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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 | 钱穆先生诞辰纪念
2019-08-02 19:18   审核人:   (阅读: )


作为弟子,严耕望曾和钱穆朝夕相处了三年,出师后依旧与老师联系密切,是受钱穆影响最大的弟子。谈到老师,严耕望的话充满敬仰与感激:“除了学术方向的引导与诱发,教我眼光要高远、规模要宏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我的鼓励。”

今日是钱穆先生诞辰,特摘录严耕望先生回忆与钱穆先生交往的部分内容,以此纪念。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摘抄

一、武汉大学时期

严耕望先生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进入武汉大学,钱穆先生来做一个月的讲学。

“先生一开讲,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

严耕望先生说他听了先生这番开场白,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他当时正对这两门学问发生浓厚兴趣。听了这番话,自然增加了他研究这两门学问的信心。

钱穆先生讲读书方法,讲做学问的眼光,这位可能尚未得到老师注意的学生60年后还铭记于心。

“读一书,先要信任他,不要预存怀疑,若有问题,读久了,自然可发现,加以比较研究;若走来就存怀疑态度,便不能学。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

“先生勉励各位同学,要眼光远大,要有整个三十年五十年代大计划,不可只作三年五年的打算。这两次讲话,对于我后来的治学都有不小的影响。”

(严耕望)

二、齐鲁研究所时期

严耕望先生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听从钱先生的建议,到位于四川的齐鲁研究生任助理员。

有同学问钱先生:“梁任公与王静安两位先生如何?”先生曰:

“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王先生讲历史考证,自清末迄今,无与伦比,虽然路径是第二流,但他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绩不可磨灭。考证如此,也可跻于第一流了。”

严耕望先生说他也想到,做学问基础要打得宽广。但他觉得大本大源的通贯之学,实非常人所可做到;他自觉天资有限,求一隅的成就,已感不易;若再奢望走第一流路线,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先生曰:

“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

“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抵成就。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倘使走来就是小规模的,等到达成这个目标后,便无勇气。一步已成,再走第二步,便吃亏很大!

“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这难道是必然的吗?是自己功夫不深,写的东西价值不高!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为要著……

“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又一次晚饭后,在前庭步月,谈到中国学人读书之不易,先生曰:

“中国读书人在未成名之前,要找一碗饭吃,都不太容易;一旦成名了,又是东也拉,西也扯,让你不能坐下来好好安心读书!……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

严耕望先生说,最后一番话对于他的影响极大。而严耕望先生以下这段话,让人见识何为谦谦君子。如果这样的人多一些,社会怎么可能不好呢?

“我是个农家子弟,安徽教育又较邻近各省落后。由这样一个环境出身,又自觉天分有限的青年,虽然意志坚定,也有几分自信,但绝不敢狂妄有极高的自许。先生天才横溢,历教南北各大中小学,识人无数,在学术界有崇高地位,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凡青年,竟然屡次那样的赞许,认为极有前途,自然大大加强了我的信心,使我更能坚定不移地奋发向前。……

“在我坚定的奋斗期间,也一直牢记着先生上面最后一段告诫!自励自惕,不敢或忘。五十年来,我对于任何事都采取低姿态,及后薄有浮名,也尽量避免讲学,极少出席会议,都与先生此刻的告诫不无关系。不过到了我中年以后,先生却又鼓励我多讲学,启迪后进,仍见先生无时不在关心学术、关心社会!”

