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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轶峰:谈谈明清史研究的再发展
2019-09-11 10:56 赵轶峰  文史哲2019年第5期 审核人:   (阅读: )

从明清史发展的角度看,过去40年是中国新史学开端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国新史学在民国初年展开,但整个民国时期战乱不断,虽然有诸多伟大的学者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奠定新史学的基础,但新史学因应当时社会急剧转型而兴起,既要厘清历史研究的基础性观念与方法和对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中地位的基本认识,又要回答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转变途径,以及中国边疆与民族关系原委等一系列与现实选择直接关联的问题,对明清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断代研究无法全面着力,仅成开端。接下来的“十七年”,明清断代研究逐渐展开,但当时整个历史研究都有过分浓重的革命史色彩,受苏联历史学理论很大影响,教条氛围既浓,视野也比较狭窄,且人才、文献、经费资源稀缺,主要是在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一些较重要成果,其他方面平平而已,分支领域也没有全面铺开。“文革”时期,整个历史学扭曲严重,明清史研究同样难以正常发展。“文革”结束后,伴随普遍的思想活跃、持续的社会安定和资源充足,明清史研究才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条件。改革开放的突出特征是变化发展,是面向世界。明清史研究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取得较大进展是合乎逻辑的。赵世瑜教授前不久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过一篇回顾四十年明清史研究的长文,已经把发展的主要表现讲得很全面,其他的学者也做过回顾,这里谨从宏观学术史的角度再作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明清史断代研究的基础条件全面夯实。明清本是中国各断代史中得到研究的时间最短、根基最浅的一个领域。原因很简单,中国现代历史学直接的本土渊源是清代学术,而清人重古典,且颇有忌讳,故虽有官修《明史》,学者却不大研究明史中的具体问题,对清朝本身的历史则因贴近而多记述,少研究。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在接受一些现代史学理论观念前提下,继续清代学术的脉络,首重先秦,依时序下推,对明清史比对其他断代关注少些,堪称名家者,仅有孟森、萧一山等不多几人。这样,明清断代史的学术体系,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成型。郑天挺、傅衣凌、王毓铨、王钟翰、谢国桢、吴晗、戴逸、李洵、李文治、梁方仲、洪焕椿、许大龄等学者,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些重要著述,为中国的明清史断代研究奠定了基础。人文学术研究的价值实现,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沉淀期。明清史奠基学者们研究的意义,其实是在近40年间才得到充分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是在这个时期始得到广泛散播。此间,奠基学者群中的一些学者继续发表论著,渐趋隐退,恢复大学招生后进入大学的一代人成为第二代明清史学者主体,他们培养的新人也逐渐成为明清史研究的中坚。奠基学者的研究与新理论、新方法结合,引发了诸多视野更为宽阔的后续研究,带动了大量功力深厚的专门研究,也催生了一批优秀学者。大型清史的编纂,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已经开始酝酿,到2002年作为一个国家工程启动。这项工程最终成果的学术水平要在将来逐渐定论,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项注定载入史册的重大学术举措,其实施过程本身,已经极大地推动了清代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培育了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带动了诸多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对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总体理解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努力出现,甚至经历了“范式转变”。

第二,明清史研究接近国际化。先前的明清史研究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似,有着很强的封闭性。原因一是学术资讯条件不佳,二是研究者多不掌握外语,三是研究的范式反差过大,难以融通。资讯不畅自然造成反应迟缓,外语能力不足造成对域外研究非经翻译出版不能处理,范式差别则造成对域外研究的人为疏远。曾经有一些西方研究,如费正清的作品,在翻译印刷时要标明是供批判使用。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外明清史研究已基本成为不通声息的两个世界。20世纪80年代初,郑天挺先生在南开大学组织国际明史会议,在当时产生震撼性的影响。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国门从此开放,域外学者走进来,中国学者走出去,交流常态化,合作研究也逐渐展开。前代学者文献熟稔、考据扎实,但对域外明清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大多以现实立场为基点画界自异,很少置评。新一代学者则总体而言掌握文献比域外学者坚实厚重,在理论方法层面也可以与之直接对话。以往的明清史论著在做学术回顾的时候,对域外研究不甚理会,或只是略加提及,近年来则已经形成把明清史视为一门国际性学术的普遍意识,大家都尽可能对域外研究及时了解、纳入考量。国际化体现在研究信息的共享中,也体现在争鸣中。近年来,中国明清史界对美国学术界的“冲击反应”模式、加州学派、“新清史”等话题,都做过回应。长短犹在互补,疑义相与辨析,阻隔已然消失。经过这40年的发展,中国明清史研究总体而言居于世界前沿水平,在材料占有方面超过西方和日本学者,在理论方法方面还是中国学者借鉴外边的多一些,但水平趋近。

