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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秋丁特刊】修齐:释奠与尊孔
2019-09-07 16:37   审核人:   (阅读: )

原创: 修齊123  

今值仲秋上丁,传统释奠先师孔子之日,故谓之秋丁日。依古礼,丁祭每年春夏秋冬四次(春秋官祭,冬夏孔氏家祭),惟因历史原因,丁祭之不行业已百年。吾国膺五千年悠久历史,素名礼义之邦。然“悠久历史”不过一历史“材料”,无可恃为能者,必使民智蒙化,始副其名;而启我民蒙,又实先崇圣,故著文以纪之。

先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述六经、垂宪万世,不但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文化人格化的总代表和人类精神语义符号的象征,构成了中国民族最广泛的信仰组成。孔子整理六经,开创了东方儒家文明,一如钱宾四先生《孔子传·序言》所说: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及其大臣,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2500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启心扉,在此5000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又如先生在《孔子诞辰纪念辞》所云:“孔子实亦代表了中国之民族性。孔子不仅把他自己来教人,乃是把他所学于古人者来教人。”先师孔子生于衰周之际,以天纵之资,继往圣、开来学,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镕均六经以授弟子,其后诸贤递加祖述,乃有复礼归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儒家之学。其手订六艺,布之民间,使人知典常,家识图史,在中国学术、教育、政治史上,上承王官、下开诸子之先河。孔子对人类文明、中国文化之贡献,对中国学术、政教之影响之所以永不刊灭者,正是因为他继三代王官学之后,成为人类史上开平民教育之第一人。孔子以圣人之资承接了帝王之统,亦终结了孔子之前“治教出于一”的帝王之统,而六经系统的成立,则更昭示着“教统”的确立。易言之,通过六经的传承,孔子非但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思想的成立更赖之而形成。若就历史来看,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每一次变动,无论是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还是宋明的理学以及清代的朴学,都不约而同地必然返回到孔子与六经。王船山“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读通鉴论·卷一》之说,洵为不刊之论。故章太炎先生述曰:

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渔钓饭牛而兴者乃适遇王伯之君,乘时间起,逮乎平世则绝矣。斯岂草野之无贤才,由其不习政书,致远恐泥,不足与世卿竞爽,其一二登用者,率不过技艺之官,草隶之事也。自孔子布文籍,又养徒三千,与之驰骋七十二国,辨其人民,知其土训,识其政宜,门人余裔,起而干摩,与执政争明。哲人既萎,未阅百年,六国兴而世卿废,人苟怀术,皆有卿相之资,由是阶级荡平,寒素上遂,至于今不废。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世无孔子,则宪章不传,学术不起,国沦戎狄而不复,民居卑贱而不升,欲以名号列于宇内通达之国难矣。今之不坏,繄先圣是赖,是乃其所以高于尧、舜、文、武而不算者也。(《太炎文录初编·卷二》“驳建立孔教议”)

春秋之时,周衰道微,民生凋敝,孔子独突破屯艰而兴起,绍述上古先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以昭示群生、垂宪后世。吾人应知,儒学固非一人一时之思想理论,孔孟亦绝不混同诸子百家之一家。孔子设教,本诸周文,为二帝三王文明教化之演进。所谓亲亲之杀,尊贤之等,进而演为五伦。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他删述六经,就完全以此为基础。后经孟子道性善之阐发,顺仁义之心而直向上达,遂开启了儒学广大精微之理境。关于这学理上,虽不必人人都懂,人人赞同(实则不赞同者亦仅因其知不及也)。但不懂却強欲反对,则純係意气与肤浅(如五四时诸名流名士)。倘说文化是证明一个人的民族国家身份的东西,那么,由孔子所开出的文化,则不仅应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身份证,而更是“人之为人”的身份证。因此,如果说孔子之文化传统与孔子本人改写了中国整部历史还稍显太过,那如果讲中国学术文化,则必以孔子与其文化为中心。元儒阎复尝云“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更是句句写实了。

《荀子·礼论》篇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吾民族较之于世界其他民族有一非常明显之特别性格,即所谓之报本追远。人类的一切发展均离不开其最始之创造,即便现今一切制度、思想、观念也均具有其历史渊源,而并非凭空骤起。故我们可说报本乃是人类最基本之道德。《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释奠先圣先师之礼,在三代即已有之。《文献通考》云:长乐刘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虞庠则以舜为先圣,夏学则以禹为先圣,殷学则以汤为先圣,东胶则以文王为先圣,各取当时左右四圣成其德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学之法也。(《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学校考四》)。由此可见古人之报本情义重,和对文明之敬意,跃然纸上,这种对于文明的敬重和归依,也成了中国民族几千年来的共性。

