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学者的心智活动，所凭借者虽是“实”的史料，研究过程却不能没有“虚”的功夫。在现今史学界“实”尚差强“虚”远不足的情况下，强调研究中“虚”的一面，加强学者形上功夫的自我训练，对提高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或更具积极意义。
（一）
中国当代历史学者几乎都崇尚“实证”，这明显是受到19世纪中后期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兰克史学以重视资料利用和考辨为特征，于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影响深远。受兰克史学影响甚大且自身影响也大的傅斯年，曾直言“史学就是史料学”，认为历史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虽然傅斯年未必就忽略形上层面的研究功夫，他自己的研究与其提倡者也未尽一致，但他对史料的极端强调却给人留下远比他的其他主张更深的印象。兰克史学对史料的重视，加上清代“朴学”的崇实遗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发展成中国学者称为“实证史学”的重要史学流派。1949年之后至改革开放前，“实证史学”虽较少被中国学人提及，但以“物质第一性”为哲学基础的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相通之处，故未完全遁形。“实证史学”及包含“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大陆历史研究主流的理论与方法。
这是值得肯定的。正因为实证史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盛行，中国史学研究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而至少从实践效果上看，崇尚实证，坚持唯物史观，是有充分理由的。
然而按照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原则，认识任何事物都应遵循两分法，有实即有虚，有物便有心，如果我对今日学者标榜的“实证史学”（历史上的同名存在另当别论）还有那么一点不满的话，正在其偏重强调史料之“实”而相对忽略论证之“虚”。至于中国学者长期宗奉的唯物史观，虽包含系统周密的历史认知理论，对研究者探索宏观世界具有积极指导意义，却因高度抽象，偏向揭示“普遍规律”的历史哲学一路，与注重具体事实重建与解释的历史研究毕竟有别，加之国家“拨乱反正”之前对唯物史观的误读误用（此乃“用”之误而非“体”之过），以及当时特定政治环境下学者对“独立思考”的疑虑，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历史学者思辨的个性展开。
物极必反，万物皆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思想学术之发展，如“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生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该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前。人类德慧智术之所以进化，胥特此也。”梁氏所言，意在主变，而尤在强调由“实”向“虚”之变。文中提到的与“实验”对应的“冥证”即“虚证”，盖“验”者“证”也，“实验”即“实证”，其反面自然是“虚证”，可见梁启超对研究中“虚”的功夫的重视。揆诸梁氏“人类德慧智术”趋极必变之义，历史研究在“实证”路线走了一百余年之后，是否已经到了“峰回路转”的境地？能不能尝试走一段强调“虚”的或至少是“虚实并进”的路线？这是每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都应思考的问题。
从史学史的立场观察，学界过去标榜的“实证”，早已面临严峻的理论挑战和实践困境。就理论而言，后现代史学业已指出，历史学者借以进行实证研究或认为能赋予其研究“实证”性质的史料，基本是以“文本”（text）的形式存在，文本是人做成的，当时当事人在记录历史的时候，是通过观察认知，进行有选择的记录，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即便档案，也存在制作成分，不可尽信。美国学者戴维斯的《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其讲述者》，提供了档案不尽征实可信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以重视史料为主要特征的“实证”研究能完全落在“实”处吗？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与极端强调史料重要性的傅斯年同处一个时代，陈先生强调的却是“研求问题”，仅将“材料”作为问题研究的凭借。我揣摩陈先生突出问题研究的原因，是想强调研究中独立思想的重要性。盖学者若无独立之思想见解，即便占有大量史料，顶多只能算是学术研究中的匠人，只适合做资料整理类的基础工作，而不能将学术推进到崇高境界。这明显是在强调研究中“虚”的功夫。
然则何为“虚证”？言“虚证”首先得“务虚”，要强调研究者主体作用的发挥。主张“虚证”与历史研究所具“虚”质有关。就性质言，历史研究是一项心智活动。心智对于认识人类自我及外部世界极为重要。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比较直白的解释是，由于在思考和怀疑的时候，一定存在某个执行思考的主体，这个作为主体的思考者“我”的存在不容怀疑，因为当怀疑产生时，我的存在已被我的怀疑证明。笛卡尔此言，旨在强调认识的主体性及认识的主观性。既然历史研究可界定为历史学者的心智活动，按照笛卡尔所言，其被视为一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研究者主体性的活动，应无疑义。