第三,这四十年是一次史料大呈现时期。明清史存世文献虽然早就非常丰厚,但其中大量为少数图书馆收藏,长期难以有效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数量巨大,影印公布的更多,且随着互联网和文献电子化技术广泛应用,可利用性极大提升。同时,随着研究视野趋于开阔,大量域外文献被纳入研究视野。田野文献的搜集整理、档案整理与公布,在在成就斐然。近年明清史文献虽非如民国时代那样可称“史料大发现”,研究者可利用的史料确然迅速扩张,已无数倍于先前时期,可以称为“大呈现”。如此则研究的深入,为自然之事,且其发力,尚在将来。

第四,明清史研究多元化。改革开放突破了教条主义,释放了思想活力,明清史研究可以被视为思想文化多元绽放的一个缩影。先前的历史研究,以国家政治、农民战争、经济发展、思想文化为主要分支,在社会发展史的统一视角下呈现出“五朵金花”,其间成就很多,但无论方法还是视域都还偏于狭窄,新时期则有了一些“百花齐放”的意味。其中比较醒目的是社会史。先前也有社会史的名目,但社会学作为学科门类既已取消,社会史研究就仅仅贴附于经济、政治史的边缘。新时期社会史与社会学内在结合,致力于对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日常运行与演变的面貌加以分区域的叙述和解释,形成了专门化的研究理路。历史人类学研究与社会史类似,丰富了方法、扩展了史料范围,推进了区域史探索,也增强了历史研究的国际性,拓宽了研究的全球史视野。经济史从主要关注生产关系,扩展到对财政、货币、商人群体、生产力水平的深入研究。政治史也从阶级斗争和统治政策研究扩展到政治文化研究。先前研究极其薄弱甚至阙如的领域在这个时期也多有收获,如对女性、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移民、社会群体、社群生活等问题的研究皆有发展。明清史界的“华南学派”以人类学方法考察华南等地基层社会组织与状态,声势所及,甚至成为国际学术界密切关注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派。

明清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与中国的现实关联最密切,明清史的基本文献和遗迹在中国,中国有最大的明清史研究学者群体,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明清史研究本就应该是世界一流的,也应该是不断进步的。以前中国的明清史研究俨然瞠乎他者之后,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经费资源不足,二是社会环境不稳定,三是理论薄弱。现在前两者都已经大幅度改进,第三点则还有些问题。新史学兴起之前,中国的历史编纂和历史考证之学都有深厚根基,但解释历史的理论漫漶陈旧。新史学兴起后,各种理论涌入,各取所好,辨析未精,后来又落入教条的窠臼。近年来能够克服教条,主要靠的是开放,但以借鉴为主要路径。借鉴得好,可以不落后于他人,却难以超过他人。要超过他人,既需借鉴,更需创新。明清史只是历史学中的一小部分,在纯理论层面不能也无需独立创新,但在具体研究中,却需有足以统摄该时代历史之整体与特点,并将之与现实充分关照的具有一定理论性的观念与方法,也可以将之称为一种“中层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作用,是保持对研究基本观念的批判性思考,透视各种相关研究之间的关联和整体性,辨识各种研究的认识价值,寻找知识进步的症结点。建立这种理论,需要对既有人文学术的基本状况达成一定程度的理解,也需要把握明清史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的特点,非经整个明清史研究界持续努力不能达成。这里仅就明清史与其他断代相比较的特殊之处略陈己见:

第一,这是存世原始文献最多的断代领域。明清两朝处于印刷业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且距今最近,故存世文献比其他时代丰厚得多。任何人穷一生之力,无法读完明清两朝中任何一朝的史料。这意味着明清史的研究不可能与研究先秦以及帝制时期的其他断代一样,用穷尽史料的方式或者经学家本领来做,又应比其他断代做得更精细,所以对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要求更高,需能别出手眼。

第二,明清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收结时代,是现代中国的前夜。中国历史传统的诸多方面,经过明清时代的最后一轮沉淀、嬗变而投射到近现代中国社会,现代中国的版图也直接承继于明清,因而明清是定位和认识现代中国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关键时段,也是观察中国自身传统实践后果最真切的时段。传统中国如何收结、现代中国如何发生,是明清史研究的最基本问题,却不是其他断代的基本问题。

