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周启荣 著，毛立坤 译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2-01

一、作者、译者简介

周启荣，历史学博士，现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系及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及书籍传播史等，著有《近世早期中国的印刷业、文化与权力》等。《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以伦理道德、儒学经典和宗族为切入点的考察》最初是周于198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1994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由南开大学毛立坤教授译成中文，2017年末在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毛立坤，历史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近代香港城市史研究，曾在《史学月刊》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研究多项省部级项目。

二、全书目录

导 论 研究对象及其外延

第一章 儒家传统社会秩序的危机与训导主义的应对措施

第二章 礼教伦理与康熙朝的净教运动

第三章 关于宗族组织的探讨：以士绅、地方社会与政府为切入点

第四章 清代初年学者眼中的祭祖仪式与宗族组织

第五章 清代前期的礼教与经学

第六章 净教思潮与汉学运动鼎盛时期的阐释学思想

第七章 “以礼为教”的伦理观与汉学运动的兴起

第八章 礼教主义与士绅文化：以妇女与宗族为切入点

结 语

三、观点摘录

自晚清开始，关于清代儒家思想的研究，无论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还是从学术史、经学史的角度，学者们几乎形成一个共识：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主流，尤其是在道光之前，是考证经学，而乾嘉时期高举的“汉学”旗帜是考证经学发展的高峰。大部分学者把考证学与汉学等同起来，视其为从晚明或更早时期开始的一个学术、思想运动，将清中叶的经学大家惠栋、戴震、钱大昕、卢文弨等人的经学、训诂、古音、文献考证研究视为考证学发展的巅峰。

在解释清代考证学兴起的历史原因时，学者们往往提出一些内在和外在的因素。这些不同的解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从思想史的内部发展来考察，例如梁启超便认为，作为一个思想运动，清代考证学是对于宋明理学空谈性、理的反动；余英时用“内在逻辑”(inner logic)的观念解释清代考证经学的兴起，提出了新的论点，认为儒学有两个根本的取向——“尊德性”与“道问学”。清代经学强调训诂、考证的重要性，正是代表儒家思想重心从明代王阳明“尊德性”的取向转移到“道问学”的取向，这就是儒家“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的兴起。他认为清代儒学重视文献、音训证据的经学考证思潮，其实就是儒学内部固有的“道问学”取向的呈现。相较于第一类解释，第二类解释强调外在因素的作用。晚清的章太炎和近代的徐师复观，把清代考证学视为在满洲高压政策之下，学者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转而埋首故纸堆，从事无用琐碎的饾饤考究的消极结果。美国的艾尔曼（Benjamin Elman）延续了梁启超以来的论点，认为清代考证训诂学（philology）是对宋代的理学（philosophy）的一个反动，考证学一方面受到晚明王阳明思想强调独立思考的影响，但有关清代学者对算学、科学的研究兴趣，他则归功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把西学传入中国的影响。另外，江南藏书的丰富以及通过文人网络流通的书籍、信息交换，更是促成考证学发达的客观因素。这些研究对我们了解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理清了学术思想在承传方面的一些内在线索和外在历史因素。可是，这些研究往往没有把清代考证学放在更宽广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野之中去审视，以致很多现象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研究清代思想史，只偏重考证、训诂方法的特点，不能解释为什么考证经学的内容集中在对古礼的研究。如果仅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解释清代考证学的兴起与发展，那么，为什么清初许多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者，如陈确、万斯大、万斯同、陆世仪、张履祥、徐乾学、毛奇龄、阎若琚、颜元、李塨、陆陇其、汪琬等人，都特别关注古代礼仪制度，对宗法、祭祀、祠堂、丧服、墓制、立后等礼制进行深入研究和激烈争论？为什么从康熙朝到乾隆初年，朱熹的礼学， 尤其是《朱子家礼》和宋元儒者有关礼制的著作，都重新受到研读和广泛的讨论？然而到了乾隆中期，却又受到批判和排斥？为什么汉代的经学家（如郑玄），在康熙朝并没有受到研究古礼和经学的学者普遍重视和特别推崇？此外，为什么清初从文献和训诂角度来怀疑儒家经籍的考证辨伪思潮，到了清中叶反而走向消退？清初，黄宗羲、胡渭怀疑并论证《易图》出自道家，陈确、颜元指《大学》为禅宗作品，毛奇龄怀疑《三礼》，万斯大、顾栋高怀疑《周礼》，阎若琚怀疑《古文尚书》，姚际恒怀疑《中庸》《诗序》《周礼》，不一而足。但是这些对儒家经籍的怀疑和批判的声音，到了乾隆中期之后便消沉了。同样是考证文献、训诂，同样是研究经学，为什么怀疑经典真实性的考证活动在康熙朝大盛，而到了乾隆朝却衰退？强调汉儒经解的近古性与可靠性，为什么却成为汉学家攻击宋元儒者解经不可靠、任凭臆说的理据？另外，在乾隆朝继续对儒家经典怀疑、批判，从事辨伪、考证的崔述的疑古论著，为什么没有受到当时经学家的推崇，却要等到民国初年，他才被胡适、顾颉刚高举为实践科学方法的考证学者？为什么乾隆朝的汉学家如惠栋、戴震等人，推崇的不是西汉的今文经学，而是东汉的古文经学？而西汉的今文经学要到嘉庆、道光之后才重新受到重视？此外，同是从事训诂、考证的明代学者，如杨慎与焦竑，为什么没有推尊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和许慎？他们的训诂学，为什么没有强调必须通过对古音的研究才能解读经书？对汉代儒家和经学思想影响甚大的荀子，为什么被乾隆朝的经学家如戴震、凌廷堪及清末王先谦等学者重新重视？这些问题，按照以往的说法，如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性理、逃避满洲统治者的高压政策、耶稣会士西学的传入、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江南藏书的丰富与流通等等，都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

这些对清代考证学的兴起与发展的种种解释，没有把思想史与当时的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以致忽视了清代考证学兴起与发展的一个更为深刻的、涉及范围更广的思想文化改革运动，那就是自晚明已见端倪，清初日渐加强的一个围绕“礼”而展开的既深且广的思想文化改革运动——儒家礼教主义 （Confucian Ritualism），一股以礼为教、以礼为学、以礼为用、以礼经世的儒家思想改革思潮。

四、读者评价

该书采用传统史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采用了大量抄本、稿本、方志等文献资料和碑刻资料，系统阐述了有清一代儒家礼教思想的演进与嬗变机制。礼教之所以逐渐发展成为融合诸多思想潜流的载体，其根源在于明后期士绅阶层文化旨趣的转型，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调整遂促成了礼教主义思想在清代前期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士绅阶层，对于知识的传播给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破坏日益恐惧，也对女性更为灵活地跨越不同社会等级的流动性深感忧虑，于是推动了复古思想的重振、礼教思想的抬头，儒家净教主义（Purism）思潮便趁势兴起。礼教思想的奉行者，企图通过强化宗族观念来提升民众的道德修养，并增强基层社会的凝聚力，进而重新确立士绅阶层在知识层面、道德层面及乡村社会管理层面的领导地位。

该书的材料、方法和观点圴创新多多，在欧美汉学界曾产生重大影响，其见解为中外学者广泛引用。遗憾的是，出版20多年来，此书一直没有中英本，此次翻译出版，必将会给大陆学界带来陈酿般的学术享受。

（武汉大学国学院硕士 张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