当代史学理论可以说明历史研究重视研究者主体因素的合理性。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谓一切“历史”都存在于当代人认知之中，如果没有当下的主观认知，“历史”几乎不可能存在。克氏是思想解放论者，主张历史家的思想“从超尘世的随心所欲和盲目的自然需要的奴役中要求解放，从超验论和假内在论（它也是一种超验论）要求自由”，“把历史看成人类的作品，看成人类意志和心智的产物，这样，它就进入了那种我们将称之为人本主义历史的历史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克罗齐明确把“历史”定义为人的“心灵作品”，并刻意将其与没有心灵活动参与的“自然史”加以区别。“历史”的性质如此，加之历史家始终是以个别及确定的人事而非以整体存在为研究对象，方法上无法作“外在重建”，而只能是“内在的再造”，主观因素参与就更加不可避免。
然而，因片面强调“物质第一性”，对于人类认识论中被视为“唯心”的命题，学者多持批判态度。应当承认，带有“唯心”色彩的历史命题在逻辑上确实不尽周延，与唯物史观把物质主义强调到极端相反，唯心史观将人的主观心智作用强调到极端，不免失之偏颇。但若站在“心物二元”立场，执两用中，或站在辩证立场，讲究对立统一，也可发现其认识论的某些合理性。这正是在历史研究中“实证”被强调得过多的情况下，需要适当提倡“虚证”的哲学依据所在。
（二）
不过历史研究不能以“思辨哲学”作为入手功夫，而要讲究具体的研究方法。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说：“尽管历史学家们在对科学权威的信仰上变得小心翼翼，然而他们确实是怀着这种信仰在进行工作，即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而非想像中的过去，这个真实的过去虽则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心灵的媒介才能接触到，但他却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逻辑方法和思路。”
从方法论立场看，我所理解的“虚证”不是捕风捉影，不是凭空捏造，不是添字解经，而是梁启超笔下与“实验”对应的“冥证”，是指历史研究中复杂的运思与抽象证明过程。在此过程中，应明确基本学术观点，详尽而又严谨地展开论证，有立论，有驳论，有推理，有演绎，有归纳，有想象，有假设，有虚构，有臆断，有创制，有关联性思考，有研究结论，有时甚至需要陈寅恪所说的“神游冥想”和“心通意会”。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既要为自己的思想见解提供证据，更要建立证据链和分析论证的逻辑链，证据可能具有部分客观性，证据链的形成则是基于事实的主观运思，至于逻辑链以及与此相关的认识论框架，则是纯主观建构。这一充满思辨的学术制作过程，指向性只有一个，就是“证明”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的构想。
胡适说：“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前者用以“严格的评判史料”，近于科学；后者则偏于艺术。因为“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需要“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有时“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可见胡适对属于“虚证”功夫的“史料评判能力”及历史“想象力”的重视，亦可见历史学者在时过境迁之后努力重建“历史”，需要何等的苦心孤诣。
全球史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在一篇或属“微观史”的文章中提到一则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趣事，可支持胡适对“想象力”的主张。众所周知，布罗代尔强调历史研究中长时段的重要性，尤重“结构”分析，相对忽视“人事”。1967年，帕克（Geoffrey Parker）在写博士论文期间，拜访了在法国的布罗代尔，向他请教“历史学家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帕克原以为布罗代尔会给出诸如“努力工作”或“语言能力”之类答案，结果他只给出一个词：“想象力”（imagination）。这一回答让帕克印象深刻，直到40年后仍记忆犹新。胡适与布罗代尔强调的“想象力”，均属“虚”的性质，可见形上功夫对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当然“虚”不能离开“实”，体现虚实结合证明功夫的学术在清代“朴学”那里表现得颇为鲜明。乾嘉时期的考据，依据的是材料，运用的却是严格的分析归纳方法，遵循后来被视为“科学”的原则，苦苦运思，层层推导，得出结论。梁启超转述戴震之言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三者仆诚不足以与于其间，其私自持及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所谓“识断”“精审”，需要刘知几强调的“史识”，显然属于主观认识的功夫。胡适据此认为清代朴学家已经有了“科学精神”，正是从清代学者的治学经验里，胡适总结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强调“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所谓“大胆假设”，其实就是“虚构”（fiction）即主观构想与创制发明；而“小心求证”，如果不只简单罗列资料，而是包含分析推导判断，亦带“虚”风，属形上思辨范畴。
