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研社 2019

序

潘光哲

身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殷墟考古事业领导者的李济， 田野劳动，辛苦备至，挖掘所得，整理费时，始终难能竣事；在他看来，如何利用这些考古成果，与传统资料文献相结合，跨越中国国境之界限，将视野投注于东北亚、东南亚与中亚，以求取对诸方地域的史前文化之了解，更是桩蓄势待发的事业。不过，让他忿忿不平的是，在安阳其实没待上几天的美国学者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时过未久，就写出了考古成果综合报告：The Birth of China: A Surve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1936)。即如亲炙过李、顾两人风范的许倬云，在口述历史《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2010）里就回忆说，李济对顾立雅很“有意见”，批评说：“我们还没有发掘报告，他已经写了一本书了”。许倬云则告诉李济：“不能怪人家写得快，只能怪我们自己写得慢。”

确实，顾立雅的贡献，彰明昭著；他者毋言，连在日记里评价顾立雅“狂妄”的胡适，都得在教书时，引用这部The Birth of China作为向学生授业解惑的依据之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整理本）》，就是证据。借这个例证，也足以想见，胡适在最高学术殿堂里教学开讲，向新生世代引证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愧一代“经师” 风范。我辈其生也晚，没有恭逢其盛的机会；借着胡适留传下来的文字纪录，揣摩再三，怀想其景，别有一番滋味。

这部《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整理本）》，是胡适从1944 年11月起，至1945年6月止，在美国哈佛大学开授“中国思想史”的讲课纲要；不仅是梳理胡适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思路必需之资料，也是胡适作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者（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最忠实的纪录。

早在1922年2月23日，胡适就接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正式信函的邀请到哥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 与“中国文学”两门课程。胡适考虑，如果接受邀请，“至多能作一部英文的《古代哲学史》罢了”，自己规划撰述的《中国哲学史》全帙必不能成书，因此辞谢了。此后，胡适得到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的邀请，都未可成行。直到1933年7月，胡适始前往芝加哥大学担任哈斯克讲席（Haskell Lecture）。讲稿所成，就是胡适的英文名著之一：《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Haskell Lectures, 1934）。英国著名（社会主义立场的）史学家，也应国际联盟邀请来考察过中国教育的汤尼（R. H. Tawney，这是当时中国舆论界对他的称呼）当时发表书评，认为没有人比胡适更有资格来解释中国，称许这部书是当时英文世界里研究中国的最佳导论。凡此诸端，足可证明，胡适在英语学术圈里，已然占有一席之地。

盛名所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胡适接受蒋介石要求，前往美国进行舆论宣传与交涉工作；翌年4月，就接到哈佛大学教授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邀请任教一年的来信；正为国事倥偬的他，当然没有接受。直到胡适在1942年9月了却驻美大使的公职，暂时滞居美国纽约，叶理绥重提旧议，并经过当时人也在哈佛的老友赵元任几回催促，胡适终于点头同意，接受邀请，于1944年10月22日自纽约启程前往哈佛大学，开始了为期八个月左右的教学生活。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虽然开设了“中国哲学史” 的课程，更多的则是以“思想史”为名的课程（如“中古思想史”“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汉代思想史”与“唐宋思想史”等等），这无疑反映了胡适对哲学、哲学史的看法，已经出现了变化。本书作为胡适教学授业的蓝图，纲目与例证并存，清楚地表达了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系统构想，更一度激发了他依据这些授课的准备材料，整理撰写一部英文《中国思想小史》的雄心。即使胡适的理想最终未可落实，有心之士想要开展探窥胡适思路变迁的知识探险事业，凭借本书，自是又得一助。

胡适于1944年11月6日第一回登上哈佛大学这门“中国思想史”课程的讲台，“课堂坐满了”，面对满座的美国学生，讲述中国思想的历史变化，如何引起学生的兴趣，增益学生的知识，激发学生的思考，擅于以美国听众为对象发表演说的他，显然胸有成竹。胡适既以自己过去的研究为基础进行教学，讲课的许多内容，都是他在中文著作里已经发表过的，如前行研究者注意不够的费密，就是胡适曾经大花力气的研究对象，也出现在讲课内容里。胡适更屡屡提出美国学生熟悉的西方文化的类似事例，阐释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与特色。像胡适提到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等等论说，就举引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最终“沉沦”的故事，提出比较，短短一句“Cf.the Story of Garden of Eden & the Fall of Man”，想来正是胡适谆谆善诱、企图激发学生理解思考老子的解释空间。以这部书为基础材料，结合胡适的其他英文著作，阐释胡适如何扮演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者，自然深具意义。

本书原件珍藏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馆藏号：HS-NK05-209-001~HS-NK05-209-047），庋藏多年，知之者罕；经过胡适纪念馆同仁献力，完成原件扫描工作，遂即公开于世。自从2007年个人承乏胡适纪念馆行政业务以来，有幸接触这份文献，深感即使它已然以最原始的形态向世众公开，整理辨读，实非易易，因是问津者甚寡；促成出版问世之可能，常在我心。尔后，有幸结识适之先生乡晚吴浩博士，亦为“胡适研究”同好，共商整理出版之百年大计，得其支持，主持编务，任其繁杂，费心耗神，竟可以最便利的形态，贡献于读者；整理工作初毕，荣幸承蒙史学名家、“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惠赐导读，画龙点睛，期为读者“开卷有益”之助，更为本书得以传世永久，提供无限动力。

青年胡适尝言：“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正是无梦想之人耳。”同志之士，合力共为，个人一己的梦想竟可成真，确实可慰。身处史料丛出、文献缤纷的时代，想要更为深入地探索胡适思想世界的多重面向，凭借愈趋多样，足享左右逢源之乐，实是吾辈读书人最大的幸运。有心之士，执此一编，借以叩问追索胡适独特鲜明的精神遗产，绝对“功不唐捐”。相信本书在“胡适研究”的天地里，深具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必将绽放永恒的智慧光芒。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兼胡适纪念馆主任

潘光哲　敬序

2017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