“我对于先生既很坦诚,也很直率。我读《国史大纲》,深感才华横溢,理论精辟,迥非一般通史述作可相比肩,将为来日史学开一新门径。惟行文尚欠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故曾向先生建议,再加几年功夫,作更进一步的整理。

“一方面就当补充处加以补充,一方面就文字加以修饰,每节每章写成浑体论文;若能力求通俗化更好。先生曰:‘你的意见有理,但书已出版,即不想再在上面琢磨,只有期待后人继续努力了。’”

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期

严耕望先生在离开齐鲁研究所准备回家省亲,因湖北战事复起,归路中断。他计划进编译馆。钱穆先生为他写一封介绍信给馆长。当时馆长生病请假,代职人心地狭窄,甚难被录用。严耕望想先生介绍信云“倘能予一位置,感同身受”,情辞恳切如此,万一被拒,大失先生颜面,所以决然作罢。

后来,严耕望先生毛遂自荐,给傅孟真所长写信连同论文三篇,得以如愿进入史语所。

“史语所的高级研究人员,除了极少数为钱先生的同辈学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傅先生的学生,他们都已晋升到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而我只是个助理员,地位悬殊,年龄也小十岁之谱,一般言之,应当以后辈自处。但我很迂执,想到钱先生与傅先生为同辈学人,所以我对这辈年长同事,虽然极为客气礼让,但名分上仍只以同辈看待,以免对于钱先生有所伤害。这一点似乎显得有点倨傲,不过我对人的态度始终如一,不因自己地位日高而有所改变,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了然,不以为忤!”

“我在史语所工作十九年中,一直秉持初入所时已定原则,自己专心努力做学问,一切都不计较。至于升级问题,不但不曾向所方有所要求,亦不曾表示有此类意向。……

“先生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因此到台湾物色教师,……我当然也是先生心目中要约聘的一人。但我并未接受先生的美意。其实那时我的生活环境极其困难,一家五口,每餐只有一两碗蔬菜佐膳,于情于理,都应该遵从先生意旨到新亚工作。我所以要做那样不合寻常情理的决定,主要的是自己觉得学术基础尚未稳固,一到新亚,可能为先生所重用,不能再埋头做研究工作。”

(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

四、新亚书院时期

1964年,严耕望先生因为“事出偶然”原因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任教。到香港后,乃知钱穆先生已提出辞职。先生的摆脱校务,萌念甚早。严耕望先生很认同。以下他有一段真诚的想法:

“新亚书院虽然办得有声有色,成绩卓著。但我总感到先生天才横溢,境界亦高,是学术界一位不世出的奇才,在五十岁左右之前,迭出几部极有分量的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庄子纂笺》,皆为不朽之作。

“五十岁稍后,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但时局不安,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虽有述作,但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诸书远有逊色!我想兴学育才虽有功教育文化于一时,但那只要中人之资即可胜任;先生奇才浪掷,对于今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深为惋惜。(提到胡适先生心脏病发离世之事),一个真正学人办行政,实在不适合,因此想到钱先生亦已高龄,应当放下行政工作,自信我们师生间无不可谈,遂于三月中旬毅然作书,表达此意。”

很快得先生手教说:

“即日奉来书,想念之意,溢于纸外,诵之甚慰。惟儒家处世,必求有一本末终始之道。穆在此办学亦出一时之不得已。惟既已作始,应有一终。此刻尚非其时。……年岁日迈,精力有限,即复摆弃百事,亦恐不足副相知如吾弟者之深望耳!回顾民国二十六年后,此二十五年全在乱离窘迫中过去,岂能无慨于中!”

(左起:严耕望、钱穆、余英时)

有关校订《国史大纲》

1972年,商务印书馆拟重出版《国史大纲》,钱穆先生请严耕望先生提意见:

“遇弟意认为当增删改动处,逐条见告,穆当酌量采用。又……或欲穆一一增写出处。其实书中似有交代;其未交代者,今欲一一补入,则颇费精神,不知弟意如何?”