但历史研究中“虚”的建构须有讲究，应符合生活常理与事实逻辑。《左传》记晋灵公派刺客鉏麑刺杀赵盾一事，堪称“虚构”的成功案例。晋灵公不遵做国君的规则，横征暴敛，专断独裁，奢侈荒淫。大臣赵盾和士季苦心劝谏，晋灵公不仅不纳忠言，反而派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凌晨潜入赵盾家中，试图行刺，却见房门洞开，赵盾已穿好朝服准备上朝奏事，只因为时尚早，先坐着打盹。鉏麑见此，心中暗想：“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于是一头撞死在槐树下。可以想象，鉏麑死前内心一定十分纠结，但他未将内心活动告诉任何人就自杀了，也没留下遗嘱，左丘明如何知道他临死前的内心独白？这明显是虚构，也有人提出质疑，但所作“虚构”符合情理，即便是批评者，也未必能想到更恰当的鉏麑自杀原因的解释。
不仅《左传》中这类“虚构”具有历史认识上的合理性，就连“无中生有”，也是历史研究一项重要的“虚证”功夫。在中国语言中，“无中生有”常被用作贬义。其实世事之有无从来都是相对的，无也就是有，有也就是无。《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揭示了有无依存及相互转化的关系。史料之有无亦类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把史料区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类，认为消极性质的史料也十分重要。而梁氏所谓“消极史料”其实就是没有史料。明明没有史料如何能“无中生有”？梁启超解释说：“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他以清季中外交涉案为例论证说，道、咸以还教案数量占到全部中外交涉案的十之六七，当时士大夫论著时势，均认为是一大问题。迨光宣之际，教案日少一日，入民国之后，则几乎没有。梁启超认为，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没有史料”实际上是一种“消极史料”。他强调指出：“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求之，故能注意者鲜矣。”甚至某时某地某事之史料近乎全无，也可以从异时异地他人他事留下的零星史料与数据，类比推导，获知大概。这样的史料对所论人事，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可称作“抽象的史料”，但合理运用，未尝不能产生证明效果。就重要程度而言，此类史料“殊不让积极史料，盖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发生，前代极普通的事象，何故愈时乃忽然灭绝，其间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而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矣。”
梁氏所言，颇中肯綮。盖世间许多未被发现的东西其实并非真不存在，说“无”者很可能是视而不见。一些隐形的存在，要能真正见闻明白，主观认知的作用至关重要。白居易《琵琶行》里“此时无声胜有声”，就是有无转化，无中生有，无声亦含音乐功效的绝妙写照。绘画也一样，高明的画家很少会将画面填满，而刻意“留白”。“白”不等于空白，“留白”是一种构图法，是以无实际物相的方式去表达画中意境，以“无相”表达意象，看似虚境却又不虚。“白”乍看似无，细想则有。越是写意的画家，越讲究“留白”，有了“空白”，想像的空间才大。这也是“无中生有”的习见事例。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虚证”既是引导历史研究达至崇高境界的途径，也是步入历史研究殿堂的起码门槛。原因在于，历史研究之“虚”不仅体现在上文已提及的论证上，也体现在史料搜集上。如果研究者没有主观想法，有时甚至连作为研究起步的资料搜集工作也无法展开，只能算是史学研究的“门外汉”。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弗尔曾引用心理学家达斯特的话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你也不会知道自己找到了什么。”此言从心理学立场说明，对文字材料是否“史料”的判断，早有主观因素参与其间，本身就不尽客观。有人认为历史研究就是搜集史料然后让史料说话，好像有了史料，历史就可不证自明。殊不知同样的史料，因为制作与使用两方面的主观性，见仁见智，解读异趣，任何史料都不具有唯一的说明性。因而，史料重要，解读更重要；独家占有的史料重要，但对寻常史料不寻常的认知更重要。
至于档案，因其具有的原始性质，对历史的证明价值或超过寻常史料，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但档案的利用也常常需要主观因素参与其间。上文提到的戴维斯，长于利用档案做微观史，对档案研究颇有心得。她写《马丁·盖尔归来》等书，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据说曾“合理的虚构”了某些情节，并坚持认为这些“虚构”经得起严格的历史检验。虽然与她大致同时的一些历史学家，比如写《奶酪与蛆虫》的金兹堡就坚决反对她这种做法，认为历史不能虚构，然而她这样做也有其理由。她做微观史，史料殊难尽如人意，但她又追求“故事”的连贯，所以另辟蹊径，在历史叙事中加入“合理”想象，弥缝罅漏，导致“档案中的虚构”现象出现。戴维斯所为，站在科学主义的认知立场，固属“越轨”，若居于“后现代叙事史学”的认知立场，亦未尝不可接受。