第三,明清处于全球化展开的时代,也是欧洲工业化发展时期,全球各个文明、社会体系直接联系起来,整个世界改变了面貌。同一个中国,在大变迁而又日益紧密关联的世界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作用于外部世界并接受外部世界的作用? 这与先前各断代的外部关系有根本不同,因而要求明清史研究有更具体、真切的全球史的视角。

第四,基于文献充沛、社会转型、时代变迁,明清史是一个各种方法都可以充分施展的断代领域。各个断代都可以运用多学科方法加以研究。所谓多学科,其实主要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比历史学更注重量化,更注重解释的模式建构,而这些都需要系统化的数据、案例和细节,明清史在这方面具备相对充分的条件,可以展开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论证潜能。又因明清距离现代最近,而人类各种人文社科理论主要针对现代社会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可关联度超过其他时代。所以,明清史研究可以更直接运用跨学科知识,也需要对新理论和新方法足够敏感。

明清史学界的各种关涉全局的范式、流派、模式背后,其实都有对上述特色的关照,或者在同一层面所做的其他思考。

前面说到明清史研究在近年的诸多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环境的开放。开放性是学术创新的基本外部条件,它自然而然地带来多元化,带来多种可能性。学术探索未知,无人能够事前确知有意义的创新在何处,所以不能崇尚权威,不能闭门造车。各种思想、流派、主张在宽松的环境中争鸣,学术就会发展。至于“宏大叙事”还是“碎片化”,虽然值得讨论,却从来不是根本问题,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也无需纠结于在二者间如何取舍。历史的内容既涉宏大,也涉微观,都要有人去研究,然后交流,互相补足,无价值的自然会被淘汰。这些年来学术环境中的主要缺陷,其实是学术评论没有发展起来。学术评论的主要功用,一是把学者各自的研究迅速联通,使之进入社会性思想的网络———这其实对于克服“碎片化”非常有效;其次是及时形成价值判定,把一些高水平研究的学术成果的引领作用传导开来,把一些低水平研究筛汰出去———这比行政评价体系要有益得多;还可以把一些学术分歧的症结很快辨识出来。回想一下,民国、“十七年”的学术评论也是相当活跃的。民国时期有多次学术论战,“十七年”也有诸如“五朵金花”这样的争鸣。论战或争鸣,其实就是群体性参与的学术评论,与个别的评论一样,都是学术进步所必须的条件。近年来,学者间很少相互评价,学术成果的价值判断一是交给资讯媒体和市场,二是被期刊和出版社的等级机械替代,学术界就因而颇有些江湖或者官场的气味了。前不久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有学者在分析当下明清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时指出:我们同行缺乏共识,不知道哪些问题是基本问题,缺乏基本的共识和一些总体的理解。这种情况,其实不会发生在学术评论活跃的学术共同体中。建设活跃且常态化的学术评论氛围,才有可能形成一流的学术共同体。

既然说到这里,应该就学风和评价体系略说几句。近年的学风总体还好,但有些令人担忧之处。好的方面,大多数学者注重实证研究,并且普遍关注国际学术动态,积极消化扬弃,扎实且有创新意识地推进各个分支的具体研究。不好的方面,主要是学科评价体系和行政化学术管理带动了功利化的研究心态。这些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人不辨行业领域,把经济管理的逻辑移用来“管理”学术,放纵使用报酬激励之法,使得学者不得不瞄准激励目标,计算权威刊物论文发表量,就业、提职、成名,无不被行政化评价体系左右。大量抄袭、剽窃和更多的朦胧搅拌低水平作品,也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奇异现象,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代历史学家都没有遭遇这种境况,而管理者面对无数批评,乐不思蜀,一意孤行。学者是人,要谋生计,自然不能不考虑报酬,所以多数学者无法超然于评价体系之外。但真正高水平的人文学术,追求的是对于人类说来的真知灼见,必须投入人类情怀、自由精神、心血才情。对这样的事业,一味做行政化的评价,会使学者逐渐失去理想,纠缠得失,为等级所困,也为行政管理者支配。以利害驱动思想者,令其境界如水赴渊,绝不是追求国际一流学术的机制。愿沉迷此道者叩问良知,为学术之未来计而有以更革。

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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