严耕望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论说:

“我对于此书之校读增补,自乐为之,并愿尽力协助。至于增补出处,承先生早年相告,系陈寅恪先生意见,但我并不以为然。盖此书以通识擅胜,与考证之作大异。考证之作,重在实证,必须一字一句明其来历。如无明显具体证据,必当详为辩解,为之证明;但不当议于通识著作。

“通识之作,尤其通史,重在综合,重视章节布局,提出整体意见。就一个时代言,须综观全局,作扼要说明;就前后时代言,须原始要终,通变今古;不在一事一物之点滴考证。核实论之,一部通识性大著作,固然也要以考证功夫为基础,缺乏考证功夫与经验,即很难提出真正中肯之通识性论点;但不能要求其叙事论说之尽合乎考证标准。……

“还有一层,有些大问题,只能凭作者的才智与深厚学力,提出简要的慧解,很难在有限篇幅中原原本本加以证明;只有让看书多、程度深得读者,循此慧解的线索,自己体会,获得了解。此等处,一点一滴的考证方法,几难有用武之地,何能事事注明出处?

“我当时即略本此意,向先生陈述,认为《史纲》为书,叙事或略出处,不足挂怀。陈先生从考证法度指出此类小弱点,不足介意。若今日再逐句寻出处,费大事而就小功,殊不值得。与其在这些小处着墨,不如在大处加工,完成一部通体融会到通史读本。……

“我此时再次通读《史纲》一过,对于先生才识,益加惊佩。二月五日矫毕全书,曾作一条日记说:‘此次校阅,比较仔细的看了一过,得益不少,益惊佩宾师思考敏锐,识力之卓,当上追史迁,非君实所能及。再读此书,此信益坚。惜当时未能好好的写,只将讲义草草改就付印,不能算是真正的史著!……然即此讲义,已非近代学人所写几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项背,诚以学力才识殊难兼及!’……

“今又十八年,我的看法,依旧未变。只惜自七七抗战军兴,扰攘数十年,先生健壮的中年时代,一直不安,只成就一间新亚书院,造就不少青年,自己却未能专注学术工作,致天赋奇才未能尽量发挥,继史迁、君实成就通史大业。此实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弥补之重大损失,不知何日再出奇才,思之慨然!”

(钱穆先生)

谈学术专著与通识文章

谈学术写作时,严耕望先生有以下感慨:

“按此信前文谈《史纲》,深感今时能读者已不多;又一信谈到《朱子新学案》,亦云难觅读者。此两书皆为先生才学所萃、不朽之作,而读者不多。《中国史学名著》诚然有不少超卓新颖的宝贵意见,为一般史学史家所不逮;但究属散论随笔性文字,非严肃精审之论著,而读者反多,故先生有此喟嗟!此点为真正学人一莫可奈何心情,我的经验更有强烈的感受。

“记得我在史语所的前十年,在《集刊》已发表不少学术性论文,兼有专书出版,但似并无多少读者。倒是在《大陆杂志》与《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等处所发表的不成熟、自己不重视的文章,却反而读者很多。

“大约正式著作,矜谨严肃,读来通常都较困难,不但理解不易,而且也较枯燥,程度弱的读者,更烦厌生畏。作者若以非研究性的态度,用简略文字表达,一般人始能较易接受。其实这种较低水准的不负绝对责任的述作,写来实较容易,只是很难谨严缜密作准确的表达,在学术水准上势必大打折扣,难入真正著作之林,不能期其有恒久的价值。

“但时代如此,亦莫可如何!只得在谨严著作之余,用点时间写些较轻松的文字,以迁就读者,诱导他们渐入深境。所以学术著作固当‘阳春白雪’,有高度水准,但‘下里巴人’亦不能尽废!”