对于历史研究中属于“虚证”手段之一的“虚构”，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见解最为独到。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指出：有人说对于《伊里亚特》，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你又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对此汤氏评论说：所有的历史都同《伊里亚特》相似到这种程度，它们不能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仅是把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就已属于“虚构”所采用的方法。一般认为，历史学家如果同时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可见对历史研究而言，虚构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一部历史著作成为“伟大作品”必不可少的制作元素，亦可见历史学者不仅需要崇实，更要务虚。
（三）
在历史的“虚证”过程中，除了基于想象的“虚构”及遵循思辨逻辑的“臆断”，理论的运用也不可或缺，是将历史研究推进至形而上认识层次的一大关键。
今日学者习用的史学理论主要来自西方。西方史学理论多元，流派众多，近百年来，除了国人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外，诸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形态理论、生命派历史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等，层出不穷。在方法上，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科学史学等，作为“工具理性”性质的存在，对于历史研究均有积极功用，尽管适用范围各有不同。
高度抽象理论的恰当利用，对于提高历史认识层次极为重要，对于习惯作“宏大叙事”的学者尤具指导意义。比如，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关于事物发展变化呈“正-反-合”运动轨迹的“三段论”，用于认识宏观历史现象就极具价值。冯友兰曾用“三段论”来描述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认知及其变化。指出传统国人的文化立场是“信古”，认为古代一切都好，且越古越好，对古代文化及制度盲目崇信。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尼采“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的信条受到追捧，国人的文化观骤然变成“疑古”甚至反古，故有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反孔非圣，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的激烈思想及行为。后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以平和心态对待传统文化，“疑古”变成“释古”。冯友兰认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之变化，体现了事物“正-反-合”的发展变化逻辑。这是用黑格尔哲学“三段论”认识中国学术史及国人文化立场变化的一个经典学案。
此外，抽象认识框架的建构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虚”功。梁启超所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堪称运用新的认识论框架进行研究的成功范例。这项“研究”由其学生蒋方震为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向老师索序引起，在后来独立成书的这篇“序言”中，梁借用“Renaissance”所含“复古”意蕴，以及佛教“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的说法，逆向求索，研究中国“文艺复兴”之道。指出中国的“文艺复兴”即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发展同样是一个分为四期、不断从形式上回复古代文明的过程：先是复两宋之古，继复“汉唐之古”，再复“西汉之古”，最后上溯到先秦，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这种看似光复旧物的努力，实含文明再造的新机，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发展。虽然梁启超的解释不免套用西人（佛亦西来）概念之嫌，暗含的历史循环论亦属舶来理论，但所论对于解释高度信仰古代文明的国人思想的近代变化，对于认识习惯“托古改制”即假借古人行变法之事的近代国人的思想与政治行为，无疑是一极具启示性的主观认识路线。
类似成功学案尚多，兹不赘列。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虚证”并不是脱离了历史本体的凭空臆断。历史研究中的虚实关系颇类范缜《神灭论》中阐释的形神关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于神，不得相异也”，两者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名殊而体一也”的关系。不过从研究立场上看，“形”与“神”不可等量齐观。主张“实证”者就未将二者比肩看待，而是将“形”放在高于“神”的位置。但鄙意以为后者位置似应更高。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器之辨，《周易》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按照《周易》的标准衡量，一味走偏重史料搜集，强调事实重建，认为“事实胜于雄辩”的研究路线，必然会因对“道”的疏离而陷于形而下的低浅层次。