。这样，文化史和社会史就成为新时期史学的两大支柱，新时期史学也因文化史和社会史两这大标志性领域的兴起而展现出全新的面目和神采。

最后，在历史学的作用和功能上，从为革命、政治服务转向为“四化”建设服务、为现实服务。“史学危机”之说引发了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和“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的讨论热潮，史学工作者开始反思以往的偏失，在更大的范围内挖掘史学的功用。

陈启能反省道：“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也探索过许多途径，但始终没有解决好，其症结就在于没有找到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这一纽带就是“史家能够具有当代的意识，深谙当代的需要，从当代的水平出发，拥有当代的认识方法和研究手段”，去研究当代事物的来龙去脉。新时期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是改革。“改革和开放，是我们时代的最突出的特征，最主要的要求，最强大的潮流”。人们认识到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为当前改革事业的深化提供必需的理论和思考。史学研究必须与中国社会的主导趋势直接联系起来才能焕发出自己的活力，才能找到并占据应有的位置。

一些学者主张通过课题的选择发挥历史学的现实功能。林甘泉指出，史学为现实服务应当面向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组合，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扩展新的研究领域和合理选择课题，更多研究时代提出的课题。李桂海主张改变偏重基础性研究的倾向，选择在现实中有较多沉淀物、有现实感的研究课题。庞卓恒也说，史学只有满足“从人们面临的现实的迫切课题中”产生出来的求知欲望，才能有出路。所以有学者直接倡导“问题史学”。“问题史学”不是以某个学科、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而是以问题为中心，立足现实，注重解决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重大历史课题。

此时还出现了一些新颖、大胆的设想和计划。章开沅提出：要主动地干预现实、干预生活，甚至干预政治，史学家直接“从政”。庞卓恒也说：史学家也要参政，历史系可改为“历史社会系”或“社会历史系”，增加研究社会现实的课程，增强现实感，用现实感去研究历史。有学者提出创立“历史现实学”的设想。刘泽华建议“开拓追踪史学”。这种“追踪史学”实质上就是当代史研究。有学者为克服历史教学危机建议设置一个新专业——历史工程专业。其宗旨是把历史上所有能指导今天现实变革的内容归纳到一起，进行综合研究，为社会现实服务。有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学应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设计师。

新时期的学者们大都赞同历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但同时又能认识到仍要保持历史学的独立性、科学性。刘泽华强调，史学干预生活必须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保持科学的独立性。史学家在研究中只对研究对象负责，不承认有超越对象的更高权威，不可左顾右盼，看风下笔。张艳国主张为社会服务的史学与作为严格科学意义的史学必须统一起来。史学应关切对外开放、搞活经济、实施改革这些当今的最大时事，从历史角度进行论证。但是不应因此而简单化，——中国古代史的热点就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历史上改革的成败；中国近代史上的开放与锁国，中学与西学……这事实上是以今日之热取代了昔日农民战争史热和“三大革命高潮”热。吴廷嘉提醒人们，在正常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必须划清与实用史学的界限。郭国灿认为，参预现实需要一种超越精神：批判意识、距离感、求异感，在超越中参预现实。否则只是换个名词的“服务”而已。这显示出历史学的学科独立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不再甘为外物的附庸和工具了。这就与传统的资鉴史学、旧的政治化史学有了本质的区别。

三、余论

在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中，除了表达出对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课题的变革要求外，学者们普遍流露出一种对多元、开放、自由的史学格局和氛围的向往与期待。从根本上说，“史学危机”是长期以来唯物史观一花独放造成的，没有异质学说的刺激、磨砺、渗透，必然走向封闭和僵化。人们渴望从一元化史学格局的长期压抑和束缚中解放出来。蒋大椿指出：新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样化。这既是当代科学发展日益综合化的产物，又是开放政策和社会政治走向民主化以及学术民主化的产物和表征。他推断，各种史学方法的运用将产生若干不同的史学派别。建立多样化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体系将成为主流趋势。张芝联也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史学思想与实践的主流，但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讨论已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多元因素，从而开始向唯物主义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各种方法论的综合迈进。”阎崇年则明确主张：要克服“法门无二，不容分流”的倾向，在交叉循环中实现多元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史学理论，似应有三个支点，即唯物史观、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李幼蒸还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倡导多元化的历史研究观。在多数学者看来，史学方法的多元化成为史学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史无定法”的共识正在形成。

在倡导史学方法多元化的同时，又出现了建立多种学派的呼声。张艳国提出“迎接现代化的阳光雨露，建立中国历史研究的诸多学派”，借助当代自然科学哺育起来的史学研究方法，建立起中国史学研究的“理论群”，创立诸多学派，开创百家争鸣的局面。多学派，百家竞雄，才是中国史学繁荣的标志。冯天瑜同样认为，走出史学危机、繁荣史学的一条重要路径是建立各种风格的学术流派。现在已基本具备创立学派的条件，应当付诸行动。创立学派的关键，是要发展“相反之论”“一偏之见”。刘泽华则预言，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已由有组织的规划时期进入多元自由竞争时期，在学术竞争中可望出现不同的流派和不同的风格”。

总体看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时期仍拥有不可替代的权威地位，但这种权威与以往判然有别，不再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而是一种相对权威，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权威。马克思主义的效力也不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马克思主义本身成为一个可以研究讨论的对象，成为学术方法论之一，而不再凌驾于一切思想、学术之上。具体到历史研究领域，传注经典的模式开始终结，马克思主义正在从神学、经学向科学还原和回归。

客观而论，20世纪80年代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暴露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积弊，但并未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衰落，而是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创新，将其推升到一个更高的境域。正是由于“史学危机”讨论的一声惊雷，才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从革命史学的旧梦中唤醒，融入社会大变革的浪潮，实现了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蜕变。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冲决教条主义的罗网，结束长期的封闭自足状态，形成一种多元开放格局，恢复了弹性和活性，迎来浴火重生。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独立意识开始觉醒，拒绝充当现实政治的附庸，逐渐趋向学术本位。这种改变对于成长于战争烽火中、与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是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拐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再定向、再出发的一个起点。因此，“史学危机”意识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强大生命力的体现，是其自身新陈代谢的一种反映，有其必然性和正当性。而将“史学危机”论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相关联是轻率、不明智的。今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正视和汲取“史学危机”讨论取得的成才能健康发展、日进日新。

1989年后的中国历史学出现了一定的反复，未能按照原有的惯性向前挺进，轰轰烈烈、激动人心的史学大变革退潮了。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一场空前的洗礼，它再也不可能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状态。被冲破的教条主义已无法重新禁锢学者的头脑和思维。史学发展变革的大趋势是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这业已被日后的史学实践所证明。不过，之后的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将面临新的问题、新的挑战。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原文载《史学月刊》2019年第8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