谈著书戒速成

严耕望先生提到钱穆先生在信里谈《史纲》校订事,说到惮于改作云:“一书既成,亦只有仍之。若要在体裁或内容有改进,此极费力,所以著书戒速成也。”他颇有感慨:

“此类语,学术工作者应当视为一大警戒。……1983年秋,我着手整理《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对于原稿采纲目体不很满意,想改为复合体,文章将会较佳,读者亦较方便。但考虑到170万字的旧稿,若全盘改写,花的功夫太大,时间也来不及;结果只好仍存原稿体式,此亦为论著改作不易之一例。”

坚守学术岗位

1973,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牟润孙将退休。唐君毅先生和梅贻宝校长都希望严耕望先生能考虑应征此职,而且答应尽量不影响其研究工作。但严耕望先生考虑后,还是没有答应。他的想法如下:

“居高位,人事关系定较复杂,社交应酬也必增多,增加许多麻烦;而且就我个人而言,只有牺牲,并无好处。就收入言,原有薪水已很够用,再增加,亦无必要。至于一般人所看重的名位,我自信已不必任何高级职位头衔来作装饰了!这不是我过分自负,而是觉得,若有志事功,名位权力诚不可少;但就一个纯学人而言,任何高级名位头衔都是暂时的装饰,不足重视;只有学术成就才是恒久的贡献;必须坚持。……

“而且我这个人,一向以道家自处,以儒家待人;但若做事,则心向法家,奉法有所作为。但又自知应无应事之才,故只用所长,不用所短;既可保持生活闲适,稳步在学术上求长进;又可避免尸位素餐,于公无益,于己有害!”

钱穆先生赞同其决定,来信说道:“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惟老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先生知我最深,所以他的意见正是我的考虑。前次我希望先生为学术急流勇退,这次先生欣喜我为学术作出反常的决定,更显得我们师生心神俱契。”

(钱穆先生)

其他治学论说

严耕望提到钱穆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和期望时,说道:

“我从未闻先生向同门以外的学人为我吹嘘。一次我推荐一位好友,也是先生最欣赏、最期许的学生,当选院士。事后我拜见先生,先生并不感到高兴,淡然地说‘迟十年更好’!可见先生对于自己最欣赏的学生期许极高,不想其早日向社会崭露头角,怕影响其将来的发展。此与台湾一般前辈学人极力提拔得意的学生,使居要职,往往影响其学术前途者,大不相同。此等处亦见先生意趣宏远,与时辈迥异!”

1986年夏,莲生与我都到台北出席原是会议,一日告诉我说:‘我去看了钱先生,谈到你。先生说你是专家之学,我说你现在已不只是专家了。’我想先生与莲生都很正确。莲生以现在一般标准论人,我诚然已相当博通,不专守一隅。先生一向标准极高,希望我更上层楼,故持论不同。

自度我的基本功夫与成就诚然只在制度史与历史地理几部专著;虽欲再力争上进,但已强弩之末,诚如五十年前先生警惕我:‘纵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历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一语定我终身,何其神耶!莲生传述他与先生的对话犹在耳际,不意八十日内,良师益友一时俱逝,使我顿有孤单寂寞之感,痛何可言!

记得宾四师曾有一次谓我曰:‘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此论近似诡异,但想起来,确有至理。”

在书末,严耕望先生叙述了他对傅斯年先生的感念:

“在生活稍稍安定后,我去谒候傅先生,他问我生活情形,我说还不错,他很感慨的说,你真能安贫乐道,生活容易满足。……

“至今想来,我之能有今天这一点成就,一大半当归功于史语所的优良环境——图书丰富,工作自由,并且生活安定。一个研究工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内心能把持的住,不怕坐冷板凳,不为外物所牵,不为权位名利所役,加以头脑稍稍灵活一点,他之能有相当成就,是绝对可以预期的。

“诚如李济之先生所说,我是充分的利用了史语所的优良环境!然而若非傅先生的远见,建立了那样好的环境,让有志之士能从心所欲的研究,又若非他让我进入研究员,并尽可能的照顾,那么我虽然具备了内在的一切条件,但浮沉在这样一个纷乱不安的社会中,纵然今天仍可能在大学中觅得一枝棲,但要想在学术上有一点真正的成就,那就绝对不可能了。所以每当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对于这位前辈学人傅孟真先生,总是寄予永恒的无限的感念!”

来源 | 豆瓣 @逍遥游  整理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是199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严耕望。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九州出版社读书会》201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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