章学诚曾批评清代一度出现的片面强调“征实”的学风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其“文”已至“通”之境界的蒙文通先生，亦十分警惕“有实无虚”，曾告诫年轻学人：“史料是实，思维是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他以治经为例解释说：“若只能讲些六经义例，做些‘道问学’的功夫，而把明庶物、察人伦、致广大、尽精微等一般‘尊德性’的事都放置一边，也还是未到顶上的一层。不能作明道的学问，那还算不得一个造诣高深的学问家。”蒙先生所说的“道”，显然不只是内在的人伦道德，而应包含外在的天道物理，所谓“明庶物”“致广大”“尽精微”，虽被蒙先生纳入“尊德性”的范畴，实际也包含研究方法上“虚”的讲究，将学问上升至如此境界，才是其作为学者做人及做学问的最高追求。
当然“虚证”也得遵循法轨，如果随心所欲，所做结论也难以成立。曾国藩读古代史书有关战争的记载，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说古代史家最受后人尊崇者莫过班、马，就才学言，“班固不逮司马子长远矣”。但即便是司马迁，其《史记》也不尽可信。他说《史记》最好的涉及战争的篇目是《淮阴侯传》，其中写得最精彩的韩信克敌制胜的办法为“沙囊壅潍”与“木罂渡河”，但两种办法均违反常识，不可置信。他根据自己领军作战的经验判断，这是没有战争经验的司马迁采信传闻所致。在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曾发生著名的“靖港之战”。此战湘军惨败，曾国藩为总结教训，战后召集参战将领，命其讲述战役经过，结果言人人殊，有的说法甚至截然相反。亲自参战的军人尚且如此，从未打过仗的文人更不待言。由此曾国藩推断古来史书言兵事者多系伪造。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军事是极质之事，《廿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事，战阵为何物，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这是“虚证”不合事理逻辑而遭人诟病的突出史例。
不过研究者不必因噎废食，对历史研究而言，形而上的主观建构仍是有力的叙事与证明手段。况且强调历史研究“虚”的一面，并不意味着对“实”的否定，只是严格地说，今日学者强调的“实证”多不得要领，有所偏颇，重视了史料上的所谓“实”，而忽略了论证过程的“虚”，把“证”当成了名词而不是动词，方法上出现了严重缺陷。眼下中国已进入学术论文高产期，但各类学术期刊推出的历史学论文，大多偏重历史事实重建，堆砌史料，平铺直叙，缺乏思想见解，没有逻辑设计，见不到形上层面的建构，“实”尚差强，“虚”则不足，充其量只能纳入纂述及纪实作品之列，很难上升到属于“心智活动”的历史研究层次。
（四）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国学者很少受过严格的思维训练有关。西方国家自古就有思辨术，将抽象的思维能力发展到极致，现代西方大学里也有思维训练课程，就连口头表达如演讲，也有专门的课程训练。中国先秦时代曾一度盛行思辨术，名家学派代表人物公孙龙的“离坚白”和惠施的“合同异”之说，以及“白马非马”一类被视为诡辩的命题，乃是古人重视思辨的产物。正因为重视思辨，故先秦时代思想学术高度繁荣。“秦王扫六合”之后，政制统一；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思想统一，只认同，不求异，思辨在中国学者及其著述中日益少见。而在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盛行，哲学家曾围绕“天堂里的玫瑰是否有刺”激烈争辩，看似无聊，实则是在揭示人类认识中的悖论，对于思维训练很有作用。到了人文主义兴起的启蒙时代，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启蒙思想家对于《圣经》的批判性研究已被作为“高级批判的一种练习过程，这种高级批判，以后能够而且确已运用于一切学术方面”。西方带有批判性的思辨传统，从神学与世俗两方面在今天的欧西社会得到传承，而中国先秦的思辨及立说传统在秦汉以后“大一统”的政治及思想文化格局下，未能发扬光大。
今天中国的学生更是很少受过这方面的严格训练，人文学科的学生尤其差劲。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大学，至少历史学系，基本没有专门的思维训练课程，甚至罕闻有哪个学校将逻辑学列为必修课，加上中学文理分科，带有逻辑训练性质的数学训练不够，以致很多文科学生都存在思维逻辑的缺陷，毕业之后从事学术研究，思维训练的先天不足便暴露出来。比如有一种在学生中流行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不能用归纳法。这是什么道理？归纳与演绎如鸟之双翼，是人类思维的两大基本方法，从事历史专业的学术研究怎能不用归纳法？实际上，类此“某学科不能用归纳法”的判断，本身就是“归纳”所得，而古今学术史上随处所见各种历史研究结论，泰半都带归纳性质。尽管历史因无法在真正意义上“重演”，不能“回到实验室”，加之例证不全，归纳无法周延，因而不宜期待历史学者做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归纳结论。但具体的归纳判断则必不可少。不归纳，如何能下断语？不下断语，一切存在均模棱两可，历史研究还有何价值？但历史研究不能用归纳法的意见却殊少有学生怀疑。学生是中国学术的未来，可见加强包括思维逻辑在内的“虚”的功夫训练、提高主观认识能力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从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对“虚证”的强调也十分必要。