历史上,由三代而自汉,历魏晋再至唐玄宗以前,王朝虽屡有释奠之实,其仪却史无明文。正是随着《大唐开元礼》的颁定,释奠礼才有了详细的规定和仪节。唐代所定的释奠礼,对后世影响巨大,由宋讫民国,揆诸文献,释奠先师之礼,无不由唐礼损益而来。非惟如此,唐代以前的国家祭祀层级,均是《周礼》所说的天神、地祇、人鬼三个层级而已,至唐代,先师祀典正式与之并列而四,正式列入国家祀典中。《唐六典·卷四》: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祀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

孔子乃千年礼乐之宗,万世道统之系,孔庙祀典更是象征和包含了文化、政治等多种成分,并且世代相延,与国家之戚休,事业之荣哀紧密相关。一个民族崇仰其圣人,纯为自然,倡导文化以教民众,更为国家急务。孔子以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文化,非惟一人一时之思想,实为中国五千年之道统文化,此非定一废百,惟有在孔子所显出之人类常道精神之下,才能確保独立思想,而不陷于狂悖。清人庞钟璐在其《文庙祀典考》中曾言:夫欲敦教化,厚人伦,美风俗,必自学校始,学校崇祀孔子,附以先贤先儒,使天下之士观感兴奋,肃然升起敬畏之心,油然动其效法之念,其典至巨,其意甚深。宋元间的大儒熊禾亦云: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古者建学校立师,教学为先,而其所学则以道德功言为重,而道其总名也。(《勿轩集·卷二》)国家治教何所先,民族文化何所本,豈便轻觑哉?故牟宗三先生有云:

凡是文制都是表示现实生活上的一个常轨,有普遍性,有一般性,民主政治是政治生活的一个常轨,所以民主政治也是今日的一个文制,西方除科学外,惟赖有民主政治与宗教这两个文制,才能维持他们生活的常轨,我们不能拿西方的宗教来代替,耶稣教不能移植到中国的民族性里面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文制(理由我这里不必说),我们还得根据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圣人来建立文制,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祀孔与读经》)

释奠礼的祭祀对象,除孔子外,还包括从祀的四配、十二哲、及东西两庑172位(讫1919年)先贤先儒,其间不但包括历代儒门高士、孔门高足,更有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陆秀夫、王夫之,顾炎武诸人,这些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和民族精神的建立,实在功莫大焉。孔庙的从祀制度,彰显了国家政治对于学术之尊崇与学校教育内容的重视,明人李之藻在《泮宫礼乐疏·从祀沿革疏》中说:其从祀何也,圣人之徒,亲炙私淑不必同,然躬任斯道,羽翼绍眀,夫皆有功后学,列诸祀典亦崇德报功之义也。李氏所谓的崇德报功实际道出了孔庙从祀之标准,崇德乃个人之立命,社会风俗之醇厚,国家天下安顿之关键;报功,则是指发明孔子之道之功,报裨益伦理民生之功。这二者实是一个社会所需的客观的揆守与信念。有此种揆守方能识大体,而谋国以忠;无此种揆守,则必发展为痴愚狂荡而后已。船山先生曰:“害,莫大于肤浅。”真慨言也。

关于祀期何以安排在“上丁”之日,历代文献多有说辞。《礼记·月令》:“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孔颖达《礼记正义》云:“其习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壮成就之义,欲使学者艺业成故也。”祀期取丁,应与战国之后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密切相关。五行之中,火有文明之象,丙是火之初,丁是火之盛。于丁日举行对先师的祭祀,正蕴意礼乐文明的薪火传承之意。明人李之藻氏云:

祭必用丁,盖丙丁属火,文明之象,而丁其明之盛,丙其明之初,故祠令用丁不用丙。至日质明行事,亦取阴阳之交,神属阴,神就人,阴交阳也,故求之阴阳之介。(《頖宫礼乐疏·卷三》)

清人金之植的《文庙礼乐考》则说:“东汉元嘉二年,诏祀孔子依社稷春秋行礼,盖社稷春祈秋报,岁两祀。”同时,金氏又以祀期所取日月综合分析曰:

春秋两祀起于东汉元嘉二年,二仲月起于北齐天保元年,日用上丁起于开皇元年,然国学与州县异制。贞观中又复有四时致祭之诏,至开元而制乃定,今因之。或曰,月用仲,以时之正也;日用丁,丁阴火,文明之象也。或又曰,春秋仲月属阴,丁属火,取阴火文明之象。(《文庙礼乐考·祀期》)

而生辰祭祀,不知起源于何时。揆诸史乘,其祀虽也偶见于金元,但彼时不过一时之举,而由唐讫清,国家礼典中的先师之祭实皆以春秋二丁为是。清社既屋,民国肇造之初,康有为的孔教会曾于民国二年孔子圣诞时于曲阜行孔子之祀,袁世凯当时派出教育部总长范源濂代表之。在此推动下,嗣后又有民国九年(1920)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于孔子诞辰遣总统府内史刘春霖赴曲阜主持“大成节典礼”并代表致祭故事。此诚为近代以来,国家对孔子诞辰祭祀之开端。然则有关孔子之圣诞的具体日期,古人争议聚讼纷纭,今人亦实难论断了。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阙里书院》2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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