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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超然:暑期学校研修报告
2019-08-07 16:39     (阅读: )


在本科阶段的明清史学习中,我所涉猎和利用的史料主要以传统的正史、志书、方志、文集、笔记等类型为主,并且多集中于江南地域。直至研究生阶段,我才初次接触到了大量的地方档案与文献,这无疑大大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使我得以对明清社会、经济、法制等诸多面向有了更加细致入微的体察和了解。随着对《巴县档案》的研读日渐深入,我的研究兴趣也更多地从江南转向了西南地区。然而,新材料、新地域和新知识在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给我的学习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在此次研究生暑期学校当中,我不但系统地学习了各类地方档案与文献的研究方法,而且还结识了一批有着相同研究志趣的同龄人,这使我更加坚定了利用地方文献展开研究的志趣。

在为期五日的密集授课中,各位专家学者以地方文献为基准,针对明清史研究的数个关键议题予以阐发,向我们展现了如何在史料与问题、文献与方法之间建立联系,并就如何开展一项问题意识明确、材料支撑稳健的专题研究做出了示范。在师生互动过程中,老师对于我们的困惑和疑问给予专业指点,使人常有醍醐灌顶之感。

例如,刘志伟教授在有关明清乡村的宗族与国家的演讲当中,通过对族谱的文本分析,结合田野调查的经验,提出应该超越人类学的眼光,重新认识中国的宗族,认识到宗族更多地是包装了系谱、血缘、继嗣的外壳的政治组织地方组织,在血亲关系之外,更加强调其与地方社会的紧密联系。此外,刘志伟教授结合秦汉以来的传世文献指出,聚族而居并非中国社会生活的常态,那么明清以降一些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所出现的宗族社会现象便值得探讨。刘志伟教授认为,这是因为“社会地位的不断分化给宗族整体带来了利益,刺激人们留在宗族内部,成员的增长产生了增加合作资源的可能性,为进一步的社会地位提升提供基础”。而这些利益的刺激应与当时的国家政策、地方开发进程相关,需要配合对于“齐民社会”(王朝编户的身份)、“国家贡赋体制主导下社会结构”(里甲制)、“家庭-家户(粮户归宗)“户的性质的转变”(单系继嗣群体的构成)等核心问题的研究予以综合理解。

伍跃老师则首先就日本学界对明清档案的利用与研究展开介绍,这使我们意识到,由于语言的隔阂和引介的局限,国内学界对于日本学者取得的明清史研究成果依然缺乏全面的了解。例如许多学生只单纯地认为滋贺秀三先生是基于传统史料得出了官员是依照“情、理、法”判决案件的结论,而未能了解到其同时对清代州县档案也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此外,伍跃老师带领同学们针对《巴县档案》中的两个案例进行史料研读,从中追踪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和蔓延的过程,并对“皇权不下县”一说提出质疑。伍跃老师还总结了明清档案研究的基本方法,即识字体明典章溯史源趋田野勤交流,这对于学生们的日常学习和研究具有极富价值的指导意义。

吴佩林教授在对近四十年清代地方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的回顾中,强调了档案史料的特殊价值。档案文献不仅包含一般的公文、诉讼文书,而且往往还收入与案件有关的契约、票据、碑刻等材料。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诉讼案情能够将多种材料串联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研究者可以从中了解这些文献是如何在地方社会中被生产和运用,并由此认识到一个更加丰满的社会生活面貌。吴佩林教授指出,以新近开发的《孔府档案》为例,其不但历时时间长、档案数量多,而且内容形式极其丰富,既有官方档案,又有私家文书,展现出多个层次的历史面貌及其互动过程。吴佩林教授选取相关档案,针对明清曲阜独特的世职知县制度展开分析,从中看出世职知县选授的不断变化表现出朝廷、孔府、曲阜县衙三种力量的角力与碰撞,其背后则是孔氏大小宗之间、满汉之间、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矛盾。

曹树基教授详细介绍了浙南石仓文书的发现与整理过程,从中可见地方文献的发掘不但需要学者和文史工作者的积极探寻,也需要一定的机缘巧合以及民间力量的支持。基于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结合新近开发的土地契约文书,曹树基教授对于中国传统地权研究提出了新的方法论,即不再采用“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析框架,而采用“处置权”、“收益权”与“使用权”的分析框架,由此对“典”、“卖”、“押租”、“一田二主”等核心概念予以新的诠释。此外,曹树基教授还参与了工作坊论文的点评,从选题、构思、论文框架、写作规范等方面对同学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期待。

经过五日紧张而充实的学习,加之与同学好友的交流,对于地方档案及文献尚处于入门阶段的我收获了一些个人的感悟。首先,相对于一般的传世文献,地方档案和文献多属于新近开发之新史料,因此,充分了解此类史料的发掘、整理、保存及出版过程,有利于我们更加恰当而有效地查阅和运用材料。换言之,在利用材料开展历史研究之前,恐怕需要首先了解材料本身的历史。

其次,基于地方档案与文献的历史研究应具备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旨趣,并能在新史料与传世史料之间建立联系,使其互为补足,而不能简单地沉浸于海量地方文献之中,丧失对大历史和传统核心议题的关怀。在授课过程中,专家学者已经向我们揭示出,地方档案与文献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呈现出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而且还在于其能够对历史学研究中的许多经典核心问题(地权、官制、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如果缺少对传统史料的研读以及对学术史的梳理,完全单纯地以地方文献为出发点,则容易迷失于繁琐细碎的历史细节之中,而难以在学术研究中有所突破。

再次,虽然地方档案与文献多呈现民间社会的生活面貌,甚至详尽至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但是研究者依然需要意识到,地方社会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自为的社会空间,即便在小民的生活中也始终有国家的在场。利用地方文献对“国家-社会”、“官府-民众”的互动关系予以分析,或许能够实现微观案例与宏观历史的对接,有以小见大、管中窥豹之成效。

为期一周的“明清以来的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生暑期学校已经落下帷幕,感谢历史文化学院成积春院长、吕厚轩副院长、吴佩林老师、孙锋老师、续大鹏老师以及各位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带着各位老师的教诲和指点,以及同学之间的相互勉励,我们将继续在地方档案与文献的研究道路上砥砺前行,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便会有缘再聚。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2017级硕士生 马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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