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国内学者间的学术段位之别，中外史学的高下之差，主要并不体现在对史料的掌握上，而是体现在形而上的分析层面。史料的掌握是苦功夫，笨功夫，任何人，只要舍得做，愿当苦行僧，假以时日，都可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但认识能力的提高却非堆砌时间就能奏效，若不刻意训练，永远都不能到达学术的至高境界。况且，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资料的数字化以及查找资料的网络化，使资料搜集整理的难度大大降低，掌握起码的资料已不是学者面临的主要困难。对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读眼前浩若烟海又云遮雾障般的史料？在已经搜集到的资料根本不可能看完的当下，应该怎么做有价值有意义的历史研究？
答案显然只能是虚实并重。但在中国史学界“实”尚差强“虚”已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宁愿更加强调试着走一段偏重“务虚”的路线。汉学家德沃斯金指出：“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我们已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历史学的灵魂不是按年罗列事实，而是解释。”“任何历史著作要取得足够的连贯性，取得‘叙事’的称号，都是虚构。”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曾经从康德的知识论中借取“建设性”这一概念，提出历史研究中“建设性想象”（constructive imagination）的概念，这是对历史研究中“虚证”更具学术意味的表达。中国的历史学者，如果能够从科林伍德提出的“建设性想象”概念中汲取灵感，历史研究或将呈现新的面貌。
然而现实的导向似乎有些异趣。以双一流建设中备受高校重视的国家课题为例，近年来，国家加大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基金投入，这是好事，值得赞许。但国家课题的设计亦出现重视“实”而忽略“虚”的明显偏斜。从最近若干年国家“重大课题”指南上看，诸如“某某档案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之类课题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受此影响，为数众多的学者（有的十分优秀）为获取国家“重大课题”，将精力耗在其实无需整理的档案及其他各类历史文献的“整理”上，形而上的研究工作只是课题研究中的点缀。虽然某些档案资料的整理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很有必要，但大面积上这类课题，蔚为风气，就明显存在偏颇。就历史研究而言，属于第一手资料的档案无疑至关重要，但档案的问题不在整理而在保护和利用。保护的最佳手段是将档案数字化，然后将原档以技术手段妥善保存不令损毁。利用则是凡过了国家规定保密年限的档案就要解密，成为公共资源，能让人看。相比之下，档案“整理”很大程度上是做无用功。因为对真正从事研究的人来说，需要看的是原档而非整理过的档案（数字化的档案若未做非数字化的加工亦可视为原档）；对不做研究的人来说，整理了人家也未必看。且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立场看，今天让那么多优秀学者劳神费力从事的档案数字化工作，十年后很可能几个工人在档案馆工作人员指导下就能在短期内轻松完成，事半功倍，且质量更好（比如录入方式集成化及所作数字化文件可自由转换成各类可检索文本）。国家社科基金的设置具有学术“司南”及“风向标”的重要作用，要明白真正高段位的历史研究是形而上的研究，是要出思想出认知，要做到培根说的“历史使人智慧”，如果不把学者的用心朝着这一方向引导，中国的人文社科学术前景将不容乐观。
或有学者担心，过分强调“虚证”，突出形而上的“证明过程”，将导致有形历史本体的弱化。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得意忘形”，往往被狭义特指为因心意得到满足而失去常态。在我看来，这个成语也可做正面解读。比如从绘画的立场上看，如果你是标榜写意甚至大写意的画家，你的作品达到了“得意忘形”的境界，那么所谓写意派画家的称谓就名实相副了。同理，如果你是历史学者，你的历史写作能够基于历史资料，写出一般人看不出的历史意义，有时甚至因此而忽略了作为实体的历史形态本身的存在，进入《周易》称为“道”的形上境界，“得意忘形”则是得“道”的最佳写照。
鉴于现今历史研究中“实”的功夫尚属差强，“虚”的功夫严重不足，鄙人呼吁学术期刊在强调“实证”的同时，适当宣传学术思想中的“虚风”与历史研究中的“虚证”，使中国的历史研究能虚实结合，既有清代学者的“朴学”基因，有兰克史学的传承，又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物质性强调的赓续，更有中西方古代思辨哲学遗风，使我国的历史研究真正上档次。司马迁作《史记》，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抱负。我想每位研究历史的学者，也都希望为历史留下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思考。再次借用笛卡尔的话“我思故我在”来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如果不思考，研究中没有主观的“虚”而只有材料的“实”，你就永远不会成为学术史上一个真实的存在，因为材料并不属于你。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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